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寧陳氏一門，實握世運之樞軸，含時代之消息，而為中國文化與學術德教之所託命者也。——吳宓《空軒詩話》
吳世昌與唐蘭縱論天下飽學之士曾大言云：「當今學者稱得上博極群書者，一個梁任公（梁啟超），一個陳寅恪，一個你，一個我。」
吳宓在哈佛初識陳就向朋友宣稱「合中西新舊各種學問統而論之，吾必以寅恪為全中國最博學之人」。
傅斯年也說陳寅恪「在漢學上的素養不下錢曉徵」。
傅斯年對陳寅恪這樣評價：「陳先生的學問，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
梁啟超向人介紹陳寅恪說：「陳先生的學問勝過我。」後來梁啟超向清華大學校長曹雲祥推薦陳寅恪時說：他的著作「還比不上陳先生寥寥幾百字有價值」。
美國弗吉尼亞大學教授汪榮祖說：「陳寅恪在現代中國史學上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在國外影響也很深遠。」
日人白鳥庫吉稱其為中國最博學的人，卻完全沒有俗世的聲名。
一位美國學者寫《論韓愈》一書，特在扉頁上註明；將此書獻給陳寅恪先生。
胡適留美時的「文學知音」、現代中國第一位女史學家陳衡哲（莎菲，1893～1976）曾這樣評論：牛津聘請陳寅恪，證明中國的學術，已經受到西方學界的重視。但她又頗帶自豪地加上一句：以陳寅恪的學問，他在牛津講學，能聽懂的恐怕寥寥無幾。
胡適說：「讀陳寅恪的論文若干篇。寅恪治史學，當然是今日最淵博、最有識見、最能用材料的人。」
1946年4月16日，胡適在日記中寫道：「寅恪遺傳甚厚，讀書甚細心，工力甚精，為我國史學界一大重鎮，今兩目都廢，真是學術界一大損失。」
季羨林說：「寅恪先生為一代史學大師。這一點恐怕是天下之公言，絕非他的朋友們和弟子們的私言。」
季羨林這樣回憶陳寅恪：他繼承了中國「士」的優良傳統：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對青年學人，只談優點，一片愛護青年學者的熱忱，真令人肅然起敬。
吳宓說：「始宓於民國八年，在美國哈佛大學得識陳寅恪。當時即驚其博學，而服其卓識。馳書國內諸友，謂今中西新舊各種學問而統論之，吾必以寅恪為全國最博學之人……寅恪雖系吾友而實為吾師。」
1967年，周總理在一次接見廣州學生造反組織頭目會上談到「古為今用」時說：「你們可以請教中山大學陳寅恪先生……」
俞大維說：陳寅恪平生的志願是寫成一部《中國通史》，及《中國歷史的教訓》，在史中求史識，「因他晚年環境的遭遇，與雙目失明，他的大作Magnum Opus未能完成，此不但是他個人的悲劇，也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悲劇」。
勞幹說：「二十年來的歷史研究，國內幾個好的大學及研究機關，雖然都有他們的貢獻，但孟真主持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的確能做到中心地位。尤其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有關歷史部分在陳寅恪先生以歷史學先進、謹嚴而淵博的方法領導之下，影響尤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