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高中未畢業，但一直致力於史學研究，學界眾人均對其推崇備至。
從一九一二年起，在十年半時間內，錢穆輾轉四所小學，讀書之餘完成了第一部學術著作《論語文解》，並陸續在報刊上發表文章，漸漸嶄露頭角。時為上海聖約翰大學教授的錢基博（錢鍾書的父親）讀到錢穆的一篇文章，大加賞識。一九二三年，在錢基博推薦下，錢穆轉入他兼職的無錫省立第三師範任教，從此兩人結下厚誼。錢穆對錢基博的友情一直念念不忘，晚年回憶說：「同事逾百人，最敬事者，首推子泉。生平相交，治學之勤，待人之厚，亦首推子泉。」
在無錫三師時，錢穆已經完成《國學概論》，並開始撰寫其代表作《先秦諸子系年》。一個偶然的機會，著名學者蒙文通看到他的文章，慕名前來造訪，打開「系年」手稿便被吸引了，在回南京的車上迫不及待地讀了起來，認為該書「體大精深，乾嘉以來，少有匹矣」。
錢穆的《先秦諸子系年》，陳寅恪不止一次加以稱讚。陳寅恪稱《先秦諸子系年》「極精湛」，「自王靜安（國維）後未見此等著作」。陳寅恪將錢穆之著作與自己最尊崇的王國維著作相提並論，可見陳對此書的讚賞。
陳寅恪曾在多種場合表示對《先秦諸子系年》一書的稱道。如朱自清日記載，陳寅恪於1933年4月在葉公超晚宴上「談錢賓四《諸子系年》稿」，「謂作教本最佳，其中前人諸說皆經提要收入，而新見亦多。最重要者說明《史記·六國表》但據《秦記》，不可信。《竹書紀年》系魏史，與秦之不通於上國者不同。諸子與《紀年》合，而《史記》年代多誤。謂縱橫之說，以為當較晚於《史記》所載，此一大發明。寅恪雲更可以據楚文楚二主名及《過秦論》中秦孝公之事證之」。
1934年5月16日，楊樹達出席清華歷史系研究生姚薇元口試會。會後，陳寅恪對楊「言錢賓四（穆）《諸子系年》極精湛。時代全據《紀年》訂《史記》之誤，心得極多，至可佩服」。
陳寅恪對錢穆的《國史大綱·引論》也給予肯定。錢穆的《師友雜憶》記載，1939年3月，參加中央研究院評議會的張曉峰於會後探訪其時卜居宜良的錢穆，轉告陳寅恪對《國史大綱·引論》的稱道：張其峋曉峰來昆明出席中央研究院評議會，晤及陳寅恪。寅恪告彼近日此間報端有一篇大文章，君必一讀。曉峰問，何題。乃曰，錢某《國史大綱》引論。曉峰遂於會後來宜良，宿山中一宵，告余寅恪所言。
顧頡剛則稱讚《先秦諸子系年》「作得非常精鍊，民國以來戰國史之第一部著作也」。當時年長錢穆一歲的顧頡剛，已是中國學術界大名鼎鼎的人物，雖與錢穆素昧平生，但讀《系年》稿後，對他的史學功底和才華大加讚賞，並說：「君似不宜長在中學中教國文，宜去大學中教歷史。」
當時的錢穆與顧頡剛兩人，在學術地位上相去甚遠，其研究方法、學術觀點等也不盡一致，但是顧對錢仍是關愛備至。錢穆從燕京大學辭職後，顧頡剛於1931年3月18日，給胡適去信，極力推薦錢穆代替自己，到北大任教。信中說：「……我想，他如到北大，則我即可不來，因為我所能教之功課他無不能教也，且他為學比我篤實，我們雖方向有些不同，但我尊重他，希望他常對我補偏救弊。故北大如請他，則較請我為好……他所作《諸子系年》，已完稿，洋洋三十萬言，實近年一大著作，過數日當請他奉覽。」胡適一向好提攜後進，也賞識錢穆的學識，於是錢穆便到嚮往已久的北大任教了。
胡適相當賞識錢穆，稱錢的《劉向歆父子年譜》乃「一大著作，見解與體例都好」。錢穆在北大史學系講中國上古史（先秦史），有人問胡適關於先秦諸子事，胡適總說：有關先秦諸子事，可向賓四（錢穆）先生請教，不必再問他。胡適還將私藏「孤本」《求仁錄》借給錢研覽。
錢穆初到北平，胡適的弟子傅斯年對他優禮有加，邀至史語所，奉為上賓。
在胡適有生之年，錢穆未能當成中央研究院院士。日後李敖認為這是不公道的，他說：「錢穆的理學怪說固不足論，但他在古典方面的樸學成就，卻更該先入選成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