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九年七月，我從日租界官島街的張園，遷到協昌里的「靜園」。這是租的安福系政客陸宗輿的房子，原名「乾園」，我給它改了名字，是含有一層用意的。
北伐後，國民黨的勢力伸到了北方，和我有交情的軍閥紛紛垮台，被我寄託過希望的東三省，宣布「易幟」。張園上下因此一度感到一片悲觀失望。一部分遺老門客作鳥獸散了，和我廝守著的近臣們，除了鄭孝胥和羅振玉等人之外，幾乎再沒有別人談論什麼復辟。像陳寶琛這樣的人，從前嘴邊上掛著的「天與人歸」、「卧薪嘗膽」的話，也不說了。人們惟一考慮的問題，是得到了江山的新王朝，將會怎樣對待我這個末代皇帝。我自己陷入了深沉的憂慮之中。但是，這種情形並沒有繼續多久。我們很快就看到，五色旗才摘下來，打著青天白日旗的人又彼此廝殺起來，今天甲乙聯合反丙，明天乙丙又合作倒甲，情形和從前並沒有什麼兩樣。蔣介石所達到的「統一」，越看越不像那麼回事，蔣介石腳底下的江山，越看越不像料想中的那麼穩固。張園有了絕路逢生之感，不免漸漸重溫舊夢，覺得「定於一」的大業，似乎仍然非我莫屬。不但遺老和門客們後來恢複了這個論調，就連每周「進講」時局的日本參謀們，也不避諱這種觀點。我把新居取名「靜園」的意思，並非是求清靜，而是要在這裡「靜觀變化，靜待時機。」
靜園裡日日望著，月月盼著。一九三一年的夏天，真盼來了消息。
「九一八」事變前的兩個月，在日本東京「學習院」讀書的溥傑正待回國度假，忽然接到鹿兒島來的一封信。鹿兒島駐軍某聯隊的吉岡安直大隊長，曾經是天津日軍司令部的參謀，常到張園來講說時局，與溥傑也認識，這時他向溥傑發出邀請，請溥傑到鹿兒島做幾天客，然後再回國。溥傑應邀到了鹿兒島，受到了吉岡少佐夫婦的殷勤招待。到了告別的時候，吉岡單獨對溥傑神秘而鄭重地說：「你到了天津，可以告訴令兄：現在張學良鬧的很不像話，滿洲在最近也許就要發生點什麼事情。……請宣統皇帝多多保重，他不是沒有希望的！」七月十日溥傑到了天津，把這個消息告訴了我。七月二十九日，日本華族水野勝邦子爵前來訪問，在鄭孝胥和溥傑的陪侍下，我接見了他。在這次平常的禮貌的會見中，客人送了我一件不平常的禮物：一把日本扇子，上面題著一聯詩句：「天莫空勾踐，時非無范蠡」。
原來溥傑回國之前，水野子爵親自找過他，接洽送扇子的事，因此，溥傑明白了這兩句詩的來歷，並且立即寫信報告了我。這是發生在日本南北朝內亂中的故事。受控制於鎌倉幕府的後醍醐天皇，發動倒幕失敗，被幕府捕獲，流放隱歧。流放中，有個武士把這兩句詩刻在櫻樹榦上，暗示給他。後來，這位日本「勾踐」果然在一群「范蠡」的輔佐下，推翻了幕府，回到了京都。以後即開始了「建武中興」。水野說的故事到此為止，至於後醍醐天皇回京都不過三年，又被新的武士首領足利尊氏趕了出來，他就沒再說。當然，那時我也不會有心思研究日本歷史。重要的是，這是來自日本人的暗示。那時正當「山雨欲來風滿樓」之際，東北局勢日益緊張，我的「重登大寶」的美夢已連做了幾天晚上。這時來了這樣的暗示——無論它是出於單純的私人關懷，還是出於某方的授意——對我說來，事實上都是起著行動信號的作用。
「九一八」前後那幾天的靜園動態，鄭孝胥日記里留下了一些記載：
省、內蒙為獨立國，而向日本上請願書，此及時應為之事也。……
我從一聽見事變的消息時起，每分鐘都在想到東北去，但我知道不經日本人的同意是辦不到的。鄭孝胥對我說，瀋陽情況還不明朗，不必太著忙，日本人遲早會來請皇上，最好先和各方面聯絡一下。因此我決定派劉驤業，去找日本人在東北的最高統治者內田和本庄。另叫我的管家頭目佟濟煦，去東北看看遺老們那邊的情形。這時商衍瀛也想去找那些有過來往的東北將領。這些辦理「及時應為之事」的人走後，過了不久，鄭孝胥的話應驗了，關東軍派人找我來了。
九月三十日下午，日本天津駐屯軍司令部通譯官吉田忠太郎來到靜園，說司令官香椎浩平中將請我到司令部談一件重要的事情。他告訴我不要帶隨從，單獨前往。我懷著喜事臨門的預感，到了海光寺日本兵營，香椎正立在他的住宅門外等著我。我進了他的客廳，在這裡我看見了兩個人恭恭敬敬地站著，一個是長袍馬褂的羅振玉，另一個是穿西服的陌生人，從他鞠躬姿勢上就可以看出是個日本人。香椎介紹說，他是關東軍參謀板垣大住派來朝見我的，名叫上角利一。介紹了之後，香椎就出去了。
屋子裡只剩下我們三個人。羅振玉恭恭敬敬地給我請過安，拿出一個大信封給我。這是我的遠支宗室，東北保安副總司令張作相的參謀長熙洽寫來的。張作相是兼職的吉林省主席，因為到錦州奔父喪，不在吉林，熙洽便利用職權，乘機下令開城迎接日軍，因此，他的日本士官學校時代的老師多門師團長的軍隊，不費一槍一彈，就佔領了吉林。他在信里說，他期待了二十年的機會，今天終於來到了，請我匆失時機，立即到「祖宗發祥地」主持大計，還說可以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先據有滿洲，再圖關內，只要我一回到瀋陽，吉林即首先宣布復辟。
羅振玉等我看完了信，除了重複了一遍信中的意思，又大講了一番他自己的奔走和關東軍的「仗義協助」。照他說，東北全境「光復」指日可待，三千萬「子民」盼我回去，關東軍願意我去複位，特意派了上角來接我。總之是一切妥善，只等我拔起腿來，由日本軍艦把我送到大連了。他說得興高采烈，滿臉紅光，全身顫動，眼珠子幾乎都要從眼眶子里跳出來了。他的興奮是有來由的。他不僅有熙洽的慾望，而且有呂不韋的熱衷。他現在既相信不久可以大過其蟒袍補褂三跪九叩之癮，而且看到利潤千萬倍於「墨緣堂」的「奇貨」。他這幾年來所花費的「苦功」，後來寫在他的自傳《集蓼編》里了：
關於羅振玉在一九二八年末搬到旅順大連以後的活動，他曾來信大略向我說過，那時在鄭孝胥和陳寶琛等人的宣傳下，我對這個「言過其實，舉止乖戾」的人，並沒抱太大的希望。正巧在幾個月之前，他剛剛又給我留下了一個壞印象。幾個月以前，他忽然興沖沖地從大連跑來，拿著日本浪人田野豐寫的「勸進表」對我說，田野豐在日本軍部方面手眼通天，最近與一個叫高山公通的軍界宿耆共同活動，得到軍部的委託，擬定了一個計畫，要根據所謂「赤黨舉事」的情報，派謝米諾夫率白俄軍在日軍支援下乘機奪取「奉天」，同時將聯絡東北當地官吏「迎駕歸滿，宣詔收復滿蒙，復辟大清」。為了實現這個計畫，希望我拿出一些經費給他。我聽了這個計畫，很覺蹊蹺，未敢置信。過了兩天，日本駐北京的武官森赳忽然來找鄭孝胥，要我千萬不要相信田野豐的計畫，鄭孝胥連忙告訴了我，並且把羅振玉又攻擊了一頓。這件事情才過去不久，現在羅振玉又來和我談迎駕的問題，我自然不能不有所警惕。
我瞧瞧羅振玉，又瞧瞧生疏的上角利一，心中猶豫不定。顯然，羅振玉這次的出現，與以往任何一次不同，一則談話的地點是在日軍司令部，同來的還有關東軍板垣大住的代表；二則他手裡拿著照治的親筆信；再則，前一天我從大連報紙上看到了「瀋陽各界準備迎立前清皇帝」的新聞，天津報上不斷登載的中國軍隊節節退讓，英國在國際聯盟袒護日本的消息。看來日軍對東北的統治是可能實現的，這一切都是我所希望的。但是，我覺得這件事還是和陳寶琛、鄭孝胥他們商量一下的好。
我向羅振玉和上角說，等我回去考慮一下再答覆他們。這時，不知躲在哪裡的香推出場了，他向我表示，天津的治安情形不好，希望我能考慮關東軍板垣大住的意見，動身到東北去。他這幾句話，使我在坐進汽車之後，越想越覺得事情不像是假的。我的疑惑已經完全為高興所代替了。不料回到了靜園，馬上就碰見了潑冷水的。
頭一個表示反對的是陳寶琛，追隨他的是胡嗣瑗、陳曾壽（婉容的師傅）。他們聽了我的敘述，立即認為羅振玉又犯了魯莽乖戾的老病，認為對於關東軍的一個大住的代表，並不能貿然置信。他們說，東北的局勢變化、國際列強的真正態度，以及「民心」的趨向等等，目前還未見分曉，至少要等劉驤業探得真相之後，才能決定行止。聽了這些泄氣話，我頗不耐煩地直搖頭：
「熙洽的信，決不會說謊。」
八十四歲的陳寶琛聽了我的話，樣子很難過，任了一陣之後，很沉痛地說：
「天與人歸，勢屬必然，光復故物，豈非小臣終身之願？惟局勢混沌不分，貿然從事，只怕去時容易回時難！」
我看和這幾個老頭子說不通，叫人馬上催鄭孝胥來。鄭孝胥雖然七十一歲了，卻是勁頭十足的，他的「開門戶」、「借外援」。「三共論」以及「三都計畫」等等，已使我到了完全傾倒的程度。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