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不等靜園裡商量出一致意見來，日本駐津總領事館的後藤副領事，第二天便找上了門。他們對我去日本兵營的事全知道了。總領事館表示，他們對我的心情和處境是完全理解的，但我最好是慎重從事，現在不要離開天津；他們負有保護的責任，不得不作這個勸告。
從這天起，這位後藤副領事不是直接來見我，就是找陳寶琛舅甥或是鄭孝胥父子，進行勸阻。另方面，日本駐屯軍的通譯官吉田，卻一再向我宣傳，說日本軍方決心支持我上台，我最好立刻動身出行。
這時我對於日本軍政雙方有了新的看法，和陳寶琛那一伙人的看法有了分歧。陳寶琛一向認為文人主政是天經地義，所以他只肯聯絡日本芳澤公使，他的外甥只肯和領事館以及東京的政友會人物來往。這時他堅決主張，如果東京方面沒有表示，千萬別聽軍人們的話。我的看法則不同，認為現在能決定我的命運的不是日本政客，而是軍人。我並沒有什麼高深的見解和情報，我是從當前擺著的事實上看出來的。我看到日本人一方面在外交上宣稱，準備和南京政府通過和平途徑解決「中日糾紛」，另方面關東軍卻一路不停地前進，攻擊退卻著的中國軍隊。我那時雖然還不太明白，這和蔣介石、汪精衛們一邊嚷著抵抗，一邊把國土讓給敵人，原都是用以欺世的兩面手法，但我能看出決定問題的還是日本軍人。陳寶琛指出國際列強的曖昧態度可慮，這也和我的感覺不同。我去過日本兵營後不多天，英國駐津軍隊司令官牛湛德准將忽然來到靜園訪問。他對「九一八」事變給我造成的機會，表示了「私人的祝賀」，並且說：「如果陛下能在偉大的滿洲重新登極，陛下的僕人牛湛德，願意充當龍旗下的一名士兵。」這話使我更加相信鄭孝胥說的英方袒日的消息。牛湛德來訪之後，庄士敦也突然和我久別重逢，據他說這回是代表英國外交部，來辦理廢款和歸還威海衛的余留問題，順便前來看望看望我。他為我的「前途」表示高興，同時請我為他的著作《紫禁城的黃昏》書稿作一篇序文，他說，他將在這書的最末添上一章，叫做「龍歸故里」。
劉驤業和佟濟煦先後從東北帶來的消息，對我也是一種鼓舞。佟濟煦先回來說，他和瀋陽的遺老袁金銷等人見了面，都認為時機已至，不必遲疑。接著劉驤業也來了，雖然他沒有能見到內田康哉和本庄繁，這有點令人失望，但他見到了板垣和金梁，證實了羅振玉和上角利一併不是騙人的。金梁對他表示的尤其樂觀：「奉天一切完備，惟候乘輿臨幸。」他也去過吉林，證實羅振玉說的不錯，日本軍隊已控制了全省，熙洽等人隨時準備響應復辟。
除了這些之外，當時出現的一些謠言也在促使我急於動身。那時天津的新聞界消息非常靈通，我去日本兵營的事，很快就傳到了社會上，有的報紙甚至報道了我已乘輪到了東北。與此同時，不知從哪裡傳來謠言，說中國人要對我有不利的舉動。因此我更覺得不能在天津呆下去了。
我派鄭垂去拜會日本總領事桑島，說既然時機不至，我就不一定一直去奉天，不妨先到旅順暫住，這總比在天津安全一些。桑島立刻表示，到旅順去也不必要。他叫鄭垂轉告我，滿鐵總裁內田康哉也不同意我現在動身，內田是日本政界的老前輩，日本軍部對他也是尊重的，因此還是慎重從事的好，至於安全，他願負完全責任。最後說，他要和駐屯軍司令官香椎交換一下意見。第二天，副領事來找鄭垂說，桑島和香椎商量過了，意見一致，都不主張我現在離開天津。
我聽了這消息覺得非常胡塗，為了弄清真相，不得不把那位司令部的通譯官請來。不料吉田的回答卻是，所謂總領事和司令官的會商，根本沒這麼回事，香椎司令官主張我立刻隨上角利一走。他給我出了個主意，由我親筆寫信給司令部，把堅決要走的態度告訴他。我在胡裡胡塗中寫了這封信。可是不知怎麼弄的，日本總領事又知道了，連忙來找陳寶琛、鄭孝胥探聽有沒有這回事，那封信是真的還是假的？……
我對日本軍政兩界的這種摩擦非常生氣，可是又沒什麼辦法可想。這時二次去東北的劉驤業來了信，說是探得了關東軍司令官本庄的真正意思：現在東北三省尚未全部控制，俟「三省團結穩固，當由內田請上臨幸瀋陽」。既然決定命運的最高權威有了這樣的表示，我只好遵命靜候。
從那以後，我多少明白了一點，不僅天津的領事館與駐屯軍之間意見分歧，就連關東軍內部步調也不太一致。我對某些現象不由得有些擔心：前恭親王溥偉在日本人的保護下祭祀瀋陽北陵，遼寧省出現了「東北地方維持會」的組織，舊東北系重要人物減式毅在受著關東軍的「優待」，前民國執政段祺瑞的行蹤消息，又出現於報端，傳聞日本人要用他組織北方政權。假如我當時知道日本人曾一度想用段祺瑞，又一度要用「東北行政委員會」的空架子，又一度要用溥偉搞「明光帝國」（這是很快就知道的），以及其他的一些可怕的主意，我的心情就更加難受了。
我給了羅振玉和上角利一「暫不出行」的答覆之後，度日如年地等著消息。在等待中，我連續發出「諭旨」，讓兩個剛從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的侄子憲原、憲基到東北宣撫某些蒙古王公，賞賜首先投靠日本佔領軍的張海鵬、貴福等人以美玉。我根據日本武官森糾的請求，寫信給正和張海鵬對抗的馬占山和具有民族氣節的另一些蒙古工公，勸他們歸降。我封張海鵬為滿蒙獨立軍司令官，馬占山為北路總司令，貴福為西路總司令，賜憲原、憲基等以大佐軍銜。我預備了大批寫著各種官銜的空白封官諭旨，以備隨時填上姓名……
特別應當提到的一件事，是我按照鄭孝胥的意見，直接派人到日本去進行活動。自從羅振玉遭到我的拒絕，快快離去之後，鄭孝胥一變表面上的慎重態度，由主張觀望變成反對觀望，主張積極行動了。這時他認為在日本和鈴木、南次郎以及黑龍會方面所談的那個時機已經到來，是提出要求的時候了，同時，他大概也看出了有人在和我競爭著，所以主張派人到東京去活動。我對這種突然的變化不但不驚異，反而十分高興。我背著陳寶琛，採納了鄭孝胥的意見，派了日本人遠山猛雄去日本，找剛上台的陸相南次郎和「黑龍會」首領頭山滿進行聯絡。我根據鄭孝胥起的草，用黃絹親筆給這兩個大人物各寫了一封信。後來，一九四六年在東京國際法庭上南次郎拿出了這封信，給律師作為替他辯護的證據。我因為害怕將來回到祖國會受到審判，否認了這封信，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可惜此信的原文現在沒有得到，只好暫時從日本書籍上轉譯如下：
底解決前途之障礙，則殷憂四伏，永無寧日，必有赤黨橫行，災難無窮矣。
我就這樣地一邊等待，一邊活動著。這封信由遠山猛雄帶走了三個多星期之後，我終於等到了鄭孝胥在自己的日記里所寫的這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