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自我估計，又過高了。我遇到了考驗。
全國各個生產戰線上都出現了大躍進的形勢，所方在這時向我們提出，為了讓思想跟上形勢，加緊進行學習改造，有必要進行一次思想檢查，清除思想前進途中的障礙。辦法是在學習會上每人談談幾年來思想認識上的變化，談談還有些什麼問題弄不通。別人可以幫助分析，也可以提出問題要本人講清楚。在輪到我的時候，發生了問題。
我談了過去的思想，談了對許多問題的看法的變化，在徵求意見時，有人問我：
「像我們這樣出身的人，跟日本帝國主義的關係是深遠的，在思想感情上還可能有些藕斷絲連。你跟日本人的關係不比我們淺，別人都談到了這個問題，你怎麼一點沒談？難道你就沒有嗎？」
「我對日本人只有痛恨，沒什麼感情可言，我跟你們不一樣。」
我的話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有人說：「你為什麼這樣不虛心？你是不是還以為比人高一等？」有人說：「你現在是什麼感情？難道你比誰都進步？」有的人舉出許多過去的例子，如我去日本作的詩，我扶日本皇太后上台階等等，說明我當時比誰都感激日本人，現在卻全不承認，令人難以置信。我回答說，我過去與日本人是互相利用，根本不是有感情；我並非看不起在座的人，只是直話直說。這番解釋，並沒有人同意。後來，當我談到逃亡大栗子溝心中懼怕的情形，有人問我：
「日本人要送你去東京，先給你匯走了三億日圓準備著，你不感激日本帝國主義嗎？」
「三億日圓？」我詫異起來，「我不知道什麼三億日圓！」
其實，這不是一件多大的問題。日本關東軍從偽滿國庫里提走了最後的準備金，對外宣稱是給「滿洲國皇帝」運到日本去的。這筆錢我連一分錢都沒看見過，別人都知道這件事，井不當做我的罪行，不過是想了解一下我當時的思想感情而已。我如果能夠冷靜地回憶一下，或者虛心地向別人打聽一下，我會想起來的，但是我並沒有這樣做，而是非常自信、非常堅決地宣稱：「我根本不知道這回事！」
「不知道？」許多知道這回事的人都叫起來了，「這是張景惠和武部六藏經手的事，張景惠這才死，你就不認賬啦？」又有人問我：「你在認罪時難道沒寫這事嗎？」我說沒有，他們就更驚異了：「這件事誰不知道呀！」「這可不是三百三千，這是三億呀！」
到了晚上，我這才認真地回憶了一下。這一想，我忽然想起來了。在大栗子溝時，熙洽和我說過，關東軍把偽滿銀行的黃金全弄走了，說是給我去日本準備日後生活用的。這一定就是那三億日元了。那時我正擔心生命的危險，竟沒把這回事放在心裡。第二天，我又向別人問過，確實是這回事，因此在小組會上向大家說了。
「你從前為什麼隱瞞呢？」幾個人一齊問。
「誰隱瞞？我本來就是忘了！」
「現在還說忘了？」
「現在想起來了。」
「怎麼從前想不起來？」
「忘了就是忘了！不是也有忘事的時候嗎？」
這一句話，引起了難以應付的議論：
「時間越久越記得起，越近倒越忘，這真奇怪。」「原來明明是有顧慮，卻不敢承認。」「毫無認錯的勇氣，怎麼改造？」「沒有人相信你的話。政府保險再不上你的當。」「你太喜歡狡辯了，太愛撒謊了！」「這樣不老實的人，能改造嗎？」……
我越辯論，大家越不信，我想這可麻煩了，人人都認為我在堅持錯誤，堅持說謊了，如果反映到所方去，眾口一詞，所方還能相信我說的嗎？腦子裡這樣一想，活像有了鬼似的，馬上昏了頭。我本來沒有他們所說的顧慮，現在卻真的有了顧慮。「以曾子之賢，曾母之信，而三人疑之，則慈母不能信也！」想起這個故事，我失掉了所有的勇氣，於是我的舊病發作了——只要能安全地逃過這個難關，什麼原則都不要了。不是檢討一下就可以混過去嗎？好，我承認：我從前是由於顧慮到政府懲辦，沒有敢交代，現在經大家一說，這才沒有顧慮了。
三億元的事固然是真的忘了，然而在這個問題上，卻正好把我靈魂深處的東西暴露了出來。
以後小組裡再沒有人對我的問題發生興趣了，可是我自己卻無法從腦子裡把這件事拋開。我越想越不安，覺得事情越糟。明明是忘了，卻給說成是隱瞞；我害怕政府說我不老實，偏偏又不老實，說了假話。這件事成了我的心病，我又自作自受地遇到了折磨。
在從前，我心中充滿了疑懼，把所方人員每件舉動都看成包含敵意的時候，我總被死刑的恐懼所折磨。現在，我明白了政府不但不想叫我死，而且扶植我做人，我心中充滿了希望，不想又遇到了另一種折磨。越是受到所方人員的鼓勵，這種折磨越是厲害。
有一天，看守員告訴我，所長找我去談話。我當時以為一定是問我那三億日元的事。我估計所長可能很惱火，惱我受到如此待遇，卻仍舊隱瞞罪行不說。如果是這樣，我真不知怎樣辦才好。但同時也另有一種可能，就是所長會高興，認為我承認了錯誤，做了檢討，說不定因此稱讚我幾句。如果是這樣，那就比罵我一頓還難受。我心裡這樣搗了一陣鬼，等進了所長的接待室，才知道所長談的完全是另外一件事。
然而由於這次見所長的結果，卻使我陷進了更深的苦悶中。
老所長已經許多日子不見了。這次他是陪著另一位首長來的。他們問過我的學習和勞動情況後，又問起我關於除四害的活動情形。
所長說，他聽說我在捕蠅方面有了進步，完成了任務，不知在這次開展的捕鼠運動中有什麼成績。我說還沒有訂計畫，不過我想我們組裡每人至少可以消滅一隻。
「你呢？」坐在所長旁邊的那位首長問。我這才認出來，原來這是在哈爾濱時，問我為什麼對日本鬼子的屠殺不提抗議的那位首長，不禁有些心慌。沒等我回答，他又問：「你現在還沒開『殺戒』嗎？」說罷，他大笑起來。笑聲衝散了我的慌亂情緒，我回答說，我早沒那些想法了，這次打算在捕鼠運動中一定消滅一隻老鼠。
「你的計畫太保守了！」他搖頭說，「現在連小學生訂的計畫都不只每人一隻。」
「我可以爭取消滅兩隻。」我認真地說。
這時所長介面說，不給我訂指標，我可以盡量去做。談到這裡，就叫我回來了。
從所長那裡回來，我心頭有了一種沉重感。這倒不是因為對平生未試過的捕鼠任務感到為難，而是我由這次談話聯想起許多事情。我想起不久前的一次消滅蚊蠅運動中，所方特意檢查過我的計畫，我想起了由於學會了洗衣服而受到了所長的鼓勵，……所方在每件事情上對我一點一滴地下功夫，無非是為了我「做人」。可是，我卻又騙了一次人，我想，即使捉到一百隻老鼠，也不能抵消我的錯誤。
剛下班的江看守員見我在俱樂部里獨自發獃，問我是不是有了捕鼠辦法，並且說他可以幫助我做個捕鼠器。老實說，我不但沒辦法捉老鼠，就連老鼠藏在哪兒全不懂。我巴不得地接受了他的幫助。在跟他學做捕鼠器的時候，我剛放下的心事又被勾起來了。
我們一邊做捕鼠器，一邊聊起天來。江看守員從捉老鼠說起了他的幼年生活。我無意間知道了他的少年時代的悲慘境遇。我完全想不到這個平素非常安靜、待人非常和氣的青年，原來在偽滿時期受了那麼大的罪。他是「集家並屯」政策的典型犧牲者。由於連續三次集家並屯，寒天住在窩鋪里，他全家感染上傷寒，弟兄八個，死得只剩下了他一個。死掉的那七個弟弟，全是光著身子埋掉的。
我們把捕鼠器具做好，他的故事也斷了。他領著我去找鼠洞，我默默地跟著他，想著這個被偽滿政權奪去七個兄弟生命的青年，何以今天能這樣心平氣和地幫我捉老鼠？這裡所有的看守員都是這樣和氣，他們過去的境遇又是怎樣的？後來，我忍不住地問他：
「王看守員和劉看守員，都在偽滿受過罪嗎？」
「那時候誰不受罪？」他說，「王看守員給抓了三次勞工，劉看守員被逼得無路可走，投了抗日聯軍。」
我現在明白了，不用問，東北籍的所方人員在偽滿時期全是受過罪的。
我按著他的指導，果然完成了任務，而且是超額兩倍。王看守員和劉看守員聽說我捉住了老鼠，都像發現了奇蹟似地來看我的「俘虜」，都稱讚我有了進步。聽著他們的稱讚，我心裡很不受用。這些在偽滿時期受夠了罪的人，把我的「進步」看得這樣重要，而我卻仍在騙著他們！
我每天照常到醫務室工作，照常打掃屋子，給病人量血壓，施行電療，學習中醫，那個矮個子日本戰犯照常每天向我鞠躬。可是我聽不清他的話了，《中醫概論》變得難解起來了，給人量血壓時常常要反覆幾次。妹妹和妹夫們來信繼續告訴了他們的新成就，屢次向我表示祝願，盼望我早日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