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溥儀沒有良心。政府給我如此人道待遇，我還隱瞞了這些東西，犯了監規，不，這是犯了國法，這東西本來不是我的，是人民的。我到今天才懂得，才想起了坦白交代。」
在所長的接待室里，我站在所長面前，低著頭。在靠窗的一張桌子上，那四百六十八件首飾，發射著令人惋惜的光彩。假如我的「主動坦白」可以挽救我，假如寬大政策對我有效驗的話，那麼光彩就讓它光彩去吧。
所長注視了我一陣，點點頭說：「坐下來吧！」從這一聲里，我聽出了希望。
「你為了這件事，經過了很多思想鬥爭吧？」所長問。
我避開了那個紙條，說我一直為這件事心中不安。在我說的那些話里，只有最後一句是真的：「我不敢坦白，我怕坦白了也得不到寬大處理。」
「那為什麼呢？」所長的嘴角上漾著笑意，「是不是因為你是個皇帝？」
我怔了一下，承認了：「是的，所長。」
「也難怪你會這樣想，」所長笑起來了，「你有你的獨特歷史，自然有許多獨特想法。我可以再告訴你一次：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政策是說到做到的，不管從前是什麼身分，坦白的都可以從寬，改造好的還可以減刑，立功的還可以受獎。事在人為。你這些東西當初沒交出來，犯了監規，並且藏在箱底里一年多，如今你既然自己來坦白，承認了錯誤，這說明你有了悔悟，我決定不給你處分。」
說罷，他命令門外的看守員去找保管員來。保管員到了，他命令道：
「你把那堆東西點收下來，給溥儀開一個存條。」
我感到太出乎意料了。我連忙站起來：
「不，我不要存條。政府不肯沒收，我也要獻出來。」
「還是給你存起來吧。你在這裡點交。」所長站起來要走，「我早已告訴過你，對我們說來，更有價值的是經過改造的人。」
我帶著四百六十八件首飾的存條，回到了監房。同伴們正開討論會，討論著正在學習的《中國怎樣降為殖民地半殖民地》這本書里的問題。他們看見我回來了，停下討論，給了我前所未有的待遇，慶賀我有了進步。
「老溥，佩服你！」他們現在已經不叫我溥先生，而是一視同仁地以「老」字相呼了。剛一聽到這稱呼，我比聽叫「先生」更覺著不是滋味，不過今天被他們叫得很舒服。「老溥，從你這件舉動上，給了我啟發！」「老溥，沒看出你真有勇氣。」「老溥，我有你這例子，更相信寬大政策了。我向你表示感謝。」等等。
我這裡該補充說明一件事。自從我的衣物自洗自縫以來，我的外形比以前更加狼狽不堪了，而同伴們對我的尊敬也隨著「先生」的稱呼去了一大半，有人甚至於背後叫起我「八雜市」（哈爾濱從前一個專賣破爛的地方）來。在學習上表現出的無知，也時常引起他們的毫無顧忌的笑聲。總之，我明白了自己在他們心目中的身分。現在他們再三對我表揚，我頓時有了揚眉吐氣之感。
這天休息時，我在院子里聽見前偽滿駐日大使老元對別人談論這件事。老元這人心眼極多，可以說眼珠一轉就夠別人想一天的。這個多心眼的人說出一段話，大大觸動了我的心事：
「老溥是個聰明人，一點不笨。他爭取了主動，坦白那些首飾，做的極對。其實，這種事瞞也瞞不住，政府很容易知道的。政府掌握著我們的材料，比我們想像的還要多。你們想想報上的那些三反、五反的案子就知道。千百萬人都給政府提供材料，連你忘了的都變成了材料，飛到政府手裡去了。」
照他這話說來，我在自傳里扯的謊，看來也瞞不住了。
如果我說了出來，會不會像交出珠寶一樣的平安無事呢？一個是政治問題，一個是經濟問題，能一樣對待嗎？所長可沒說。可是似乎用不著說，犯了法就是犯了法，經濟上犯罪也是犯罪，三反、五反案件重的重辦、輕的輕辦，坦白的從寬，應該全是一樣的。
話是這樣說，事情不到臨頭，我還是下不了決心。跟上回不同的是，報上一出現「寬大」二字，我比以前更加想看個究竟了。
三反、五反運動接近了尾聲，結案的消息多了起來，而且儘是「寬大處理」的。老王是干過「法官」的，我曾跟他研究過報上的那些案件。每次研究，我總在心裡跟我自己的事情聯繫起來，反覆考慮，能否援用這項政策。後來所方叫我們寫日寇在東北的罪行材料時，我想的就更多了。
政府為了準備對日本戰犯的處理，開始進行有關調查，號召偽滿戰犯提供日寇在東北的罪行材料。那天所方幹部宣布這件事的時候，有人提出一個問題：「除了日寇的，別的可不可以寫？」幹部回答：「當然可以寫，不過主要的是日寇罪行。」我聽了，不由得犯了嘀咕：他要寫什麼別的？別的當然是中國人的，中國人最大的罪犯當然是我！我家裡的人會不會也要寫點「別的」？
偽滿戰犯對於寫日寇在東北的罪行，都很積極。我們這個組，頭一天就寫出了十多份。組長老王收齊了寫好的材料，滿意地說：「我們的成績不錯！明天一定還可以寫出這麼多。」有人介面說：「如果讓東北老百姓寫，那不知可以寫出多少來。」老王說：「那還用說，政府一定會向東北人民調查的！你看呢，老溥？」我說：「我看是一定的，可不知道這次除了日寇，還調查別人不？」「不調查別人，可是准有人要寫到我們。老百姓恨我們這些人不下於恨日本人呢！」
吃晚飯的時候，是大李來送飯。我覺著他好像特別有氣似的，他不等我把飯菜接過來，放在地上就走了。他走開以後，我立刻想起了我離開靜園的時候，是他幫助我鑽進車廂里去的。
第二天，我們又寫了一天材料。我知道的不多，寫的也少了。老王收材料時，仍很滿意，因為別人寫的還是不少。他說：「你們瞧吧，以此推想，東北人民寫的會有多少！政府掌握了多少材料！干過司法工作的就知道，有了證據就不怕你不說。從前，舊社會司法機關認為頂難的就是證據，可是在人民政府這裡，老百姓都來提供材料，情形就不同了。」我聽了這話，心裡又是一跳。
「政府掌握了材料！」這話我不是第一次聽說了。今天早晨，我們議論報上一條關於捕獲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消息時，我不由得又想起了這句話。報上這條消息中說，一九三五年殺害了紅軍將領方誌敏的劊子手，已經在湖南石門的深山中捕獲了。這個劊子手在湖南解放後，先藏在常德縣，後來躲到石門的深山裡，繼續干反革命活動，但是終於給公安機關偵察出來。怎麼查出來的，報上沒說。我心想，這大概又是掌握了材料，大概共產黨從一九三五年就把這個劊子手的材料記下來了。我跟老王學得了一句司法術語，這叫「備案存查」。
第三天，當我寫下了最後的一條材料，忽然聽到樓梯口上有人聲。我扭過頭來，看見有個陌生的中年人出現在崗台的附近，後面隨著所長。根據經驗，我判斷出這是上級機關來人視察。這位視察人員挨次察看了每間監房，聽著看守長報告每個監房犯人的名字，面上毫無表情。他沒穿軍衣，我卻覺得他像一位軍人，這與其說是由於他的精確適度的每個動作和他的端正的體型，無寧說是由於他的嚴肅的面容。他大約不到五十歲。
「你在於什麼？」他在我們的監房外停下了，這樣問著，眼睛看著我。我沒料到他的聲調很溫和，而且他臉上浮著一絲笑容。
我站了起來，報告說我正寫日寇的罪行。他對我的回答感到興趣：「你知道些什麼日寇罪行？」
我把剛寫好的，從前聽佟濟煦說的那段屠殺建築秘密工程工人的故事說了。
也許是我的神經過敏，也許事實就是如此，我覺得他臉上的那一絲笑容突然消失了，他的目光變得非常嚴峻。我萬沒料到這個故事引起了他這麼強烈的反應。
「我當時聽了很刺激，我原沒想到日本人這樣殘忍。」我不安地說。
「你為什麼不向日本人抗議呢？」他逼視著我的眼睛。
我覺出他在生氣，趕緊低下了頭，輕聲說：
「我……不敢」
「你不敢，害怕，是嗎？」他不要我回答，自顧說下去，「唉，害怕，害怕就能把一個人變成這樣！」末後這句，又恢複了平靜的聲調。
我低聲說：「這都是由於我的罪過造成的，我只有向人民認罪，我萬死不足以蔽其辜！」
「也不要這樣，把一切攬到自己頭上。你只能負你自己那部分責任。應當實事求是。是你的，你推不掉，不是你的，也不算在你的賬上。」
我仍繼續說，我的罪是深重的，我感激政府對我的待遇，我已認識自己的罪惡，決心改造好。我不知道他是否在聽我的話，只見他察看我們的監房各處，並且叫一個犯人拿過漱口杯看了一看。等我說完，他搖搖頭，說道：
「應當實事求是。只要真正認罪，有了悔改表現，一定可以得到寬大。共產黨說話算數，同時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