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旅順以後，感到最惶惑不安的，倒不是因為受到封鎖。隔離，而是從上角這幾個日本人口中聽到，關東軍似乎連新國家的國體問題還沒定下來。
這對我說來，比沒有人在碼頭上迎接我更堵心。沒有人迎接，還可以用「籌備不及」、「尚未公布」的話來解釋。「國體未定」又是怎麼回事呢？國體既然未定，土肥原幹麼要請我到滿洲來呢？
鄭孝胥和上角向我解釋說，土肥原沒有說謊，關東軍支持我複位和主持大計的話全不錯，不過這是滿洲的事，當然還要和滿洲人商量，沒有商量好以前，自然叫做「未定」。
我已經不像在湯崗子那樣容易相信這些人了，但我又找不到任何別人商議事情。這還是我第一次離開我的師傅。在沒師傅指點的情形下，我只好採取商衍瀛的辦法，找神仙幫忙來解答問題。我拿出從天津帶來的一本《未來預知術》 ，搖起了金錢神課。記得我搖出了一課「乾乾」卦，卦辭還算不壞。於是我就這樣的在鄭孝胥、羅振玉和諸葛亮的一致勸導下，捺著性子等待下去。
有一天，上角來問我，是不是認識馬占山。我說在天津時，他到張園來過，算是認識吧。上角說，板垣希望我能寫一封信，勸馬占山歸順。我說在天津時已曾寫過一封，如果需要，還可以再寫。這第二封勸降書並沒有用上，馬占山就投降了。雖然我的信未發生作用，可是關東軍請我寫信這件事給了我一種安慰，我心裡這樣解釋：這顯然是日本人承認我的威信，承認這塊江山必須由我統治才行。我是誰呢，不就是大清的皇帝嗎？這樣一想，我比較安心了些。
這樣等了三個月，到我過生日的第二天，即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九日，忽然來了一個消息，剛剛復會的「東北行政委員會」通過了一項決議，要在滿洲建立一個「共和國」。所謂東北行政委員會是二月十八日復會的，這個委員會由投降的原哈爾濱特區長官張景惠、遼寧（這時被改稱奉天）省主席臧式毅、黑龍江省代理主席馬占山和被這委員會追認的吉林省主席熙洽組成，張景惠為委員長。二月十九日，這個委員會在板垣導演下通過了那項決議，接著又發表了一個「獨立宣言」。這些消息傳來之後，除了鄭氏父子以外，我身邊所有的人，包括羅振玉在內無不大起恐慌，人人憤慨。
這時佔據著我全心的，不是東北老百姓死了多少人，不是日本人要用什麼辦法統治這塊殖民地。它要駐多少兵，要采什麼礦，我一概不管，我關心的只是要復辟，要他們承認我是個皇帝。如果我不為了這點，何必千里迢迢跑來這裡呢？我如果不當皇帝，我存在於世上還有什麼意義呢？陳寶琛老夫子以八十高齡的風燭殘年之身來到旅順時，曾再三對我說：「若非複位以正統系，何以對待列祖列宗在天之靈！」
我心中把土肥原、板垣恨得要死。那天我獨自在前肅親王的客廳里像發了瘋似地轉來轉去，紙煙被我捏斷了一根又一根，《未來預知術》被我扔到地毯上。我一下子想起了我的靜園，想到假如我做不成皇帝，還不如去過舒適的寓公生活，因為那樣我還可以賣掉一部分珍玩字畫，到外國去享福。這樣一想，我有了主意，我要向關東軍表明態度，如果不接受我的要求，我就回天津去。我把這主意告訴了羅振玉和鄭孝胥，他們都不反對。羅振玉建議我先送點禮物給板垣，我同意了，便從隨身帶的小件珍玩中挑了幾樣叫他去辦。恰好這時板垣來電話請鄭羅二人去會談，於是我便叫陳曾壽為我寫下必須「正統系」的理由，交給他們帶給板垣，叫他們務必堅持，向板垣說清楚我的態度。
我寫的那些理由共十二條（後四條是陳曾壽續上的）：
思想上。精神上保存至大，此不得不正統系。
鄭孝胥知道，這次瀋陽之行是決定自己命運的關鍵。因為關東軍在叫東北行政委員會通過「國體」之前，要先排定一下「開國元勛」們的位置。因此，他在動身之前，對我盡量表示順從，以免引起我對他發生戒心。但是等到他的目的已經達到，從瀋陽返回來的時候，那情形就變了。他勸我不要和關東軍爭論，勸我接受共和制，出任「執政」。
「什麼執政？叫我當共和國的執政？」我跳了起來。
「這事已成定局，臣再三向軍方爭論無效。軍方表示，執政即元首……」
我不理他，轉身問羅振玉，這是怎麼回事。羅振玉說：「臣就見了板垣一面，是鄭孝胥跟板垣談的。」
後來據陳曾壽說，鄭孝胥父子根本沒把我的十二條「正統系」給板垣拿出來，而且還向板垣保證：「皇上的事，我全可以包下來，」「皇上如同一張白紙，你們軍部怎麼畫都行，」等等。當時我還不知道這回事，只認為他們不會辦事，都受了日本人的騙。
「你們都沒用！」我大聲喊道，「你們為什麼不說，我的要求達不到，我就回天津！」
「皇上還是再三思考為好。」鄭孝胥說，「復辟必須依賴日本，眼前與日本反目，將來的希望也完了。將來複辟不是沒有希望呵！」
他又講了一些歷史故事，勸我答應，可是那些故事我早就聽夠了，再說無論是劉秀還是重耳，也都沒有放棄君主稱號的。最後他說：
「下午板垣就來覲見，請皇上對板垣說吧！」
「讓他來！」我氣呼呼地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