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張園裡住了一段時間以後，就覺得這個環境遠比北京的紫禁城舒服。我有了這樣的想法：除非復辟的時機已經成熟，或者發生了不可抗拒的外力，我還是住在這裡的好。這也是出洋念頭漸漸沖淡的一個原因。
張園（和後來的靜園）對我說來，沒有紫禁城裡我所不喜歡的東西，又保留了似乎必要的東西。在紫禁城裡我最不喜歡的，首先是連坐車、上街都不自由的那套規矩，其次是令我生氣的內務府那一批人。如今我有了任意行事的自由，別人只能進諫而無法干涉。在紫禁城裡，我認為必要的東西，是我的威嚴，在這裡也依然存在。雖然我已不穿笨拙的皇帝龍袍，經常穿的是普通的袍子馬褂，更多的是穿西裝，但是這並不影響別人來給我叩拜。我住的地方從前做過遊藝場，沒有琉璃瓦，也沒有雕樑畫棟，但還有人把它稱做「行在」（我也覺得抽水馬桶和暖氣設備的洋樓遠比養心殿舒服），北京的宗族人等還要輪流來這裡給我「值班」，從前張園遊藝場售票處的那間屋子，猶如從前的「乾清門侍衛處」。雖然這裡已沒有了南書房、懋勤殿、內務府這些名堂，但在人們的心目中，張園那塊「清室駐津辦事處」的牌子就是它們的化身。至於人們對我的稱呼，園子里使用的宣統年號，更是一絲不苟地保留著，這對我說來，都是自然而必要的。
在張園時代，內務府大臣們只剩下榮源一個人，其餘的或留京照料，或告老退休。我到天津後最初發出的諭旨有這兩道：「鄭孝胥、胡嗣瑗、楊鍾羲、溫肅、景方昶、蕭丙炎、陳曾壽、萬繩木式、劉驤業皆駐津備顧問。」「設總務處，著鄭孝胥、胡嗣瑗任事，庶務處著佟濟煦任事，收支處著景方昶任事，交涉處著劉驤業任事。」陳寶琛、羅振玉、鄭孝胥是每天必見的「近臣」，他們和那些顧問每天上午都要來一次，坐在樓外西邊的一排平房裡等著「召見」。在大門附近有一間屋子，是請求「覲見」者坐候傳喚的地方，曾經坐過的人，有武人、政客、遺老、各式「時新」人物、騷人墨客以及醫卜星相。像青年黨黨魁曾傳，網球名手林寶華，《新天津報》主筆劉冉公，國民黨監察委員高友唐，……都曾加入張宗昌、劉鳳池的行列，在這裡恭候過「奏事官」的「引見」。駐園的日警，天津人稱之為「白帽」的，駐在對面平房裡，每日登記著這些往來的人物。每逢我外出，便有一個日警便衣跟隨。
張園裡的經濟情況，和紫禁城比起來，自然差的多了，但是我還擁有一筆可觀的財產。我從宮裡弄出來的一大批財物，一部分換了錢，存在外國銀行里生息，一部分變為房產，按月收租金。在關內外我還有大量的土地，即清朝入關後「跑馬圈地」弄來的所謂「皇產」，數字我不知道，據我從一種歷史刊物上看到的材料說，僅直隸省的皇產，不算八旗的，約有十二萬餉。即使把這數字打幾個折扣，也還可觀。為了處理這些土地的租賃與出售，民國政府直隸督辦和清室專設了一個「私產管理處」，兩家坐地分贓，賣一塊分一筆錢，也是一項收入。此外，前面我已說過，我和溥傑費了半年多功夫運出來的大批珍貴字畫古籍，都在我手裡。
我到天津之後，京、奉、津等地還有許多地方須繼續開支月費，為此設立了「留京辦事處」、「陵廟承辦事務處」、「駐遼寧辦事處」、「宗人府」、「私產管理處（與民國當局合組的）」、「東陵守護大臣」和「西陵守護大臣」等去分別管理。我找到了一份材料，這上面只算北京和東西陵這幾處的固定月費、薪俸、飯食，就要開支一萬五千八百三十七元八角四分 ，至於天津一地的開支，每月大約需一萬多元 ，最大宗的開支即收買和運動軍閥的錢，尚不在此數。每月平均開支中的購買一項，約佔全月開支三分之二，也沒有包括汽車、鑽石之類項目。天津時期的購買用品的開支比在北京時大得多，而且月月增加，像鋼琴、鐘錶、收音機、西裝、皮鞋、眼鏡，買了又買，不厭其多。婉容本是一位天津大小姐，花錢買廢物的門道比我多。她買了什麼東西，文綉也一定要。我給文綉買了，婉容一定又要買，而且花的錢更多，好像不如此不足以顯示皇后的身份。文綉看她買了，自然又嘰咕著要。這種競賽式的購買，弄得我後來不得不規定她們的月費定額，自然，給婉容定的數目要比文繡的大一些，記得起初是婉容一千，文綉八百，後來有了困難，減到三百與二百。至於我自己花錢，當然沒有限制。
由於這種昏天黑地的揮霍，張園又出現了紫禁城時代的窘狀，有時竟弄得過不了節，付不出房租，後來連近臣和「顧問」們的俸銀都開支不出來了。
我花了無數的錢，買了無數用不著的東西，也同時買來了一個比庄士敦給我的更強烈的觀念：外國人的東西，一切都是好的，而對照之下，我覺得在中國，除了帝制之外，什麼都是不好的。
一塊留蘭香牌口香糖，或者一片拜耳的阿司匹靈，這幾分錢的東西就足夠使我發出喟嘆，認為中國人最愚蠢，外國人最聰明。當然，我想到的中國人，並沒有包括我自己，因為我自認自己是凌駕於一切臣民之上的。我認為就連那些聰明的外國人也是這樣看我的。
那時我在外國租界里，受到的是一般中國人絕對得不到的待遇。除了日本人，美國、英國、法國、義大利等各國的總領事。駐軍長官、洋行老闆，對我也極為恭敬，稱我「皇帝陛下」，在他們的國慶日請我去閱兵，參觀兵營，參觀新到的飛機、兵艦，在新年和我的生日都來向我祝賀……
庄士敦沒走以前，給我介紹了英國總領事和英國駐軍司令，以後他們輾轉介紹，歷任的司令官都和我酬酢往還不斷。英王喬治五世的第三子過津時訪問過我，帶去了我送他父親的照片，後來英王來信向我致謝，並把他的照片交英國總領事送給我。通過義大利總領事，我還和義大利國王互贈過照片。
我看過不少兵營，參加過多次外國軍隊的檢閱。這些根據我的祖先——西太后承認的「庚子條約」而駐在中國土地上的外國軍隊，耀武揚威地從我面前走過的時候，我卻覺得頗為得意，認為外國人是如此的待我，可見他們還把我看做皇帝。
天津有一個英國人辦的名叫「鄉藝會」（try Club）的俱樂部，是只准許外國大老闆進出的豪華遊樂場所，中國人是根本走不進那個大門的，只有對我是個例外 。我可以自由出入，而且可以帶著我的家人們，一起享受當「特殊華人」的滋味。
為了把我自己打扮得像個西洋人，我盡量利用惠羅公司、隆茂洋行等等外國商店裡的衣飾、鑽石，把自己裝點成《老爺雜誌》上的外國貴族模樣。我每逢外出，穿著最講究的英國料子西服，領帶上插著鑽石別針，袖上是鑽石袖扣，手上是鑽石戒指，手提「文明棍」，戴著德國蔡司廠出品的眼鏡，渾身發著密絲佛陀、古龍香水和樟腦精的混合氣味，身邊還跟著兩條或三條德國獵犬和奇裝異服的一妻一妾……
我在天津的這種生活，曾引起過陳寶琛、胡嗣瑗這派遺老不少的議論。
他們從來沒反對我花錢去買東西，也不反對我和外國人來往，但是當我到中原公司去理髮，或者偶爾去看一次戲，或者穿著西服到外面電影院看電影，他們就認為大失帝王威儀，非來一番苦諫不可了。有一次，胡嗣瑗竟因我屢諫不改，上了自劾的請求告退的奏摺（原文抬頭處，我都改成了空一格）：
論者因疑左右但知容悅，竟無一效忠骨鯁之臣。里既未能執奏於事前，更不獲弁明於事後，則臣之溺職者又一也。……是臣溺職辜恩，已屬百喙難解，誠如亮言，宜責之以彰其慢者也，若復靦顏不去，伴食浮沉，上何以弼聖功，下何以開賢路？長此因循坐誤，更何以偷息於人間？茹鯁在喉，彷徨無已，惟有披瀝愚悃，懇恩開去管理駐津辦事處一差，即行簡用勤能知大體人員，克日接管其事，則宗社幸甚！微臣幸甚！……
胡嗣瑗說的「俯臨劇場」，是指我和婉容到開明戲院看梅蘭芳先生演《西施》的那一次。他老先生在戲園裡看見了我，認為我失了尊嚴，回來之後就向我辭職。經我再三慰留，以至拿出了兩件狐皮筒子賞他，再次表示我從諫的決心，他才轉嗔為喜，稱讚我是從諫如流的「英主」，結果雙方滿意，了事大吉。這次由中原公司理髮引起的辭職，也是叫我用類似辦法解決的。我初到天津那年，婉容過二十整壽生日的時候，我岳父榮源要請一洋樂隊來演奏，遺老丁仁長聞訊趕忙進諫，說「洋樂之聲，內有哀音」，萬不可在「皇后千秋之日」去聽。結果是罷用洋樂，丁仁長得到二百塊大洋的賞賜。以物質獎賞諫臣，大概就是由這次開的頭。
從此以後，直到我進了監獄，我一直沒有在外面看過戲，理過發。我遵從了胡嗣瑗的意見，並非是怕他再鬧，而確實是接受了他的教育，把到戲園子看戲當做有失身份的事。有一個例子可證明我的「進步」。後來有一位瑞典王子到天津，要和我見面，我因為在報上看見他和梅蘭芳的合照，便認為他失了身分，為了表示不屑，我拒絕了他的要求，沒和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