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自一九三三年初退出國際聯盟之後，更加肆無忌憚地進行擴軍備戰，特別是加緊了全面侵華的部署和後方的準備。在「七七」事變之前，日本在華北連續使用武力和製造事變，國民黨南京政府步步屈服，簽訂了出讓華北控制權的「何（應欽）梅（津）協定」、「秦（德純）土（肥原）協定」等密約，聽任「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內蒙自治軍政府」等等偽組織的存在和活動，再三地向日本表白「不但無排日之行動與思想，亦本無排日必要的理由」，並且對國人頒布了「效睦鄰邦命令」，重申抗日者必嚴懲之禁令。這樣，日本在關內的勢力有了極大的加強，人人可以看出，只要時間一到，五省即可徹底變色。我在前面說過，這正是關內關外復辟迷們躍躍欲試的時候，正是我第三次「登極」前後得意忘形的時候。然而，日本在張牙舞爪於關內的同時，它在「滿洲國」內也正採取著步步加緊的措施，這些措施終於臨到我這「皇帝」的頭上。
在東北徹底殖民地化的過程中，公平地說，漢奸們是得到不少便宜的。例如改帝制，這個措施不僅使復辟迷們得到了一定心理滿足，而也成了一次發財的機緣，自鄭孝胥以下的大漢奸都得到一筆自五萬至六十萬不等的「建國功勞金」，總數共為八百六十萬元（以後每逢一次大規模的掠奪，如「糧谷出荷」、「獻金報國」等等，必有一次「獎金」分給上自「總理大臣」下至保甲長）。我現在不想對日本的各種措施做全面的敘述，只把我恢複祖業思想的幻滅以及深感恐懼的事情說一說。
按情理說，日本關東軍在決定帝制時正式告訴我不是恢複清朝，在「登極」時不准我穿龍袍，在決定「總理大臣」人選時根本不理睬我的意見，我就該明白了我的「尊嚴」的虛假性，但是我卻由於過分「陶醉」，竟沒有因此而清醒過來。使我開始感到幻滅滋味的，還是「凌升事件」。
凌升是清末蒙古都統貴福之子，原為張作霖東三省保安總司令部和蒙古宣撫使署顧問。他是在旅順的「請願代表」之一，因此被列入「建國元勛」之內。事件發生時他是偽滿興安省省長。一九三六年春天，他突然遭到了關東軍的拘捕。拘捕的原因，據關東軍派來的吉岡安直說，他有反滿抗日活動，但是據佟濟煦聽來的消息，卻是他在最近一次省長聯席會上發過牢騷，以致惹惱了日本人。據說他在這次會上，抱怨日本關東軍言行不一，說他在旅順時曾親耳聽板垣說過，日本將承認「滿洲國」是個獨立國，可是後來事實上處處受關東軍干預，他在興安省無權無職，一切都是日本人做主。開過這個會，他回到本省就被抓去了。我聽到這些消息，感到非常不安，因為半年前我剛剛與他結為親家，我的四妹與他的兒子訂了婚。我正在猶豫著，是不是要找關東軍說說情的時候，新任的司令官兼第四任駐「滿」大使植田謙吉先找我來了。
「前幾天破獲了一起案件，罪犯是皇帝陛下認得的，興安省省長凌升。他勾結外國圖謀叛變，反對日本。軍事法庭已經查實他的反滿抗日罪行，宣判了死刑。」
「死刑？」我吃了一驚。
「死刑。」他向他的翻譯點頭重複一遍，意思是向我說清楚。然後又對我說：「這是殺一儆百，陛下，殺一儆百是必需的！」
他走後，關東軍吉岡安直參謀又通知我，應該立刻跟凌升的兒子解除四妹的婚約。我連忙照辦了。
凌升被處決時，使用的是斬首之刑。一同受刑的還有他的幾個親屬。這是我所知道的第一個被日本人殺害的顯要官員，而且還是剛跟我做了親家的。我從凌升跟我攀親的舉動上，深信他是最崇拜我的，也是最忠心於我的人，而關東軍衡量每個人的惟一標準卻是對日本的態度。不用說，也是用這統一標準來看待我的。想到這裡，我越發感到植田「殺一儆百」這句話的陰森可怕。
我由此聯想到不久前的一件事。一九三五年末，有一些人為圖謀復辟清朝而奔波於關內關外，如康有為的徒弟任祖安，我從前的奏事官吳天培等，引起了關東軍的注意。關東軍曾就此向我調查。「凌升事件」提醒了我，日本人是不喜歡這類事的，還是要多加小心為是。
日本人喜歡什麼？我自然地聯想到一個與凌升命運完全不同的人，這就是張景惠。這實在是日本人有意給我們這夥人看的兩個「榜樣」。一福一禍，對比鮮明。張景惠之所以能得日本人的歡心，代替了鄭孝胥，是有他一套功夫的。這位「鬍子」出身的「總理大臣」的為人，和他得到日本人的賞識，可以從日本人傳誦他的「警句」上知道。有一次總務廳長官在國務會議上講「日滿一心一德」的鬼道理，作為日本掠奪工礦原料行為的「道義」根據，臨末了，請「總理大臣」說幾句。張景惠說：「咱是不識字的大老粗，就說句粗話吧：日滿兩國是兩隻螞冷（蜻蜓）拴在一根繩上。」這「兩隻螞冷一根繩」便被日本人傳誦一時，成為教訓「滿」籍官員的「警句」。日本在東北實行「拓殖移民」政策的時候，在「國務會議」上要通過法案，規定按地價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代價強購東北農田，有些「大臣」如韓雲階等一則害怕造成「民變」，另則自己擁有大量土地，不願吃虧，因此表示了反對。這時張景惠卻出來說話了：「滿洲國土地多的不得了，滿洲人是老粗，沒知識，讓日本人來開荒教給新技術，兩頭都便宜。」提案就此通過了。「兩頭便宜」這句話於是又被日本人經常引用著。後來，「糧谷出荷」加緊推行，東北農民每季糧食被徵購殆盡，有些「大臣」們因為徵購價過低，直接損害到他們的利益，在「國務會議」上借口農民鬧饑荒，吵著要求提高收購價格。日本人自然又是不幹，張景惠於是對大家說：「日本皇軍賣命，我們滿洲出糧，不算什麼。鬧饑荒的勒一下褲腰帶，就過去了。」「勒腰帶」又成了日本人最愛說的一句話，當然，不是對他們自己說的。關東軍司令官不斷地對我稱讚張景惠為「好宰相」，是「日滿親善身體力行者」。我當時很少想到這對我有什麼意義，現在有了凌升的榜樣，在兩者對比之下，我便懂得了。
「凌升事體」過去了，我和德王的一次會見造成了我更大的不安。
德王即由日本操縱成立了「內蒙自治軍政府」偽組織的德穆楚克棟魯普。他原是一個蒙古王公。我在天津時，他曾送錢給我，送良種蒙古馬給溥傑，多方向我表示過忠誠。他這次是有事找關東軍，乘機取得關東軍司令官的允許，前來看望我的。他對我談起這幾年的經歷和成立「自治軍政府」的情形，不知不覺地發開了牢騷，埋怨他那裡的日本人過分跋扈，說關東軍事先向他許了很多願，到頭來一樣也不實現。尤其使他感到苦惱的是自己樣樣不能做主。他的話勾起了我的牢騷，不免同病相憐，安慰了他一番。不想第二天，關東軍派到我這裡專任聯絡的參謀，即以後我要談到的「帝室御用掛」吉岡安直，走來板著臉問我：
「陛下昨天和德王談了些什麼？」
我覺得有些不妙，就推說不過是閑聊而已。
他不放鬆我，追問道：「昨天的談話，對日本人表示不滿了沒有？」
我心裡砰砰跳了起來。我知道惟一的辦法就是堅不承認，而更好的辦法則是以進為退，便說：「那一定是德王故意編排出什麼假話來了吧？」
吉岡雖然再沒窮追下去，我卻一連幾天心驚肉跳，疑慮叢生。我考慮這件事只有兩個可能，不是日本人在我屋裡安上了什麼偷聽的機器，就是德王在日本人面前說出了真話。我為了解開這個疑團，費了好大功夫，在屋裡尋找那個可能有的機器。我沒有找到什麼機器，又懷疑是德王成心出賣我，可是也沒有什麼根據。這兩種可能都不能斷定，也不能否定，於是都成了我的新魔障。
這件事發生之後，我懂得的事就比「凌升事件」告訴我的更多了。我再不跟任何外來人說真心話，我對每位客人都有了戒心。事實上，自從我訪日回來發表講演之後，主動來見的人即逐漸減少，到德王會見之後，更近於絕跡。到了一九三七年，關東軍更想出了一個新規矩，即每逢我接見外人，須由「帝室御用掛」在旁侍立。
進入了一九三七年，我一天比一天感到緊張。
在「七七」事變前這半年間，日本加緊了準備工作。為了鞏固它的後方基地的統治，對東北人民的抗日愛國活動，進行了全面的鎮壓。一月四日，以「滿洲國皇帝敕令」頒行了「滿洲帝國刑法」，接著便開始了「大檢舉」、「大討伐」，實行了「保甲連坐法」，「強化協和會」，修「警備道」，建「碉堡」，歸屯並村。日本這次調來大量隊伍，用大約二十個日本師團的兵力來對付擁有四萬五千餘人的抗日聯軍。與此同時，各地大肆搜捕抗日救國會會員，搜捕一切被認做「不穩」的人。這一場「大檢舉」與「大討伐」，效果並不理想，關東軍司令官向我誇耀了「皇軍」威力和「赫赫戰果」之後不到一年，又以更大的規模調兵遣將（後來知道是七十萬日軍和三十萬偽軍），舉行了新「討伐」，同時據我的親信、警衛處長佟濟煦告訴我，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