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月間，我和幾個同伴去瀋陽，出席軍事法庭，為審判日本戰犯向法庭作證。
從報上知道，在中國共關押了一千多名日本戰犯，一部分在撫順，一部分在太原，都是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戰爭時期中的犯罪分子。一九五六年的六月和七月，有四十五名分別在太原和瀋陽判了徒刑，其餘都受到了免訴處理，由中國紅十字會協助他們回了國。在瀋陽審判的是押在撫順的戰犯，兩批審判共三十六名。有的是我在偽滿時即已知名，有的是在撫順管理所的大會講壇上看見過。前偽滿洲國總務廳次長古海忠之就是其中之一。他和偽總務廳長官武部六藏是我和四名偽滿大臣作證的對方。古海是到庭的第一名被告人。他後來被法庭判處徒刑十八年 。
我走進這個審判侵略者的法庭的時候，忽然想起了朝鮮戰爭的勝利，想起了日內瓦談判的勝利，想起了建國以來的外交關係。如今，在中國的土地上審判日本戰犯，這更是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事情。
在志願軍和朝鮮人民軍一起打勝仗的日子，我那時只想到，我除了向中國人民認罪求恕外，別無其它出路。到這次審判日本戰犯時，出現在我心頭的已不是出路問題，而是遠遠超過了個人問題的民族自豪感！
不，我得到的還不只限於民族自豪感。我從這件巨大的事件中，想到了更多更多的問題。
古海在宣判前的最後陳述中說了這樣的話：
「在東北全境，沒有一寸土地沒留下慘無人道的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暴行痕迹。帝國主義的罪行就是我的罪行。我深深認識到我是一個公然違反國際法和人道原則，對中國人民犯下了重大罪行的戰爭犯罪分子，我真心地向中國人民謝罪。對於我這樣一個令人難以容忍的犯罪分子，六年來，中國人民始終給我以人道主義待遇，同時給了我冷靜地認識自己的罪行的機會。由於這些，我才恢複了良心和理性。我知道了真正的人應該走的道路。我認為這是中國人民給我的，我不知道怎樣來感激中國人民。」
我到如今還記得，我在法庭上作證發言後，庭上叫他陳述意見時，他深深鞠了一個躬，流著淚說道：
「證人所說的完全是事實。」
這情景不由我不想起東京國際法庭。在那裡，日本戰犯通過他們的律師叫囂著，攻擊著證人，為著減輕罪罰，百般設法，掩蓋自己的罪行。而在這裡，不僅是古海，不僅是我的作證對方而是所有受到審判的戰犯全部認罪服刑。
關於日本戰犯，我的弟弟和妹夫們，特別是記性好的老萬，講它幾天也講不完。他們從檢舉認罪開始，便參加翻譯日本戰犯大量的認罪材料，大批日本戰犯遣送回國後，他們又協助管理所翻譯大量的日本來信。妹夫們釋放之後，這工作由溥傑和老邦幾個人擔任。從一九五六年起，我就不斷地零碎地從他們嘴裡聽到不少日本戰犯的故事。
有個日本戰犯，是前陸軍將官，在一九五四年檢察機關開始調查時，也許是由於他怕，也許是由於敵視，是從他嘴裡查不出多少東西的。甚至在大會上，受到他的部下官兵的指控時，他還沒放下自己的將官架子。但是這次在法庭上，他承認了指揮他的部隊在冀東地區和河南浚縣等地，進行過六次集體屠殺和平居民的罪行。例如，一九四二年十月，他屬下的一個聯隊，在潘家戴庄屠殺了一千二百八十多名居民、燒掉民房一千多間的罪行。他在法庭面前承認了所有這些事實。他被判處二十年徒刑之後，向記者說：「在進行判決時，我按照我過去的罪行來判斷，認為中國對我這樣悖逆人道、違反國際公法的人，當然要從嚴處斷，處以死刑。」他又說，在調查犯罪事實的時候，是非常正確而公正的，完全是用了他們在舊社會未曾見聞過的方法進行調查的。他說，儘管自己的罪惡沒有什麼辯護餘地，可是法庭還是派了辯護人來，起訴書也是幾天前送交他的，他覺得這是對他的人格的尊重。說到犯罪，他說：「當我想到我曾經殺害過很多的中國人民，使他們的遺屬的生活遭到困難，而目前照顧我的正是被害者的親人，這時候我的心有如刀割一般。」
有個日本前大住，受到了不起訴處分而被釋放。我的三妹夫曾翻過一封從日本的來信，是和這位大住同船回國的一個戰犯寫的，信里提到日本記者知道了這個大住在監獄裡被他的部下（也是戰犯）追問過去的罪行時，很是惱怒，所以在船上訪問了他，希望他說點和別人不同的話，因為戰犯們對新中國的稱讚和感激，已經使某些記者早不耐煩了。他們從大佐的嘴裡並沒有得到希望得到的任何東西，記者問他：「你為什麼還是說那些話？你現在還怕中國嗎？」他答：「我現在是坐在日本船上，對中國有什麼怕的？我說的不過是事實罷了。」
三妹夫曾經擔任過病號室的組長，他遇見過一個住病號室的日本兵戰犯，他整天搗亂，不守監規，經常找護士和看守員的麻煩。到宣布了釋放，開送別會的時候，他忽然哭了起來，當眾講出了自己的錯誤。還有個病號，雖然不像這個小兵那樣搗亂，也是根本不想認罪的。他得的是直腸癌，因病情惡化把他送到醫院裡去急救，動了兩次手術，做了人工肛門，而且醫生為他輸了自己的血，把他救活了。出院之後，他在一次大會上，當眾敘述了他過去如何殘殺和拷打中國人的罪行，又對照了中國人民在他病危中如何搶救了他。他在台上一面哭一面講，台下的人也一面哭一面聽……
有一天，我們平整場地、修建花壇，從院子里的土坑裡挖出了一具白骨，頭骨上有一個彈孔。學過西醫的老元和老憲都判斷死者生前是一個少女。後來，老萬翻譯了一個日本戰犯的文章，這人是從前撫順監獄的典獄長，他描述了那時關押愛國志士時的地獄景象：那時這裡只有拷打聲、鐐銬聲、慘叫聲；那時這裡又臭又臟，冬天牆上一層冰，夏天到處是蚊蠅；那時每個囚犯每天只給一小碗高粱米，還要終日做苦役，許多人被打死、累死。他說：「現在這裡只有唱歌聲、音樂聲、歡笑聲，如果有人走到圍牆外，決不會想到這裡是監獄；現在冬天有暖氣，夏天有紗窗，過去苦役工廠成了鍋爐房和麵包房，從前愛國志士受折磨的暗室現在成了醫務室的藥房，從前的倉庫現在修成了浴室，現在他們的人格受到尊重，他們每天可以學習，可以演奏樂器，可以繪畫，可以打球，誰會相信這裡是監獄？」他說：「現在中國正在建設給全人類帶來幸福的事業，讓我們走正當道路，不再犯罪，重新做人。」
在不少戰犯寫的文章中都說過，當他們被蘇聯送到中國來的時候，是恐懼的，是不服氣的，甚至是仇恨的。有的人和我的心理一樣，剛來的時候只會用自己的思想方法來推測，完全不理解為什麼中國人民這樣對待他們。他們看到修建鍋爐房時，以為是蓋殺人房，看到修建醫務所、安裝醫療設備時，以為也像他們乾的那樣，要用俘虜做試驗。還有人把寬大和人道待遇看做是軟弱。有個憲兵，在剛從蘇聯押到中國時是被日本戰犯看做「日本好男子」的，終日大聲叫罵。所方找他談話，他側身站在所方幹部面前說：「我是蘇聯軍隊俘虜的，你們有什麼資格來問我？」所方的人員對他說：「我們中國人民並沒有請你到中國來殺人，但是有權利來向你追究你的血債！現在沒資格說話的是你。你自己想想去吧。人到世界上來應該給人類做些有益的事，你做的什麼呢？」他還以為要給他動刑，再給他一次逞硬的機會，可是就叫他這樣去了，再沒理他。不久，朝鮮戰場上中國人民志願軍勝利的消息接二連三地傳來了，他再也不鬧了，因為他知道了講道理的人並不是軟弱，而野蠻卻正是虛弱的表現。他變成了不聲不響，終於自己主動地講出了他的罪行。
日本戰犯這些故事流傳出來之前，日本戰犯的變化是幾乎人人皆知的。但我那時只顧考慮自己的問題，就像從前看報和看家信一樣，無心認真去思索。其實從一九五四年前後起，日本戰犯們的變化就不斷地顯露出來。我不如從溥傑的殘缺的一九五五年日記里抄些有關段落，藉以說明（方括弧中的話是我的註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