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與羅振玉是浙江同鄉，二人不僅僅是兒女親家，羅振玉對王國維來說，是老師，是摯友，對王國維有知遇之恩。
1896年，羅振玉在上海組創學農社並設立農報館，編輯出版《農學報》，需要聘用翻譯人員，以便把歐美及日本的農科書籍和農學書報介紹到中國來，乃於1898年6月以私人資本在上海新馬路梅福里開設東文學社。
據羅振玉的外孫劉蕙孫講，戊戌年正月初二，羅到《時務報》館給館主汪康年拜年，進門以後，闃然無人，一直走到樓上，見一小房間里有個人，桌上放一包花生米，攤著一本書自斟自酌，不覺有點奇怪。進房一看，其人讀的是《文選·兩都賦》，斟的是紹興酒。益覺奇怪，進而問詢，那人乃起身讓坐，原來是《時務報》校對員海寧人王靜安（王國維字靜安），對坐攀談，覺得此人才華和學養都不平凡。繼又看到他為同捨生撰題的扇面上有詠史絕句，其末句為「千秋壯觀君知否，墨海西頭望大秦」，乃「大異之」，認為他確有過人之才，遂勸他入東文學社，並說王有秀才功名，可以直接進入師範班。又說，他身為公學監督，願助一臂之力。王說：「奈生計何！」羅乃問明每月工資30元，遂說：「你去讀書可也，我在《農學報》館給你掛個名，閑時寫寫文章即可，月薪40元，則家用及本人生活都可以維持了。」王遂入東文學社學習。是年王國維才22歲，他後來能夠成為大學者，跨進東文學社門坎這一步，實在是一個難得的契機。王國維非常感激，當年曾寫詩以「匠石」隱喻羅振玉：「匠石忽顧視，謂與凡材殊。」
1911年11月，羅、王二人聯袂東渡。之前，王國維的興趣本來在西方哲學，到這時斷然轉向了國學。據劉蕙孫回憶，這也是羅振玉力勸王國維的結果。
從二人相識開始，王國維的大多數重要活動幾乎都與羅振玉密切相關。留學日本，系羅氏資助之；到南通師範學院講學，系羅氏推薦之；入京任晚清學部官員，系羅氏帶領之；乃至於王國維先學西學，後轉而專治國學，也是羅振玉相勸之功……徐中舒《王靜安先生傳》記：「辛亥之役，羅氏避地東渡，先生亦攜家相從，寓日本之西京。羅氏痛清室之淪亡，於西洋學說尤嫉恨之。至是乃欲以保存舊文化之責自任，且勸先生專治國學。先生乃大為感動，遽取前所印《靜安文集》盡焚之。」
羅振玉學問不及王國維，但在其他方面則長袖善舞，當過末代皇帝的老師，參與重要的政治活動，還有很強的經營手腕……他對王國維有恩，但也讓王國維做了許多事情。而王國維性格憂鬱悲觀，埋首學術，不問功利，是典型的學者氣質，人稱他「老實到像火腿一般」。據說，羅振玉不少重要的學術成果其實本是王國維的，有人講羅振玉的《殷虛書契考釋》，剽竊了王國維的研究成果；有人講王國維投水自盡乃羅振玉所逼……
無論如何，在王國維的長子亡故之前，王國維與羅振玉之間的關係一直是非常好的。當羅振玉將自己的女兒嫁給王國維的長子後，雙方自然是親上加親，像一家人。
王國維的長子潛明是個不願依賴父輩、喜歡過獨立生活的人。1919年9月，他在與羅振玉三女孝純婚後不久，從上海工部局所辦育才公學肄業，並由校方介紹，考入了海關。翌年，調至天津海關，寄居嘉樂里岳父家中。不久，海關新建公寓落成。羅氏念小兩口才結婚，尚無生活經驗，勸他不要急於另立小家庭。王國維也來信對他說，你剛入海關，工薪有限，還是住在岳父家中，既可節省開支，又彼此有所照應，要他聽從羅氏勸告。但王潛明還是執意遷出羅宅，搬入公寓，過起了獨立的小家庭生活。
1925年5月底，潛明奉調上海海關。翌年9月26日，在上海病逝，年僅27歲。那位做了遺孀的孝純，時年僅24歲，與潛明完婚八載，先後生有二女，王國維十分喜愛。不幸的是，兩位寶貝孫女均已在1924年夭亡。
王國維是在料理潛明喪事後，於10月15日自滬乘車返京。其間還託人在海寧為潛明購置了墓地。在處理潛明後事過程中，發生了一些「誤會」，不僅激化了所謂婆媳家庭矛盾，還致使羅、王兩親家為潛明遺款的收存問題，打起了筆墨官司！
原因是羅振玉在潛明醫療問題上曾指責過女兒「偏執」，所以王國維在潛明遺款的問題上，也以長輩的身份不客氣地批評了長媳「無理」，並請羅氏喻以「正理」。孰料，羅振玉非惟不「喻」，反過來還予以袒護。筆墨官司愈打愈烈，最後終於導致了羅、王「三十年金石之交」破裂！
按照這期間羅、王來往書信落款時間，大致三天一信，六天一往返，由齟齬而交絕，歷時20天。從書信行文口吻看，王國維始終珍惜舊誼，而羅氏則咄咄逼人，直至最後一信，說自己發斷交信「殊非我心所欲」，似乎透出了些許悔意，但仍指責王國維「來書嚴峻」。
羅振玉的侄子羅守巽晚年說：先伯父（羅振玉）性子急，脾氣大，待人處事欠冷靜。兩親家晚年失和，同他的這個「脾氣」有很大關係。但真正的原因是，羅振玉認為，王國維來信中自稱「我輩皆老」，這不是由女及父，在批評他做父親的不是，尤其是信中十分嚴正地講到「蔑視他人人格」，實際上是批評他父女倆有悖「聖人之教」。
據羅振玉的長孫羅繼祖當時已經十四五歲，據他說，姑母（即羅孝純）婚後與潛明繼母潘氏夫人關係處得不好，中間又受到僕婦們的挑撥，以致婆媳「感情冷淡」。潛明病亡，王國維夫婦到上海主喪；羅氏「痛女心切」，也赴滬探視，兩親家因而發生爭執，事情越鬧越僵。他這樣追述羅、王爭執經過：潘夫人處置善後偶爾失當，姑母泣訴於祖父，祖父遷怒於王先生，怪他偏聽婦言，一怒而攜姑母大歸。……三十年夙交感情突然破裂，原因是祖父脾氣褊急，平日治家事事獨斷，而王先生性格卻相反，平日理頭治學，幾於不過問家政，一切委之閫內。……事情鬧僵，又沒有人從中轉圜，以至京津雖密邇，竟至避面，直到王先生逝世。
不過，這都是出於羅氏後人的申述。「羅王交惡」，表面上看起因於潛明「遺款」問題，卻非出「一時之誤會」，乃是由於心中早有不滿。在此之前，至少有兩件事情頗使羅氏耿耿於懷。
一件是1923年5月，王國維入小朝廷不久，書告羅氏：自己的《觀堂集林》已在滬裝訂，打算將其中的精印本「進呈」博儀。羅亦趁此將他自己的《殷虛書契前後編》及《考釋》從天津寄到北京，請王國維托書店做了黃綾套代為「奏呈」。這使初入「南書房」的王國維頗感為難。因為他知道羅振玉與小朝廷內鄭孝胥等人有矛盾，便複信表示：為避嫌，擬待「數月以後」再辦。羅很生氣，當即回信，要王不必做書套代呈了，將原書交人「攜津」。
另一件是潛明在天津海關工作時，小兩口皆暫住羅宅，故王國維常去天津看望，而兩親家見面的話題則是溥儀及小朝廷內的人事紛爭。羅氏及薦王入「南書房」的升允以「老派」自居，要聯名上奏摺參劾以鄭孝胥為首的「新派」，讓王代呈。王國維回京以後，卻聽到了自己的老朋友金梁及溥儀的岳父（婉容之父）榮源對升、羅二人「結黨」的議論。他既怕羅氏知道了引起「盛怒」，又怕親家因而受到中傷，故寫信婉言勸羅改「奏」為「函」，建議不必向「皇上」呈奏摺，可直接致信榮源，較為妥帖。這本出於好意，羅氏卻很不高興。
以上兩事，羅、王之間已埋下了「嫌隙」。由潛明喪事而致羅氏發出「絕交書」，乃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尤其與升、羅引薦王入小朝廷，而王不盡聽命，關係極大。
再就羅、王兩家關係而言，直到潛明病重，潘氏夫人與羅宅親家母之間，應該說是處得比較好的，對長媳也一直很關心。所以，王東明（王國維長女）不同意說她母親潘氏夫人處理善後失當，認為這是沒有根據的「臆斷之辭」；因潛明喪事而羅、王誤會以致絕交，「毋寧說是偶發事件較為合理」。那時，王東明女士也已十幾歲了，猶能記當時情景，說：父親最愛大哥，大哥病逝，給父親很深的打擊，已是鬱郁難歡，而羅振玉先生又不聲不響地偷偷把大嫂帶回娘家，父親怒道：「難道我連媳婦都養不起？」然後把大哥生病時的醫藥花費全匯去羅家，他們寄回來，父親又寄去，如此往複兩回，父親生氣得不言語，只見他從書房抱出一疊信件，撕了再點火焚燒。我走近去看，見信紙上款寫著：觀堂親家友（有）道……
但羅氏的那封「絕交書」和其他一些信件被完整地保存下來。王東明讀到「絕交書」後感慨萬分，說：任何一句，無不傷人自尊，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也由此，使我想到被父親焚去的信件，當有更甚於此者。再從父親給羅氏的信來看，無不婉轉謙抑，委曲求全，未發現有惡言相向的。我常常痴想，如果二人不失和，父親傷心時得到摯友的勸解慰藉，迷惘時獲得勸解宣洩，或可打消死志，拉一把與推一把，其結果就不可以道里計了。
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