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年下半年，我們再次出去參觀，這次參觀，我們到過瀋陽、鞍山、長春和哈爾濱四個城市，看了一個水庫工地（瀋陽大夥房），十八個工廠，六個學術單位和學校，三個醫院，兩個展覽館，一個體育宮。在哈爾濱訪問了受過日本七三一細菌部隊災害的平房區，晉謁了東北烈士館。這次參觀我們獲得了比上次更加深刻的印象。我這裡只想說說其中的幾點觀感。
我們看到的企業，除了少數是日本人遺留下來的以外，大多數是新建的。日本人遺留下來的企業在接收時幾乎全是一堆破爛，像鞍鋼和瀋陽機床廠，就都經日本人和國民黨破壞過，到了人民政府手裡重新恢複、擴建，才成為今天這樣巨大的規模。許多見過那些舊日企業規模的偽大臣，都感到非常驚奇。使我最感驚奇的，是從許多新設備上看到了用中國文字寫的牌號、規格。我雖然沒有別人那樣多的閱歷，但是從前一提到機器，在心裡永遠是跟洋文聯繫著：MADE IN USA，MADE IN GERMANY，……現在，我看到了中國自己製造的成套裝備，而且這些企業的產品，就有一部分是要出口的。在那些產品上，赫然寫著：「中華人民共和國製造」。
在鞍山鋼鐵公司里，我站在龐大的鋼鐵建築面前，簡直無法想像它是怎樣從一堆破爛中恢複和擴建起來的。然而這是事實。日本人在離開的時候說：「把鞍山給中國人種高粱去吧！要想恢複，平心靜氣地說，要二十年！」中國人在這裡沒有種高粱，三年時間，把它恢複起來了，而且達到了一百三十五萬噸的年產量，遠遠超過了偽滿時期的最高紀錄，又過了一個五年，年產量達到了五百三十五萬噸，等於從一九一七年日本在鞍山創辦昭和制鋼所起，一直到一九四七年國民黨最後撤走止，這三十一年的累計產量。
在參觀中，我看到了無數這類的例子。每個例子都向我說明：中國人站起來了。中國人不但在戰場上可以打勝仗，而且在經濟建設上一樣能打勝仗。如果不是我親眼看到這個事實，如果十年前向我做出這樣預言，不僅勸中國人種高粱的日本人不信，連我也不信。
在過去的四十年間，我根本忘掉了自己的國籍，忘掉了自己是中國人。我曾隨著日本人一起稱頌大和民族是最優秀的民族，我曾跟鄭孝胥一起幻想由「客卿」、「外力」來開發中國的資源，我曾與溥傑多次慨嘆中國人之愚蠢與白種人之聰明。我進了管理所，還不相信新中國能在世界上站得住。在朝鮮戰場上中朝人民軍隊打了勝仗，我不是覺得揚眉吐氣而是提心弔膽，擔心美國人會扔原子彈。我不明白，在聯合國講壇上，中國共產黨人何以敢於控訴美帝國主義，而不怕把事情鬧大。我不明白在板門店的談判桌上，朝中方面的代表何以敢於對美國人說：「從戰場上得不到的東西，休想從會議桌上得到。」總之，我患了嚴重的軟骨病。
美國在朝鮮停戰協定上籤了字，日內瓦會議上顯示出新中國在國際事務上的作用，這時我不由地想起了從鴉片戰爭以來的外交史，想起了西太后「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的政策，想起了蔣介石勒令人民對帝國主義兇犯忍辱吞聲以表示「泱泱大國民風」的「訓示」。中國近代一百零九年的對外史，就是從我曾祖父道光帝到國民黨蔣介石的軟骨症的病歷。從一八七一年清朝為了天津教案事件正式派遣外交使節崇厚到法國去賠禮道歉起，到李鴻章去日本馬關，我父親去德國，以至北洋政府外交官參加巴黎和會，孔祥熙參加英王加冕典禮，哪一個不是去伺候洋人顏色的呢？
在那一百零九年間，那些帶著從大炮、鴉片一直到十字架和口香糖的自以為文明、高尚的人，他們到中國來，任意地燒、殺。搶、騙，把軍隊駐紮在京城、口岸、通都大邑、要道、要塞上，無一不把中國人看做奴隸、野人和靶子。他們在中國的日曆上，留下了數不清的「國恥紀念日」。他們和道光帝、西太后、奕劻、李鴻章、袁世凱、段祺瑞、蔣介石訂了成堆的變中國人為奴隸的條約。以致在近百年的外交關係史上，出現了各種恥辱的字眼：利益均沾、機會均等、門戶開放、最惠國待遇、租借地、關稅抵押、領事裁判權、駐軍權、築路權、採礦權、內河航行權、空運權……除此而外，他們得到的還有傷驢一條賠美金百元，殺人一命償美金八十元，強姦中國婦女而不受中國法庭審判等等特權。
現在，那種屈辱的歷史是一去不復返了。中國人揚眉吐氣地站起來了，正滿懷信心地建設自己的祖國，讓一個個發出過恥笑聲的「洋人」閉上了嘴。
在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我們聽到了一個小故事。汽車廠剛開始生產時，有個小學校的孩子們要來參觀。汽車廠打算派車去接，孩子們打電話來問是不是新造的車，廠方回答說，新造的是運貨卡車，坐著不舒服，準備派去的是進口的大轎車。孩子們表示了不同的看法，說：「進口轎車不如運貨卡車舒服，我們要坐祖國造的卡車！」
祖國，她在孩子們的心裡是如何崇高呵！而在我過去的心中，卻四十多年一直沒個影子。
作為一個中國人，今天無論是站在世界上，還是生活在自己的社會裡，都是最尊嚴的。
關於別人日常怎麼樣地生活，我在過去（除了偽滿後期一段時間以外）對這問題總懷有好奇心。我有生第一次出去滿足這種好奇心，是到我父親的北府，第二次是借探病為名去看陳寶琛。我對他們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很羨慕。後來我在天津，從西餐館和外國娛樂場所觀察過那些「高等華人」，覺得他們可能比我「自由」，但是不如我「尊貴」，我不太羨慕他們，但好奇心仍在。在偽滿，只顧擔憂，不大好奇了。回國之後，起初根本沒想過這類問題，別人如何生活，與我無關，後來我感到前途明亮起來，這個問題又對我有了現實性，所以在這次參觀中，我特別留心了這個問題。結果是，勾起了我無數回憶，心中起了無限感慨。
獲得印象最深的是在哈爾濱。哈爾濱兒童公園裡的兒童鐵道，使我想起了跟螞蟻打交道的童年。我從兒童醫院的嬰兒出生統計和保健情況上，看出了這在當年清朝皇族家庭中，也是不可企望的。我坐在哈爾濱太陽島的條椅上，遙望江中的遊艇，聽著草地上男女青年們的手風琴聲和唱歌聲，想起了我前半生的歲月。我不但沒高興地唱過，就連坐在草上晒晒太陽的興緻都沒有，更不用說是隨意地走走了。那時我擔心廚子賺我的菜錢，擔心日本人要我的命……而這裡，一切都是無憂無慮的。在我前面幾丈遠的水濱上，有個青年畫家在專心致志地寫生。我們坐在他身後，一直就沒看見他回過一次頭。他的提包和備用的畫布都堆在條椅腳下，根本沒有人替他看管，他似乎很有把握地知道，決沒有人會拿走他的東西。這樣的事，在舊社會裡簡直不可想像，而在這裡卻是個事實。
這也是一個事實：公園裡的電話亭里，有一個小木箱，上面貼著一張寫著「每次四分，自投入箱」的紙條。
據一個同伴說，太陽島上從前有個俱樂部，上一次廁所都要給小費的。但是現在，家裡人來信說，你無論在哪個飯館、旅店。澡堂等等地方，如果給服務人員小費，那就會被服務員看做是對他們的侮辱。這也是事實。
在哈爾濱最後幾天的參觀，我從兩個地方看出了世界上兩類人的不同。一個地方是日本七三一細菌部隊造過孽的平房區，另一個地方是東北烈士館。
二次大戰後，日本出版了一本《七三一細菌部隊》，作者署名秋山浩，是七三一部隊的成員，寫的是他在部隊時，從一個角落上所看到的事情。據書上說，這是一座周圍四公里的建築群，主樓比日本丸之內大廈大四倍，裡面有三千名工作人員，養著數以萬計的老鼠，擁有所謂石井式孵育器四千五百具，用鼠血繁殖著天文數字的跳蚤，每月生產鼠疫病菌三百公斤。「工場」里設有可容四五百人的供試驗用的活人監獄，囚禁的人都是戰俘和抗日愛國的志士們，有中國人，蘇聯人，也有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公民。這些人不被稱為人，只是被他們叫做「木頭」。每年至少有六百人被折磨死在裡面，受到的試驗令人慘不忍聞：有的被剝得凈光，在輸進冷氣的柜子里受凍傷試驗，舉著凍掉了肌肉只剩下骨頭的手臂哆嗦著；有的像青蛙似地放在手術台上，被那些穿著潔白的工作服的人解剖著；有的被綁在柱子上，只穿一件小褲衩，忍受著細菌彈在面前爆炸；有的被喂得很肥壯，然後接受某種病菌的感染，如果不死，就再試驗，這樣一直到死掉為止……
那個作者在七三一部隊時聽說，培養這些病菌，威力可超過任何武器，可以殺掉一億人口，這是日本軍人弓！以自豪的。
在蘇聯紅軍進逼哈爾濱的時候，這個部隊為了消滅罪證，將遺下的幾百名囚犯一次全都毒死，打算燒成灰埋進一個大坑裡。由於這些劊子手過於心慌，大部分人沒有燒透，坑裡埋不下，於是又把半熟的屍體從坑裡扒出來，分出骨肉，把肉燒化，把人骨用粉碎機碾碎，然後又用炸藥把主建築炸毀。
不久以後，附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