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文典初到北大時，曾遭辜鴻銘嘲弄。此後幾年，他在北大一直過的不甚愉快。1921年，他寫信給胡適訴苦道：「典在北大里，也算是背時極了，不如典的，來在典後兩年的，都是最高級俸。照章程上的規定的，授課時間之多少，教授的成績，著述及發明，在社會上聲望等四個條件，除末一條外，前三條似乎都不比那班先生差多少，然而整整五年，總是最低的俸。錢的多寡原不算什麼，面子上卻令人有些難堪，所以典實在不想幹了，只要別處有飯可啖，這個受罪而又背時的Professor（教授），典棄之無異敝屣。」
劉文典曾師從劉師培，但他對劉頗有微詞，認為他「著述徵引的材料，有時只憑記憶」，所以難免失誤。
郭鑫銓在《初識劉文典先生》中記載，劉文典曾說：「別人不識的字，我識，別人不懂的篇章，我懂。你們不論來問什麼問題，我都會予以解答。」
劉文典曾任報社編輯，他曾談對編輯的想法：「這層典很有點抱負，現在的報紙沒有半家編得合法子，典要編起來，完全要改成西洋報紙的樣子，至少也要和日本的報一樣，暇時要做一篇長文章，把全國的報紙都大罵一頓哩」。
當安徽省政府邀請劉文典回鄉辦學時，劉文典對安徽的官員們並不信任，他說：「安徽的那些東西不能共事，所謂大學也不過是那麼一句話而已」。但後來他卻來到安徽大學，在一封寫給胡適的信中，他說明了到安大的理由：「弟所以跑在安慶那樣穢濁的地方討生活，一來是因為安慶有個中學（全省僅剩這一個碩果），小兒可以讀書；二來是受生活的壓迫，所以才忍恥含垢在那裡鬼混，過的生活真苦極了。終日要和一班不相干的人們周旋，簡直是娼妓一般。」
30年代，劉文典在北大開設「校勘學」課程，由於選課的學生少，學校便讓他在教員休息室上課。第一次上課，中文系沒有為他做好課前準備工作，他見狀，大發脾氣道：「這個課我教不了！我沒法教！」學生們面面相覷，不知如何是好。這時教員休息室的工友送上熱茶說：「那哪兒成！像您這樣有學問的先生，北京大學有幾位？您不叫，誰教啊！」劉文典這才消了氣，轉怒為喜，接著講課。
劉文典潛心研究莊子多年，1939年，他出版了《莊子補正》（附《莊子瑣談》）一書。此書由陳寅恪為之作序，陳在序中毫不吝嗇讚美之辭。此書一出，劉文典便有了「莊子專家」的美譽，劉自己亦當仁不讓。他每次上課講《莊子》時，開頭第一句總是說：「《莊子》嘛，我是不懂的嘍，也沒有人懂！」言下之意是如果他不懂《莊子》，別人就更不懂了，足見其自負。
有人問劉文典古今治莊子者的得失時，劉口出狂言說：「古今以來，真懂《莊子》者，兩個半人而已。第一個是我劉文典，第二個是莊周，另外半個嘛……，還不曉得！」「另外半個」一直說法各異，有人說劉說的是某位日本學者，也有人說是馮友蘭或馬敘倫，因為二人均從哲學角度講莊子，只能算半個。
王彥銘在《劉文典先生的一堂課》中記載道，劉文典一次上課曾講元好問、吳梅村的詩，講完後道：「這兩位詩人，尤其是梅村的詩，比我高不了幾分。」
劉文典上課講到「文人相輕，自古而然」時講的頭頭是道，但到生活中，他卻忘了課堂上講的理論了。他素來看不起新文學作家，認為「文學創作的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學問」。當他獲悉西南聯大準備將沈從文提升為教授時，勃然大怒，公開在課堂上說：「陳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該拿四百塊錢，我該拿四十塊錢，朱自清該拿四塊錢。可我不給沈從文四毛錢！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麼？」
當西南聯大開會討論沈從文提升為正教授時，眾人都舉手同意，惟有劉文典表示異議，他說：「沈從文是我的學生。他都要做教授，我豈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嗎？」
西南聯大時，一次跑警報時，劉文典看到沈從文從他身邊跑過，他立刻面露不悅之色，顧不得自己跑的氣喘吁吁，轉身呵斥道：「你跑什麼跑？我劉某人是在替莊子跑，我要死了，就沒人講《莊子》了！你替誰跑？」
張中行在《劉叔雅》一文中也記載過此事：「……有一跑警報，一位新文學作家，早已很有名，也在聯大任教，急著向某個方向走，他（劉文典）看見，正顏厲色地說：『你跑做什麼！我跑，因為我炸死了，就不再有人講《莊子》。』」
文中子在《劉文典：「半個教授」》中寫道：「劉文典素來看不起新文學和新文學創作家……他在西南聯大的課堂上又開始講笑話：『警報一來，一定要跑。我雖很窮，亦必借錢坐車逃出城外。你們要知道，我還沒有盡傳所學給你們。如果我被炸死，中國文化就被炸去一大半去了。沒有中國文化，日寇就會更猖狂了，所以一定要跑警報。』有一次，他老人家氣喘吁吁地跑到城外防空壕中，恰逢新文學健將沈從文。劉就大聲問沈：『你何必躲警報？』……」
沈從文的妻妹張充和是劉文典的學生，她也確認過劉文典藐視沈從文之事，但她說，所有用白話寫作的人其實都入不了他的法眼，連胡適在內。她認為劉雖然對沈有偏見，卻並無惡意。她說，劉都不把自己當一回事了，世人又何必正經八百地看他？
劉文典嘲笑茅盾說，他「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讀」，那個「盾」字通古漢字里的「楯」字，應該讀「shǔn」。
一日，劉文典與人閑談，當有人問及劉巴金及他的作品《激流三部曲》時，劉沉思片刻後，喃喃地說：「我沒有聽說過他，我沒有聽說過他。」
在西南聯大任教時，劉文典常常對人說：「聯大只有三個教授，陳寅恪是一個，馮友蘭是一個，唐蘭算半個，我算半個。」
劉文典在西南聯大上課時，偶然向學生提及在日本跟隨老師章太炎學《說文》一事，當時劉順便說了一句「魯迅也參加學習」，同時伸出小拇指。50年代時，有人揭發他侮辱魯迅，劉辯解說：「我何嘗侮辱他，中國人以拇指比老大，那是表示年齡的，自古英雄出少年，魯迅是我同學中最年輕有為的，我敬佩他是當代才子，所以伸出小指。」對方無話可說。其實，劉文典比魯迅小了近10歲。
文中子這樣說劉文典：「他的特點就是比以『怪』聞名的劉師培還要怪上三分，所以時人以『才高』、『狂傲』來評價他。」「在北大教授中，劉文典尤以『狂傲』與辜鴻銘齊名。」
周作人回憶同門劉文典說：「其狀貌甚為滑稽，口多微詞，凡詞連段祺瑞的時候，輒曰：『我們的老中堂』。」以下便是極不雅馴的話語，牽連到「太夫人」等人的身上去。張中行也說劉文典每提到段祺瑞總有不敬之詞。
有人記錄劉文典的自敘：「弟近來所發見的，在老大哥面前，說句狂話，實在比石、伯申賢喬梓的東西壞不了許多，要比起曲園來，竟可說『好些』呢！」
有一年，劉文典到京參加全國政協會議，會議間歇時，劉在走道里遇到郭沫若，他斜著眼睛看了郭一眼，鼻子里輕輕「哼」了一聲，走遠了。
雲南大學學生李必雨回憶：
1955年9月，雲南大學中文系召開迎新會。會議開始後不久，一個瘦小枯乾的老人踱著方步走進了會場，手裡還拿著一把茶壺，嘴裡叼著一支「大重九」。正當新生們在竊竊私語，好奇地相互打聽這個「怪人」到底是誰時，系主任劉堯民主動站起來向大家介紹：「這位便是劉文典先生。劉先生學術廣博，古典文學的造詣尤其淵深，對《莊子》的研究更是獨闢蹊徑，成就超卓。現在請劉先生給大家講話！」……
暴風驟雨般的掌聲之後，劉文典微笑著站起身，向台下點點頭，說道：「我一向不參加這類活動。聽說新一屆新生的入學成績不錯，我心裡高興，破一次例，來看望看望大家。我不教你們，教的是你們老師的老師。說到《莊子》，不是什麼研究的蹊徑問題。古今中外的那些『學者』不論經由什麼蹊徑，皓首窮經，勉強算是挨近了《莊子》的，寥寥可數。算起來，全世界真正懂《莊子》的人，總共兩個半。一個就是莊子自己，中國的《莊子》學研究者加上外國所有的漢學家，唔，或許可以算半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