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 升到將官階級，在「九一八」事變前約十八年間居住中國，被視為陸軍部內的中國通。他對於在滿洲所進行的對華侵略戰爭的發動和進展，以及嗣後受日本支配的偽滿洲國之設立，都具有密切關係。日本軍部派對中國其他地區所採取的侵略政策，土肥原借著政治的謀略、武力的威脅、武力的行使，在促使事態的進展上擔任了顯著的任務。
土肥原和板垣，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的二十五名戰犯中，是被判定犯罪條款最多的兩人。他們兩人罪狀相同，都犯了七條「破壞和平罪」 ，犯了「違反戰爭法規慣例及違反人道之犯罪」中最重的一條，即「命令准許違約行為」之罪。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這批戰犯拖到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才判決，土肥原與板垣和其他五名戰犯都被判處了絞刑。
土肥原，是個完全靠侵略中國起家的日本軍人。他在陸軍士官學校十六期步兵科和陸軍大學畢業後，做過日本參謀本部部員，第十三步兵聯隊長，一九一三年起他來到中國，在關東軍中服務，給東北軍閥的顧問坂西利八郎中將當了十多年的副官。他和張作霖的關係特別深，一九二四年直奉戰爭中，他策動關東軍幫助過張作霖。一九二八年關東軍決定消滅張作霖，在皇姑屯炸死張作霖的陰謀，也有他參加。不久，他即因功晉級大佐，擔任了瀋陽特務機關長的職務，從此開始了判決書上所述的那些罪行，開始了飛黃騰達。其實土肥原的許多「傑作」《判決書》里都沒有提到，例如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天津騷動事件、一九三二年熱河戰爭的爆發、一九三五年五月的丰台事變和冀東偽組織的成立、十一月香河流氓暴動和冀察的特殊政權的出現，都離不開土肥原的策劃活動。可以說，在那段時間裡，土肥原走到哪裡，災難就降臨哪裡。大約他的失敗只有過一次，即在他拉攏之下叛國的馬占山，後來反正抗日。但是這並沒有影響他後來的升遷，他被調去當旅團長的時間不長，又調回任關東軍的特務機關長。一直到「七七」事變，日本人要成立的偽組織都成立起來了，騷亂、暴動等等手段也被武裝進攻代替了，土肥原才脫去了白手套，拿起了指揮刀，以師團長、軍團長、方面軍總司令等身分，統帥著日兵在中國大陸和東南亞進行屠殺和掠奪。就這樣，在屍骨和血泊中，他從「九一八」事變起不過十年間，由大佐升到大將。
那時關於他有種種充滿了神秘色彩的傳說，西方報紙稱他為「東方的勞倫斯 」，中國報紙上說他慣穿中國服裝，擅長中國方言。根據我的了解，他在中國的活動如果都像鼓動我出關那樣做法，他並不需要傳說中的勞倫斯的詭詐和心機，只要有一副賭案上的面孔，能把謊話當真話說就行了。那次他和我會見也沒有穿中國服裝，只不過一套日本式的西服；他的中國話似乎並不十分高明，為了不致把話說錯和聽錯，他還用了吉田忠太郎充當我們的翻譯。
他那年四十八歲，眼睛附近的肌肉現出了鬆弛的跡象，鼻子底下有一撮小鬍子，臉上自始至終帶著溫和恭順的笑意。這種笑意給人的惟一感覺，就是這個人說出來的話，不會有一句是靠不住的。
他向我問候了健康，就轉入正題，先解釋日軍行動，說是只對付張學良一個人，說什麼張學良「把滿洲鬧得民不聊生，日本人的權益和生命財產得不到任何保證，這樣日本才不得已而出兵」。他說關東軍對滿洲絕無領土野心，只是「誠心誠意地，要幫助滿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國家」，希望我不要錯過這個時機，很快回到我的祖先發祥地，親自領導這個國家舊本將和這個國家訂立攻守同盟，它的主權領土將受到日本的全力保護；作為這個國家的元首，我一切可以自主。
他的誠懇的語調，恭順的笑容和他的名氣、身分完全不容我用對待羅振玉和上角利一的態度來對待他。陳寶琛所擔心的——伯羅和上角不能代表關東軍，怕關東軍不能代表日本政府——那兩個問題，我認為更不存在了。土肥原本人就是個關東軍的舉足輕重的人物，況且他又斬釘截鐵地說：「天皇陛下是相信關東軍的！」
我心裡還有一個極重要的問題，我問道：
「這個新國家是個什麼樣的國家？」
「我已經說過，是獨立自主的，是由宣統帝完全做主的。」
「我問的不是這個，我要知道這個國家是共和，還是帝制？是不是帝國？」
「這些問題，到了瀋陽都可以解決。」
「不，」我堅持地說，「如果是復辟，我就去，不然的話我就不去。」
他微笑了，聲調不變地說：
「當然是帝國，這是沒有問題的。」
「如果是帝國，我可以去！」我表示了滿意。
「那麼就請宣統帝早日動身，無論如何要在十六日以前到達滿洲。詳細辦法到了瀋陽再談。動身的辦法由吉田安排吧。」
他像來時那樣恭敬地向我祝賀一路平安，行了禮，就告辭了。土肥原走後，我接見了和土肥原一齊來的金梁，他帶來了以袁金鎧為首的東北遺老們的消息，說他們可以號召東北軍舊部歸服。總之，我認為完全沒問題了。
土肥原去後，吉田告訴我，不必把這件事告訴總領事館；關於動身去大連的事，自有他給我妥善安排。我當時決定，除了鄭孝胥之外，再不找別人商量。
但是，這回消息比上次我去日本兵營傳得還快，第二天報上登出了土肥原和我見面的新聞，而且揭露出了土肥原此行的目的。陳寶琛那幾天本來不在天津，得到了消息，匆忙地從北京跑回來，一下火車直奔鄭孝胥家裡，打探了消息，然後奔向靜園。這時正好劉驤業從日本東京發來一封電報，說日本軍部方面認為我出山的時機仍然未至。看了這個電報，我不得不把會見土肥原的情形告訴了他，並且答應和大夥再商量一下。
這天是十一月五日，靜園裡開了一個別開生面的「御前會議」。記得被我召來的除陳寶琛、鄭孝胥、胡嗣瑗之外，還有在天津當寓公的袁大化和鐵良（升允此時剛剛去世）。在這次會議上，陳寶琛和鄭孝胥兩人展開了激烈的辯論。
「當前大局未定，輕舉妄動有損無益。羅振玉迎駕之舉是躁進，現在啟駕的主意何嘗不是躁進！」陳寶琛瞅著鄭孝胥說。
「彼一時，此一時。時機錯過，外失友邦之熱心，內失國人之歡心，不識時務，並非持重！」鄭孝胥瞅著陳寶琛說。
「日本軍部即使熱心，可是日本內閣還無此意。事情不是兒戲，還請皇上三思而定。」
「日本內閣不足道，日本軍部有帷幄上奏之權。三思再思，如此而已！」
「我說的請皇上三思，不是請你三思！」
「三思！三思！等日本人把溥偉扶上去，我們為臣子的將陷皇上於何地？」
「溥偉弄好弄壞，左不過還是個溥偉。皇上出來只能成，不能敗。倘若不成，更陷皇上於何地？更何以對得起列祖列宗？」
「眼看已經山窮水盡了！到了關外，又恢複了祖業，又不再愁生活，有什麼對不起祖宗的？」
在鄭孝胥的飛濺的唾星下，陳寶琛臉色蒼白，顫巍巍地扶著桌子，探出上身，接近對面的禿頭頂，冷笑道：
「你，有你的打算，你的熱衷。你，有何成敗，那是毫無價值可言！……」
一言不發的袁大化，低頭不語的鐵良，以及由於身分夠不上說話只能在旁喘粗氣的胡嗣瑗，覺著不能再沉默了，於是出來打圓場。鐵良說了些「從長計議」的話，透出他是支持陳寶琛的，袁大化嘟囔了幾句，連意思都不清楚。胡嗣瑗想支持陳寶琛，可是說不明白。我在會上沒有表示態度，但心裡認為陳寶琛是「忠心可嘉，迂腐不堪」。
我覺得最好的辦法，還是不要表示自己的想法，不透露自己的意圖。對身邊的人如此，對社會上更要如此。在這裡我要插敘一下，大約是土肥原會見後的兩三天，我接見高友後的一段事。
那幾天要求見我的人非常多，我認為全部加以拒絕，只能證實報紙上的推測，那對我會更加不利。至於這個高友唐，更有接見的必要。他以前也是張園的客人，張園把他看做遺老，因為他是清朝仕學館出身，做過清朝的官，後來辦過幾種報紙，當了國民黨的監察院委員，曾自動為我向南京要求過「歲費」（沒有結果）。我想他可能透點什麼消息給我，所以接見了他。沒想到他是給蔣介石來做說客的。他說國民黨政府給他來了電報，叫他告訴我，國民政府願意恢複優待條件，每年照付優待費，或者一次付給我一筆整數也可以，請我提出數目；至於住的地方，希望我選擇上海，我如果要出洋，或者要到除了東北和日本以外的任何地方，都可以。
聽了他的話，我冷笑說：
「國民政府早幹什麼去了？優待條件廢了多少年，孫殿英讀犯了我的祖陵，連管也沒有管，現在是怕我出去丟蔣介石他們的人吧，這才想起來優待。我這個人是不受什麼優待的，我也不打算到哪兒去。你還是個大清的舊臣，何必替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