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可以寬恕，問題在於自己能否「做個正經人」——我從這次參觀中明白了這個道理，並且還不只是這一個道理。從前，就是在開始參觀的那天，我還用舊的眼光看待今天的政府同群眾的關係，認為任何政府同人民之間都沒有書上所說的那種一致、那樣互相信賴。我總以為共產黨之所以有那樣強大的軍隊和有力的政府，是由於「手段」高明和善於「籠絡人心」的結果。我所以擔心在群眾激憤時會犧牲了我，就是由於這種看法。現在我明白了，人民所以擁護黨，相信黨，實在是由於共產黨給人民做了無數好事，這些好事是歷史上任何朝代都不可能也不肯於去做的。為礦工——從前被稱做「煤黑子」的——做出營養設計，為礦工的安全拿出整個黨組織的精力向瓦斯宣戰，讓「大官旅館」的命運變成下棋、賞花的晚景，讓百分之八十的單身漢從「大房子」搬進新房，讓存在了若干世紀的妓院、賭館、鴉片館從社會上消失……在過去，哪個政府能夠和肯於去做這些事呢？
從前，我有時還這樣想：也許在新社會裡只有窮人得到好處，那些有錢的人，舊社會裡有點地位的人，跟我們這類人有瓜葛的人，以及漢族之外的少數民族，恐怕都說不上滿意。參觀後不久，我親眼看到了我的親屬，我才明白了這還是過時了的舊眼光。原來滿意這個新社會的，在新社會裡找到自己前途出路的，竟包括了那麼廣泛的階層，實在是歷史上空前的。
我們跟親屬之間的通信，從一九五五年夏天就開始了。人們從家信里知道了親屬並未因自己是罪犯而受到歧視，知道了子女們有的在上學，有的在工作，有的成了專家，有的參加了共青團，甚至還有的加入了共產黨。許多人從家信上受到了很大鼓舞，進一步覺出了社會變化對自己的意義。但是也還有某些多疑的人仍然疑信參半，甚至於還有人全憑偏見而加以穿鑿附會、妄加曲解。前偽滿將官老張，接到兒子第一次來信。這封信頭一句是這樣寫的：「張先生：對不住，我只能這樣稱呼你，不能用別的……」老張看完信大為悲慟，幾乎得了精神病。許多人都為他不平，有人暗地裡說：「這不是新社會教育出來的青年嗎？新社會裡父親坐牢，兒子就不要他了。」我不由得想起陳寶琛說過的「共產黨無情無義」之類的話。跟溥傑同組的前偽滿將官老劉，向來對新社會什麼都不相信。他非常想念自己的女兒，很怕她受到社會上的歧視。女兒來信告訴他，她的生活很好，人了團，得到組織的關懷，有許多好朋友，她現在夙願得償，國家已按她的升學第一志願分配她到藝術學院。他看了信，搖晃著滿頭白髮說：「說得千真萬確，不叫我親眼看一看我還是不相信。」這些問題，從一九五六年起，都得到了解決，而在我看來，解決的還不只是一家一戶的問題，而是整個民族，整個下一代的問題。
三月十日，即參觀後的第三天，看守員通知我和溥傑，還有三妹夫、五妹夫和三個侄子，一齊到所長那裡去。我們走進了所長的接待室，在這裡出乎意料地看見了別離了十多年的七叔載濤和三妹五妹。
看著健壯如昔的胞叔和穿著棉製服的妹妹們，我好象走進了夢境。
載濤是我的嫡親長輩中僅存的一個人。在一九五四年選舉中，他作為二百多萬滿族的代表被選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他同時是人民政協全國委員會的委員。他告訴我，在來看我的前幾天，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他看見了毛主席。周恩來總理把他介紹給主席，說這是載濤先生，溥儀的叔叔。主席和他握過手，說：聽說溥儀學習的還不錯，你可以去看看他們……
七叔說到這裡，顫抖的語音淹沒在哽咽聲中，我的眼淚早已無法止住了。一家人都抹著淚，瑞侄竟至哭出了聲音……
從這次和家族會見中，我明白了不但是我自己得到了挽救，我們整個的滿族和滿族中的愛新覺羅氏族也得到了挽救。
七叔告訴我，解放前滿族人口登記是八萬人，而今天是這個數目的三十倍。
我是明白這個數目變化的意義的。我知道辛亥革命之後，在北洋政府和國民黨統治下的旗人是什麼處境。那時滿族人如果不冒稱漢族，找職業都很困難。從那時起，愛新覺羅的子孫紛紛姓了金、趙、羅，我父親在天津的家，就姓了金。解放後，承認自己是少數民族的一年比一年多。憲法公布之後，滿族全都登記了，於是才有了二百四十萬這個連滿族人自己也出乎意外的數目。
我還記得發生「東陵事件」時的悲忿心情，還記得向祖宗靈牌發過的報仇誓願。我這個自認的佛庫倫後裔和復興滿族的代表人，對自己的種族步步走向消亡的命運，我不但未曾加以扭轉，而且只能加速著這種命運的到來。只是在聲稱扶持滿族的日本人和我這個以恢複祖業為天職的集團垮台之後，滿族和愛新覺羅氏的後人才有了可靠的前途。由八萬變成二百四十萬，這就是一個證據！
這個歷史性的變化，包含有愛新覺羅的後人，包含有過去的「濤貝勒」和過去的「三格格」、「五格格」。
七叔這年是六十九歲，身體健壯，精神旺盛，幾乎使我看不出他有什麼老態來。我甚至覺得他和我說話的習慣都沒有變。解放以後，他以將近古稀之年參加了解放軍的馬政工作，興緻勃勃地在西北高原上工作了一段時間。在談到這些活動的時候，他的臉上露出了愉快之色。他又告訴我，他正打算到外地去視察少數民族的工作，以盡他的人大代表的責任。提到這些，他臉上更發出了光彩。
在那數目降到八萬的時候，哪個滿族的老人的臉上能發出光彩來呢？
解放軍剛剛進入北京城的時候，有許多滿族的遺老是不安的，特別是愛新覺羅氏的後人，看了約法八章之後還是惴惴然，惶惶然。住在北京的這些老人，大多不曾在「滿洲國」和汪精衛政府當過「新貴」，但也有人並非能夠忘掉自己「天潢貴胄」的身份，放棄掉對我的迷信，所以在我當了囚犯之後，他們比舊時代更感到不安，加上每況愈下的滿族人口的凋落和自身景況的潦倒，他們的生活是黯淡無光的，對解放軍是不曾抱什麼「幻想」的。最先出乎他們意料的，是聽到東北人民政府給滿族子弟專門辦了學校，後來又看見有滿族代表也走進了懷仁堂，和各界人士一同坐在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會場上，參加了共同綱領的討論。接著，他們中間不少人的家裡來了人民政府的幹部，向他們訪問，邀請他們做地方政協的代表，請他們為滿族也為他們自己表示意見，請他們為新社會的建設提供自己的才能。在北京，我曾祖父（道光帝）的後人以及惇親王、恭親王和醇親王這三支的子弟，溥字輩的除了七叔家的幾個弟弟比較年輕之外，其餘都已是六十以上的老人。我的堂兄溥伒（字雪齋，停親王奕淙之孫、多羅貝勒載瀛之子），擅長繪畫、書法和古琴，這時已六十多歲，他沒想到又能從牆上摘下原已面臨絕響厄運的古琴，他不但自己每星期有一天在北海之濱，能和新朋舊友們沉醉在心愛的古老藝術的享受中，而且也從年輕的弟子身上看見了民族古樂的青春。他當選為古琴研究會的副會長、書法研究會的會長，被邀進了一個區的政協，又是中國畫院的畫師。溥伒的胞兄弟溥亻間也是一位老畫家，這時也被聘為北京中國畫院的畫師，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又揮筆向青年一代傳授著中國畫。他的親叔伯兄弟溥修（載濂的次子），是瑞侄的胞叔，他曾做過「乾清門行走」，我在長春時曾委託他在天津看管過房產，後來雙目失明，喪失了一切活動能力，生活潦倒無依。解放後，他的經歷以及他肚子里的活史料被新社會所重視，聘他為文史館員。這種文史館全國各地都普遍設立著，裡面有前清的舉人、秀才，也有從北洋政府到蔣介石朝代各個時期各個事件的見證人，有辛亥革命以及更早的同盟會舉事的參加者，也有最末一個封建宮廷內幕的目擊人。經過他們取得了大量的近代珍貴史料，在他們的晚年，也為新社會貢獻了自己的力量。雙目失明的修二哥對生活有了信心，心滿意足地回憶著清代史料，想好一段，口述一段，由別人代為記錄下來。
這些已經被新社會視為正常的現象，到了我的心目里卻是非常新鮮、印象強烈的新聞。而印象更強烈的，更新鮮的，是我親眼看到的妹妹們身上的變化。
半年前，我和北京的弟弟妹妹們通了信，從來信中我就感覺到了我的家族正在發生變化，但是我從未對這種變化認真思索過。在偽滿時代，除了四弟和六妹七妹外，其餘的弟弟妹妹都住在長春，大崩潰時都隨我逃到通化。我做了俘虜之後，曾擔心過這些妹妹會因漢奸家屬的身份而受到歧視。二妹的丈夫是鄭孝胥的孫子，三妹五妹的丈夫一個是「皇后」的弟弟，一個是張勳的參謀長的兒子，全是偽滿中校。四妹夫的父親是清末因殺秋瑾而出名的紹興知府。這幾個妹夫不是偽滿的軍官，就是偽政權的官吏，只有六妹夫和七妹夫是兩個規規矩矩的讀書人，不過她們會不會被漢奸頭子的哥哥牽累上呢？我心裡也沒有底。這類的顧慮是同犯們共有的，我的顧慮比他們更大。後來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