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春，就讀於清華學校的吳宓和湯用彤，在一起探討國亡時個體生命究竟該如何選擇。湯用彤問：「國亡時，我輩將如何？」吳宓回答：「上則殺身成仁，轟轟烈烈為節義而死。下則削髮為僧，遁於空門或山林，以詩味禪理了此一生。」湯用彤則表示，國亡之後，作為學人不必一死了卻，因為有兩件事可以作為選擇。從小處說，是效匹夫之勇，以武力反抗，以圖恢複。從大處講，發揮學人的內在精神力量，潛心於學問，並以絕大的魄力，用我國五千年的精神文明，創造出一種極有勢力的新宗教或新學說，使中國在形式上雖亡，而中華民族的基本精神和靈魂不滅，且長存於宇宙。這將是中華民族不幸後的大幸。通過這次探討，吳宓深感到自己的修養還不夠。這次探討也是吳宓日後養成了不斷反省自己，進行自我剖析習慣的原因之一。
年輕的吳宓感到，自己在人生的道路上，學問與德行尚無所成，因此，他更覺義務與責任心的重要，對自己的要求也更嚴格。面對當時社會上重私忘公、輕視道義觀念，他在讀了《佛說無量壽經》後，表示自己「誠能犧牲一己，以利群眾，則恝然直前，無復顧慮」。他甚至認為自己在佛經中找到了「以養成深厚高遠之人格」的道理。
吳宓對毛彥文的身世和遭遇很是同情。毛彥文逃婚後，毛父要求她代償三千元債務，才允許她婚姻自主。於是毛彥文的表哥朱君毅向其清華同學及北京各校浙江同鄉募集巨款，吳宓一人獨捐50元，是《募捐冊》上所認捐數目最多之人。
吳宓回憶同梅光迪的談話：「梅君慷慨流涕，極言我中國文化之可寶貴，歷代聖賢、儒者思想之高深，中國舊禮俗、舊制度之優點，今彼胡適等所言所行之可痛恨。昔伍員自詡『我能覆楚』，申包胥曰：『我必復之』。我輩今者但當勉為中國文化之申包胥而已，云云。」這次談話，吳宓極受感動，引諸葛亮《出師表》中「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句，表示其誓死捍衛傳統文化之決心。
吳宓曾說：除了學術和愛情問題，一概免談。
吳宓上課堅持自己擦黑板，有一次找不到黑板擦，他便用自己的衣袖擦黑板。他認為：「一個有道德的人應該隨時隨地想到如何給別人以便利而不給別人添麻煩。」
馮友蘭說：「雨僧（吳宓）一生，一大貢獻是負責籌備建立清華國學研究院，並難得地把王、梁、陳、趙四個人都請到清華任導師，他本可以自任院長的，但只承認是『執行秘書』。這種情況是很少有的，很難得的！」
吳宓在清華留學預備學校就讀時，與同學吳芳吉交好。兩人在一次學潮中雙雙被開除。事後，校長宣布凡寫悔過書的人，均可以恢複學籍，畢業後仍可留學美國。吳宓寫了悔過書，順利畢業，如期出國深造，前途輝煌；而吳芳吉因為拒絕悔過，回鄉當教師，一生清苦。吳宓每思及此事，便覺得愧對好友。吳芳吉英年早逝，吳宓一直照顧吳芳吉的遺屬，幾十年如一日。
組建清華國學院時，吳宓親往王國維家中敦請王國維。在登門之前，吳宓對王的生活、思想、習性專門做了調查研究。到了王國維住所後，吳宓進門後，二話不說，便跪在地上對王行三叩首大禮，然後才起身落座，慢慢提及聘請之事。吳宓此舉，讓王國維深受感動，加上胡適之前所作的工作，旋即答應到清華任教。《吳宓日記》記載：「王先生事後語人，彼以為來者必系西服革履，握手對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決就聘。」
1925年10月22日，吳宓初任清華國學研究院主任不久，受邀為清華普通科學生作了一場名為「文學研究法」的講演。演講完畢，張彭春當場發難，將吳宓諷刺戲弄一番。當時，吳宓覺得自己「空疏虛浮，毫無預備，殊自愧慚。張仲述結束之詞，頗含譏訕之意。宓深自悲苦。緣宓近兼理事務，大妨讀書作文，學問日荒，實為大憂。即無外界之刺激，亦決當努力用功為學。勉之勉之。勿忘此日之苦痛也」。
王國維自沉昆明湖後，吳宓於王靈前自誓云：「今敢誓於王先生之靈，他年苟不能實行所志而淟忍以沒，或為中國文化道德禮教之敵所逼迫、義無苟全者，則必當效王先生之行事，從容就死，惟王先生實冥鑒之。」以後數十年，吳宓始終以此精神貫之。
吳宓有紳士風範。小偷偷了他的西服，他就改穿舊式的長袍和夾克。他走路時總是自豪地挺起胸脯，持手杖，堅持走直而窄的路，絕不抄近路橫穿草坪。和朋友約好下午三點見面，他總會在兩點五十前就到了，但出於禮節意識他會等到三點整始叩友門。
抗戰前夕，清華大學因敲鐘全校聽不到，所以改放汽笛，為此，吳宓上書校長曰：「其音複復，其聲慘慘。」
盧溝橋事變後，吳宓在日記中寫道：「當今國家大變，我亦軟弱無力，不克振奮，不能為文天祥、顧亭林，且亦無力為吳梅村。蓋才性志氣已全漓滅矣！此為我最傷心而不可救藥之事。」七七事變再次誘發了他久違了的「殺身情結」——戰爭破壞，玉石俱焚……但有自殺，別無他途。吳宓和陳寅恪探討局勢，寫詩抒發心中的憤懣。「北都又失好山河，隔歲吟酬涕淚多」，「志事亭林難學步，梅村才薄奈余何？」
吳宓樂於助人，他說：「宓就是樂於助人，並無其他目的，亦不望人報答。」斯言誠哉。20世紀30年代，吳宓的一位學生要去美國留學，但費用不足，吳宓慷慨解囊，支助300元，助其成行，並再三聲明，不用償還。
吳宓生活上節儉自律，不吸煙不喝酒，平常亦粗茶淡飯。他的講課筆記及幾十年的日記本，大多寫在撿來的煙盒上，一頂蚊帳自1938年一直用到「文革」後才退休，用了將近40年。1943年，吳宓離開昆明，所用的毛毯還是早年在美國留學時友人送的，他穿的灰長布衫褪色泛白，磨損極重，幾個布紐襻都快掉了，還是別人在車站上幫他縫合的。
1944年，吳宓即將離開昆明的時候，幾名研究生為他送行，好客的吳宓帶著弟子們上街下館子。吳宓要來菜單，對照牆上懸掛的菜譜，在點菜單子上寫上菜名和單價，一筆一划，工工整整，認真地計算總數，把錢數算好，和自己口袋裡的錢數相符、不超，這才交給堂倌下廚。
在西南聯大時，沈有鼎與吳宓同室而居。吳宓不喜沈有鼎，認為他不講衛生，又自私。沈看到吳宓等室友勤奮用功，喃喃自語道：「如此良夜，盡可閑談，各自埋頭，所為何來。」吳宓聞此言，斥道：「汝喜閑談，不妨去別室去自找談友。否則早自上床，可勿在此妨礙人。」沈有鼎只得默然。吳宓又規定宿舍作息紀律，限十時息燈，勿得逾時，妨他人之睡眠。
吳宓紳士，對女士照顧非常細緻。在路上，遇有車馬疾馳而來時，他就非常敏捷地用手杖橫著一攔，讓女士走在街道裡邊，自己挺身而立，站在路邊不動。等車馬走過才繼續行走。很多人贊其有中世紀的騎士行徑。
吳宓點名，點到「金麗殊」這個名字，情不自禁地說：「這個名字多美。」引起全班哄堂大笑。
吳宓曾為女學生作槍手，將自己翻譯的文章署上女學生名字，並為其推薦發表。
吳宓欲與髮妻陳心一離婚的消息傳出後，招致周圍朋友的極力反對。陳寅恪認為吳宓與毛彥文的感情，盲目而無理性，應當嚴持道德，懸崖勒馬。湯用彤也勸吳宓三思。周光午認為如果吳宓離婚另娶，「將為新女性派人所盡情譏侮；知友如湯、柳、呂、吳諸公皆將失望而絕交」。浦江清見吳宓倍受情感的折磨，善意的幫吳宓想辦法，建議吳宓與毛彥文先後赴美，在美國做朋友或同居都可以，每月寄生活費給陳心一則可。吳宓對這些建議全部否定，認為：「宓之事業及志願，如以戀愛而犧牲，則此愛將無價值，宓在中國，有其職志，未可擅離，以此與離婚較，則離婚所損為較小矣。」權衡再三，吳宓最終選擇了離婚，《離婚聲明》見報登在了《大公報》和《新聞報》上。
1947年「六一」慘案發生後，一向不過問政治的吳宓，對此非常憤慨。他嚴辭譴責國民黨對學生犯下的暴行；當聽到被抓的師生中有武漢大學外文系的教授和學生時，便馬上找到他的陝西同鄉、武漢行轅負責人孫蔚如等人說理，要求無條件地釋放被捕師生。由於國內外強大輿論的壓力，還有吳宓等人的努力，武漢當局終於釋放了所有的被捕師生。外文系教授繆朗山被捕出獄後決定去香港，吳宓馬上幫他買好機票，冒著白色恐怖的危險，親自送他去機場，並在機場等候，直到知道繆已安全到達目的地後，才返回珞珈山。
吳宓在西南師範學院，最忙的是發工資的那天，原因無他，忙於給親友、學生匯款支助他們。每次匯完款，自己便所剩無幾，有時不夠用，便向鄰居錢泰奇借錢度日，並留借條：「今借到錢泰奇先生40元。上月已還清。」
文革開始後，在一次全校的批判大會上，已72歲的吳宓被勒令跪下，一直跪了兩小時。批鬥會結束後，同事劉兆吉悄悄地問他身體是否吃得消，「他說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