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二年五月，國聯調查團來到了東北。十月，發表了所謂「滿洲問題」的調查報告。鄭氏父子對於這個調查團曾抱有很大幻想，報告書公布的時候，他們簡直以為實現國際共管的理想是指日可待的。他父子倆後來失寵於日人，終於被拋棄，與這種熱衷於共管有很大關係。我當時並沒有他們想的那麼多，沒有他們那樣興奮，但卻從他們的議論中，知道了不少國際上的事情。我與他們的感受也不同。他們因調查團的態度而發生了共管的幻想，而我卻由此發生了對日本強大的感覺。由於這種感覺，我越發認為自己的命運是無法跟它分開了。
關於西方列強在「滿洲事件」上的態度，我早就聽鄭氏父子等人不斷說過這類的話：「別看日內瓦、巴黎（國聯）開會開得熱鬧，其實哪一國也不打算碰日本，歐戰以後有實力的是美國，可是連美國也不想跟日本動硬的。」精通英文、日文的鄭垂不時地把外國報紙上的輿論告訴我，說美國不少報紙言論是擔日的。他曾有根有據地說了一些非公開消息，例如美日曾有密約，美對日本在東北的行動有諒解，等等。他還很具體地告訴我，早在事變前美國方面的重要人物就勸過蔣介石，把滿洲賣給日本，讓日本去碰蘇聯，以收其利 。
「調查團要來了，」鄭孝胥是這樣告訴我的，「國民黨請他們來調查，想請他們幫忙對付日本，其實他們是不對付日本的。他們關心的一是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二是對付赤俄。他們在東京跟內田康哉（這時已出任日本外相）談的就是這個。用不著擔心，到時候應付幾句就行了。依臣看來，國民黨也明知道調查團辦不了什麼事，說不定國民黨看到了國際共管滿洲的好處。」
後來事實證明，鄭氏父子說的話大部正確。
瀋陽事變發生後，蔣介石一再電張學良轉命東北駐軍：「為免事件擴大，絕對不抵抗。」四天後，即九月二十二日，蔣在南京全市國民黨員大會上宣稱：「以公理對強權，以和平對野蠻，忍辱含憤，暫取逆來順受態度，以待國際公理之判斷。」同時，對內卻毫無和平與公理，用最野蠻的辦法加緊進行內戰。九月三十日，國民黨向國聯請求派中立委員會到滿洲調查。經過幾番討論，到十二月十日才得到日本同意，做出組織調查團的決議。調查團由五國委員組成，即英國的李頓爵士、美國的佛蘭克洛斯·麥考益少將、法國的亨利·克勞德中將、義大利的格迪伯爵和德國的恩利克希尼博士。團長是李頓。一九三二年二月三日調查團啟程，先在日本、上海、南京、漢口、九江、宜昌、重慶等地轉了一圈，又在北平住了十天，到東北的時候已是五月份了。在這期間，南京政府宣傳著「等待公理的判斷」，而日軍則攻佔了錦州，發動了淞滬戰爭，成立了「滿洲國」。除了這些被「等待」來的結果之外，還有一個在各國干預下產生的《淞滬停戰協定》。根據這個協定，南京政府的軍隊從此不得進駐淞滬地區。
五月三日這天，我和調查團的會見，用了大約一刻鐘左右的時間。他們向我提出了兩個問題：我是怎麼到東北來的？「滿洲國」是怎麼建立起來的？在回答他們的問題之前，我腦子裡閃過一個大概他們做夢也沒想到的念頭。我想起當年庄士敦曾向我說過，倫敦的大門是為我打開著的，如果我現在對李頓說，我是叫土肥原騙來又被板垣威嚇著當上「滿洲國元首」的，我要求他們把我帶到倫敦，他們肯不肯呢？我這個念頭剛一閃過，就想起來身邊還坐著關東軍的參謀長橋本虎之助和高參板垣征四郎。我不由地向那青白臉瞄了一眼，然後老老實實按照他預先囑咐過的說：「我是由於滿洲民眾的推戴才來到滿洲的，我的國家完全是自願自主的……」
調查團員們一齊微笑點頭，再沒問什麼。然後我們一同照相，喝香擯，祝賀彼此健康。調查團走後，板垣的青白臉泛滿了笑意，讚不絕口地說：「執政閣下的風度好極了，講話響亮極了！」鄭孝胥事後則晃著禿頭說：「這些西洋人跟臣也見過面，所談都是機會均等和外國權益之事，完全不出臣之所料。」
這年十月，日本《中央公論》上刊出了駒井的一篇文章，鄭垂把譯文送來不久，《調查團報告書》也到了我手裡，這兩樣東西，給了我一個統一的印象，正如鄭氏父子所判斷的，調查團所關心的是「機會」與「門戶」問題。
駒井的文章題為《滿洲國是向全世界宣稱著》，內容是他與李頓等人會見的情形。現在鄭垂的譯文已不可得，只有藉助於一篇不高明的譯文，是陳彬龢編印的《滿洲偽國》里的。文章中說，李頓第一個向他提出問題：「滿洲國的建設不稍嫌早些么？」他回答了一大套非但不早，且嫌其晚的鬼道理，然後是——
，但是我們日本人，要想做這海關的事務員，則非受等於拒絕的嚴格的英語試驗不可。
這次談話，使鄭孝胥父子感到了極大的興奮，鄭垂甚至估計到，國聯很可能做出一個國際共管滿洲的決議來。後來調查團的報告書公布出來，使鄭氏父子更有了信心。調查團的報告書中所代表的國聯，正是以鄭氏父子所希望的那種中國的管理者的態度出現的。報告書明白地說：「目前極端之國際衝突事件，業經中國再度要國聯之干涉。……中國遵循與國際合作之道，當能得最確定及最迅速之進步，以達到其國家之理想。」這位管理者明確地表示：日本「為謀滿洲之經濟發展，要求建設一能維持秩序之鞏固政權，此項要求，我等亦不以為無理」。但是，這位管理者認為最重要的是，「惟有在一種外有信仰內有和平，而與遠東現有情形完全不同之空氣中，為滿洲經濟迅速發展所必要之投資始可源源而來」。這就是說，要有列強各國共同認定的那種「信仰」才行，這就是鄭氏父子所嚮往的由各國共同經營，利益均沾的局面。
鄭氏父子關於反蘇問題的估計，也得到了證實。調查團說，它理解日本稱滿洲為其生命線之意義，同情日本對「其自身安全之顧慮」，因此，「日本之欲謀阻止滿洲被利用為攻擊日本之根據地，以及為在某種情形之下滿洲邊境被外國軍隊衝過時，日本欲有採取適當軍事行動之能力，吾人均可承認」。不過調查團又認為，這樣做法日本的財政負擔必大，而且日本在滿軍隊受時懷反側之民眾包圍，其後又有包含敵意之中國，日本軍隊能否不受重大困難，亦殊難言。因此可以考慮另外的辦法，則「日本甚或又因世界之同情與善意，不須代價而獲安全保障較現時以巨大代價換得者為更佳」。調查團於是提出意見說，問題的解決，恢複原狀和維持現狀都不是令人滿意的辦法，認為只要「由現時（滿洲國）組織毋須經過極端之變更或可產生一種滿意之組織」，這就是實行「獲得高度自治權」的「滿洲自治」，由各國洋人充當這個自治政府的顧問；由於日本人在東北的權益大些，日本人比例也大些，但其他外國也要有一定比例。為實現這個新政體，「討論和提出一種特殊制度之設立，以治理東三省之詳密議案」，要先成立一個由國聯行政院掌握最高決定權的、由中日雙方和「中立觀察員」組成的顧問委員會。調查團並且認為「國際合作」的辦法不但適於「滿洲」，也適於對全中國使用。其根據理由也是鄭氏父子屢次表示過的，是因為中國只有勞動力，而資本、技術。人才全要靠外國人，否則是建設不起來的。
在剛看到報告書的那幾天，鄭孝胥曾興緻勃勃地告訴過我，「事情很有希望」，說胡適也在關內發表論文，稱譽報告書為「世界之公論」。可是後來日本方面的反響到了，他父子大為垂頭喪氣。儘管調查團再三談到尊重日本在滿洲的權益，甚至把「九一八」事變也說成是日本的自衛行為，日本的外務省發言人卻只表示同意一點，就是：「調查團關於滿洲的建議，大可施於中國與列強間的關係而獲得研益，如制定國際共管計畫者，是也！」至於對「滿洲」本身的共管方案，根本不加理睬。鄭孝胥後來的失寵和被棄，即種因在對於「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熱衷上。
在國聯調查團的報告書發表之前，我曾經設想過，假如真的像鄭氏父子希望的那樣，將東北歸為國際共管，我的處境可能比日本獨佔情形下好得多。但是，我還有兩點不同的考慮；一是怕「共管」之中，南京政府也有一份，如果這樣，我還是很難容身；另一點是，即使南京管不上我，國際共管也未必叫我當皇帝，如果弄出個「自治政府」來，那還有什麼帝制？更重要的是，日本的橫蠻，在國際上居然不受一點約束，給我的印象極為深刻。因此，事後我一想起了調查團會見時我心裡閃過的那個念頭，不禁暗暗想道：「幸虧我沒有傻干，否則我這條命早完了。……現在頂要緊的還是不要惹翻了日本人，要想重登大寶，還非靠日本人不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