梁啟超在《戊戌政變記》一文中說：「喚起吾國四千年之大夢，實自甲午一役始也。」
梁啟超說：「苟有新民，何患無新制度，無新政府，無新國家。」
梁啟超說：「吾愛孔子，吾更愛真理。」
梁啟超說：「戰士死於沙場，學者死於講座。」
梁任公將「萬惡淫為首，百行孝為先」改易二字，變成「萬惡懶為首，百行勤為先」，他常常用這句話自勉，學勉勵弟子們。
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評述說：墨子領頭的「先秦諸子之復活，實為思想解放一大關鍵」。
梁啟超評論科舉說：「夫科舉非惡制也，所惡乎疇昔之科舉者，徒以其『所試之科目不足致用也』。」
梁啟超提倡國民性，他說：「每個人都要把自己的天賦良能發揮到十分圓滿。德國之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失敗，就是人民的個性被國家所吞沒的緣故。」
梁啟超在《李鴻章傳》序言中寫道：「吾未見有蓋棺後數十年數百年，而論猶未定者矣！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論人者將烏從而鑒之。曰：有人於此，譽之者千萬，而毀之者亦千萬；譽之者達其極點，毀之者亦達其極點；今之所毀，適足與前之所譽相消，他之所譽，亦足與此之所毀相償；若此者何如人乎？曰是可謂非常人矣。其為非常之奸雄與為非常之豪傑姑勿論，而要之其位置行事，必非可以尋常庸人之眼之舌所得燭照而雌黃之者也。知此義者可以讀我之《李鴻章》。」……「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同時，梁啟超也批評李鴻章「不識國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勢，不知政治之本原」。
梁啟超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一文中說，若想使一國的道德、宗教、政治、風俗，乃至人心煥然一新，必須多寫小說。因為「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故」。
梁啟超誇讚胡適的《嘗試集》說：「讀竟，歡喜讚歎得未曾有，吾為公成功祝矣。」
梁啟超評價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則說：「凡關於知識論方面，到處發見石破天驚的偉論，凡關於宇宙觀人生觀方面，什有九很淺薄或謬誤。」
現代漢語中有許多辭彙從日語轉譯而來，如「經濟」、「銀行」、「準備」等等。梁啟超以「經濟」為不妥，因為古代漢語中的「經濟」一詞，意為「經國濟世」，他因此提議以中國固有的「平準」來代替，並在自己的著作中首先使用，但未能得到推廣，而通過日語翻譯而來的「經濟」一詞，卻成為現代最常用的漢語辭彙之一。
梁啟超提倡「趣味主義人生觀」，他說「生活在趣味之中，生活才有價值」但是他認為「賭錢、吃酒、做官都是沒有趣味的」。
梁啟超提倡新其民以新其政，並倡議成立「知恥學會」，提倡「自誦其恥」。
梁啟超說，當光緒、宣統之間，全國有智識、有血性的人，可算沒有一個不是革命黨。主義雖然全同，但手段卻有小小差異：一派注重種族革命，說是只要把滿洲人攆跑了，不愁政治不清明；一派注重政治革命，說是把民治機關建設起來，不愁滿洲人不跑。
宋教仁被刺殺，梁啟超寫了一文《暗殺之罪惡》以自辯，文中寫道：「有人以為，暗殺了這種對國家舉足輕重的人物，政局必然跟著大變化。其實不然。某名士之死，對政局轉變的好壞雖有所影響，但無法根本改變。況且政治現象是由全社會勢力所造成，其嶄露頭角的人物，不過是此種社會勢力所代表。若暗殺的是第一流的好人，則第二流的好人必繼而代之，但第二流的好人，沒有第一流的好人賢明，這就會減緩或推遲社會的進步。若暗殺的是第一號的壞人，則第二號的壞人也會繼而代之，而第二號的壞人比第一號的壞人更差，則會使社會的惡分量增加，效果更壞。」
梁啟超把經濟學說視為20世紀最重要的學科，定為中國的「救亡之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