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車賓士著。外面，是白雪覆蓋著的平原，光明、遼闊，正如展現在我面前的生活前程。車內，我身前身後都是普通的勞動人民。這是我平生第一次和他們坐在一起，坐在同一列客車上。我將同他們共同生活，共同建設，我將成為他們中間的一個，不，我現在就是他們中間的一個了。
在撫順上車不久，身旁的一件事情立刻說明我是邁進了一個什麼樣的社會，我是列身於什麼樣的人之間。列車員和一位女乘客攙扶著一個小姑娘，走進我們這個車廂找座位。在我身後有個空座，空座旁的一位乘客把自己的位子一齊讓了出來，給她們坐。那婦女讓孩子在座位上躺好，自己側身偎靠著她，神情十分焦灼。鄰座有人向她探問，孩子是不是有病？有病為什麼還要出門？那婦女的回答是出乎人們意料的。原來她是車站附近的一個小學的教師，小姑娘是她的學生，剛才在課堂上小姑娘突然腹痛難忍，學校衛生人員懷疑是闌尾炎，主張立即送醫院。小姑娘的父母都在很遠的礦上工作，通知他們來帶孩子去看病怕來不及，直接把孩子送到能動手術的礦上醫院，也費時間，於是女教師毅然做出決定，立刻帶孩子搭這趟客車去瀋陽。站台人員讓她先上車後補票，同時叫她放心，他們將打電話告訴瀋陽照應她們。這個簡單的插曲叫我想起了陶淵明說的「落地為兄弟，何必骨肉親」的胸懷，在今天已不是少數人的胸懷。我更想起孟子說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這在今天也已成為現實。我現在所邁進的社會，我現在所參加的行列，原來比我所想像的更高更美呵！
十二月九日，我來到祖國的首都。這是我別離了三十五年的故鄉。在輝煌壯麗的北京站台上，我看見了三年多不見的五妹和二十多年不見的四弟。我和他們緊緊地握著手，聽到叫喊「大哥」的聲音。這是前半生中，妹妹弟弟們從來沒對我叫過的稱呼。我從這一聲稱呼中，感到了在自己家族中也開始了新的生命。
我告別了伴隨我們來的李科員，也告別了同行的老孟。老孟是我們同所的蔣介石集團的八名蒙受特赦的戰犯之一（連我和前偽滿將官郭文林，撫順管理所赦出共十人）。他和前來迎接的妻子走了。四弟給我提起那隻黑皮箱，五妹和老萬走在我兩旁，我們一起走出站台。在站外，我對著站台大鐘，掏出我的懷錶。離開撫順前，所長從我獻交給政府的那堆東西裡面揀出這隻表，叫我收下，我說這是我從前用剝削的錢買的，我不能要。所長說現在是人民給你的，你收下吧！這是我在一九二四年從父親家裡逃人東交民巷那天，為了擺脫張文治，在烏利文洋行想主意時買的那隻法國金錶。從那一刻起，開始了我的可恥的歷史。如今，我讓它也開始一個新生命，用北京的時間，撥正了它的指針。
所長發給我這隻表的那天，對我們蒙赦的十個人說，你們回到了家，見了鄉親們和家裡的人，應該給他們道個歉，因為過去對不起他們。他說：「我相信，家鄉的人會原諒你們，只要你們好好地做人，勤勤懇懇地為人民服務。」我到了五妹和老萬的家裡，所長的話完全證實了，同院的每個人對我都是和藹可親的。第二天早晨，我很想和這些鄰居們一起做點什麼，我看到有人拿著笤帚去掃衚衕，就參加了打掃。我一直掃到衚衕口，回來的時候，找不著家門了，結果走進一個陌生的人家。這家人明白了是怎麼回事，便十分熱情地把我送了回來，並且告訴我用不著道謝，說「咱們還是街坊，就不是街坊，新社會裡幫這點忙又算什麼呀！」
我還見到了七叔七嬸，堂兄堂弟和妹妹、妹夫們。我從七叔這裡知道了家族最新的興旺史，知道了他在人民代表大會上關於少數民族地區視察情況的發言。我聽到了伒大哥的古琴，看到了他給我寫的字。他的書法造詣確實又達到了新的水平。我還欣賞了亻間五哥的花鳥新作。我去看了二妹，這時她已辦起了街道託兒所，據現任郵電部門工程師的二妹夫說，二妹現在忙得連頭暈的老病也沒有了。三妹夫婦，四妹、六妹夫婦，七妹夫婦，我也都看到了，三妹夫婦在區政協正參加學習，四妹在故宮檔案部門工作，六妹夫婦是一對畫家，七妹夫婦是教育工作者。更激動人心的則是第二代。過春節的那天，數不清的紅領巾擁滿了七叔的屋裡屋外。在已經成為青年的第二代中，我見到了立過功勛的前志願軍戰士、北京女子摩托車冠軍、登山隊隊長、醫生。護士、教師、汽車司機。更多的是正在學著各種專業的和讀著中學的學生。這裡面有共產黨員，共青團員，而其餘的人無一例外都在爭取獲得這個光榮的稱號。這些成長起來的青年，又是那些帶紅領巾的弟弟妹妹們心目中的榜樣。
我還會見了許多舊時代的老朋友。商衍瀛在卧榻上和我見了面。他是文史館的館員，因為老病，說話已不清楚。他見了我，面容似乎還有點拘謹的嚴肅，掙扎著要起來。我拉著他的手說：「你是老人而且有病，應該躺著休息。我們是新社會的人，現在的關係才是最正常的關係。等你好了，一塊為人民服務。」他臉上拘謹的神色消失了，向我點頭微笑，說：「我跟著你走。」我說：「我跟著共產黨走。」他說：「我也跟著共產黨走。」我更見到了當過太監的老朋友，知道了他們許多人的近況。他們正在民政局為他們專辦的養老院中安度晚年。
我第一天見到的人差不多都說：「你回來了，要到各處去看看，你還沒逛過北京呢！」我說：「我先去天安門！」
天安門廣場，我是早已從電影、報刊以及家信中熟悉了的。我從銀幕上看到過舉著各項建設成績標牌的遊行隊伍，在這裡接受毛主席的檢閱；我還看到過這裡節日的狂歡活動。我從報刊上還看到過交通民警在這裡領著幼兒院的孩子們過馬路，看到過停在這裡的「紅旗」牌和「東風」牌小轎車。我知道了人民大會堂的巨大工程，是在十個月之內完工的，知道了來自世界各國的外賓在這裡受到了什麼樣的感動。今天，我來到了這個朝思暮想的地方。
在我面前，巍峨的天安門是祖國從苦難到幸福的歷史見證，也是舊溥儀變成新溥儀的見證。在我左面，是莊嚴壯麗的人民大會堂，祖國大家庭的重大家務在那裡做出決定，其中也有使我獲得了新生的決定。在我右面是革命博物館，在我後面矗立著革命英雄紀念碑，它們告訴人們，一個多世紀以來有多少英雄烈士進行了什麼樣的艱巨鬥爭，才給我們爭得了今天的果實，而我也成了其中的一個分享者！
在天安門廣場上，我平生第一次滿懷自由、安全、幸福和自豪地散著步。
我和五妹、儉六弟緩步西行。走到白身藍頂的民族文化宮的時候，五妹關心地說：「大哥累不累？這是頭一回走這麼多路吧？」我說：「不累，正因為是頭一回，特別不累。」
「頭一回」這三個字充滿了剛開始的新生活中。「頭一回」是很不方便的，但我只覺得興奮，並不因此有什麼不安。
我頭一回到理髮店去理髮——嚴格地說，這是第二次，因為三十多年前我在天津中原公司理過一次，但是這一次在理髮店遇到的事還是頭一回。我一坐上座位，就發現了在哈爾濱百貨店裡看到過的叫不出名稱的東西。我問理髮員，旁位上嗚嗚響的是什麼，他說：「吹風。」我問：「先吹風還是先理髮？」他一聽，怔住了：「你沒理過發嗎？」他還以為我開玩笑哩！後來弄明白了，我們都不禁大笑起來。等到我頭上也響起了那嗚嗚之聲時，我心裡更樂了。
我頭一回坐公共汽車，給儉六弟造成了一場虛驚。我排隊上車，看到人們讓老人小孩先上，我也把身旁一位婦女讓了上去，卻不知這是位售票員。她看我不上，就跨上了車，車門隨著關上，車子也開走了。過了一會兒，儉六弟從下一站下了車跑來，我們倆離著還老遠就彼此相對大笑起來。笑過之後，我信心十足地對他說：「不用擔心，決出不了事！」在這樣多人的關懷下，我有什麼可擔心的呢？就在這天上午，我從三妹家附近一個商店裡，剛找回來昨天丟在那裡的一個皮夾子。難道我這個人還會丟了嗎？
北京市民政局為了幫助我們了解北京，熟悉生活，組織了特赦後住北京的一些人，包括從前的國民黨將軍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等人，進行了一系列的參觀。我們看了一些新建的工廠。擴建的各種公用事業以及城市的人民公社等單位，歷時約兩個月。最後，經同伴們的請求，遊了故宮，由我臨時充當了一次解說員。
令我驚異的是，我臨離開故宮時的那副陳舊、衰敗的景象不見了。到處都油繕得煥然一新，連門帘、窗帘以及床慢、褥墊、桌圍等等都是新的。打聽了之後才知道，這都是故宮的自設工廠仿照原樣重新織造的。故宮的玉器、瓷器、字畫等等古文物，歷經北洋政府和國民黨政府以及包括我在內的監守自盜，殘剩下來的是很少了，但是，我在這裡發現了不少解放後又經博物院買回來或是收藏家獻出來的東西。例如，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是經我和溥傑盜運出去的，現在又買回來了。
在御花園裡，我看到那些在陽光下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