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為精神領袖的立憲派在辛亥革命中起了關鍵作用：此前半年，他一面奮筆疾書，聲援四川保路運動、聲討清廷「違法借債之罪」；一面參預謀劃宮廷政變及「國會請願」，逼清廷兌現承諾。梁的這些言論，使國人對滿清覆滅有了思想準備。1912年，梁啟超應袁世凱之邀回國，京城轟動，歡迎盛況空前。
1912年10月，梁啟超自日本回國。黃興迎至天津碼頭，頗有修好提攜之意。然而梁乘坐的輪船因浪未能及時進港，黃空等一天後離去。黃興認為梁是有意避不見面，雙方又增加了一層誤會。
此次梁啟超流亡回國，歡迎盛狀空前。在北京居留的十二日可以說是他一生最極盡風光的時光。梁啟超在給長女的信中春風得意，興奮不已：「此十二日間，吾一身實為北京之中心，個人皆環繞吾旁，如眾星之拱北辰。」
梁啟超回國前，袁世凱本欲準備前清軍警官所的官舍為其行館，但袁聽說梁對人言「曾文正、李文忠入京皆住賢良寺」，即「飭人鋪設賢良寺」梁大嘆「此公之聯絡人，真無所不用其極也」。
梁啟超抵京之日，袁世凱的代表、政府各部次長、參議院議員、各政黨代表一行數百人，在正陽門車站迎接，交通為之一滯。
梁啟超曾自得的描述榮歸時的情形：
「都人士之歡迎，幾於舉國若狂……吾除總統處，概不先施，國務員至趙總理以下至各總長，皆已至，吾亦只能以二十分談話為約，得罪人（架子似乎太大）甚多，然亦無法也。每日必有演說，在民主黨演說時，喉幾為啞。
此次歡迎，視孫、黃來京時過之十倍，夏穗卿丈引左傳云：謂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
孫、黃來時，每演說皆被人嘲笑（此來最合時，孫黃到後，極惹人厭，吾乃一掃其穢氣），吾則每演說令人感動，其歡迎會之多，亦遠非孫、黃之所及。
民主黨，共和黨、統一黨、國民黨，其他如同學會、同鄉會、直隸公民會、八旗會、報界、大學校工、商會、軍警俱樂部等，尤奇者則佛教會、及山西票莊、蒙古王公等都排隊等候。
昨日吾自開一茶會於湖廣會館，答謝各團，此會無以名之，只能名之曰『李鴻章雜碎』而已。
每夜非兩點鐘客不散，每晨七點種客已麋集，在被窩中強拉起來，循例應酬，轉瞬又不能記其名姓，不知得罪幾許人矣。
袁世凱月饋三千元，已受之。一則以安反側，免彼猜忌，二則費用亦實浩繁，非此不給也。」
梁啟超發表了長文《中國立國大方針》，希望袁世凱「以拿破崙、華盛頓之資格，出而建拿破崙、華盛頓之事功」，「為民族立豐碑，為萬世開太平」。
袁世凱在總統府為梁啟超召開歡迎會，讓全體內閣成員作陪，袁在歡迎詞中說：「值用賢之際，高才駕臨，實乃國家之福！」梁答謝道：「今我受此盛名盛情，當擯棄一切雜念，唯臨時大總統馬首是瞻，以諸位賢達作楷模，為了國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