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孝胥在北京被羅振玉氣跑之後，轉年春天回到了我的身邊。這時羅振玉逐漸遭到懷疑和冷淡，敵對的人逐漸增多，而鄭孝胥卻受到了我的歡迎和日益增長的信賴。陳寶琛和胡嗣瑗跟他的關係也相當融洽。一九二五年，我派他總管總務處，一九二八年，又派他總管外務，派他的兒子鄭垂承辦外務，一同做我對外聯絡活動的代表。後來他與我之間的關係，可以說是到了榮祿與慈禧之間的那種程度。
他比陳寶琛更隨和我。那次我會見張作霖，事前他和陳寶琛都表示反對，事後，陳寶琛鼓著嘴不說話，他卻說：「張作霖有此誠意表示，見之亦善。」他和胡嗣瑗都是善於爭辯的，但是胡嗣瑗出口或成文，只用些老古典，而他卻能用一些洋知識，如墨索里尼創了什麼法西斯主義，日本怎麼有個明治維新，英國《泰晤士報》上如何評論了中國局勢等等，這是胡嗣瑗望塵莫及的。陳寶琛是我認為最忠心的人，然而講到我的未來，絕沒有鄭孝胥那種令我心醉的慷慨激昂，那種滿腔熱情，動輒聲淚俱下。有一次他在給我講《通鑒》時，話題忽然轉到了我未來的「帝國」：
「帝國的版圖，將超越聖祖仁皇帝一朝的規模，那時京都將有三座，一在北京，一在南京，一在帕米爾高原之上……」
他說話時是禿頭搖晃，唾星四濺，終至四肢顫動，老淚橫流。
有時，在同一件事上說的幾句話，也讓我覺出陳寶琛和鄭孝胥的不同。在康有為賜謚問題上，他兩人都是反對的，陳寶琛在反對之餘，還表示以後少賜謚為妥，而他在發表反對意見之後，又添了這麼一句：「戊戌之獄，將來自然要拿到朝議上去定。」好像我不久就可以回紫禁城似的。
鄭孝胥和羅振玉都積極為復辟而奔走活動，但鄭孝胥的主張更使我動心。雖然他也是屢次反對我出洋和移居旅順、大連的計畫的。
鄭孝胥反對我離開天津到任何地方去，是七年來一貫的。甚至到「九一八」事變發生，羅振玉帶著關東軍的策劃來找我的時候，他仍然不贊成我動身。這除了由於他和羅振玉的對立，不願我被羅壟斷居奇，以及他比羅略多一點慎重之外，還有一條被人們忽視了的原因，這就是：他當時並不把日本當做唯一的依靠；他所追求的東西，是「列強共管」。
在天津時代，鄭孝胥有個著名的「三共論」。他常說：「大清亡於共和，共和將亡於共產，共產則必然亡於共管。」他把北伐戰爭是看做要實行「共產」的。這次革命戰爭失敗後，他還是念不絕口。他說：「又鬧罷工了，罷課了，外國人的商業受到了損失，怎能不出頭來管？」他的「三共論」表面上看，好像是他的感慨，其實是他的理想，他的願望。
如果考查一下鄭、羅二人與日本人的結交歷史，鄭到日本做中國使館的書記宮是一八九一年，羅賣古玩字畫、辦上海《農報》，由此結識了給《農報》譯書的日人藤田劍峰是在一八九六年，鄭結交日人比羅要早五年。但是羅振玉自從認識了日本方面的朋友，眼睛裡就只有日本人，辛亥後，他把復辟希望全放到日本人的身上，而鄭孝胥卻在日本看見了「列強」，從那時起他就認為中國老百姓不用說，連做官的也都無能，沒出息，中國這塊地方理應讓「列強」來開發，來經營。他比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更發展了一步，不但要西洋技術，西洋資本，而且主張要西人來做官，連皇家的禁衛軍也要由客卿訓練、統領。不然的話，中國永遠是亂得一團糟，中國的資源白白藏在地里，「我主江山」遲早被「亂黨」、「亂民」搶走，以至毀滅。辛亥革命以後，他認為要想復辟成功，決不能沒有列強的幫忙。這種幫忙如何才能實現呢？他把希望寄托在「共管」上。
那時關於「列強」共管中國的主張，經常可以從天津外文報紙上看到。鄭孝胥對這類言論極為留意，曾認真地抄進他的日記、札記，同時還叫他的兒子鄭垂譯呈給我。這是一九二七年六月九日登在日文報紙《天津日日新聞》上的一篇：
鄭孝胥認為，這類的計畫如果能實現，我的複位的時機便到了。
那年夏天我聽了羅振玉的勸說，打算到日本去，鄭孝胥就根據那篇文章勾起的幻想，向我提出了「留津不動，靜候共管」的勸告。這是他記在日記里的一段：
他提出過不少使「聖德令名彰於中外」的辦法，如用我的名義捐款助賑，用我的名義編纂《清朝歷代政要》，用我的名義倡議召開世界各國弭兵會議等等。有的我照辦了，有的無法辦，我也表示了讚許和同意。
我委任奧國亡命貴族阿克第男爵到歐洲為我進行遊說宣傳，臨行時，鄭孝胥親自向他說明，將來如蒙各國支持「復國」，立刻先實行這四條政策：「一、設責任內閣，閣員參用客卿；二、禁衛軍以客將統帥教練；三、速辦張家口——伊犁鐵路，用借款包工之策；四、國內設立之官辦商辦事業，限五年內一體成立。」
鄭孝胥的想法，以後日益體系化了。有一次，他說：「帝國鐵路，將四通八達，礦山無處不開，學校教育以孔教為基礎……。」我問他：「列強真的會投資嗎？」他說：「他們要賺錢，一定爭先恐後。臣當年承辦璦琿鐵路，投資承包的就是如此，可惜朝廷給壓下了，有些守舊大臣竟看不出這事大有便宜。」那時我還不知道，作為辛亥革命風暴導火線的鐵路國有化政策，原來就是鄭孝胥給盛宣懷做幕府時出的主意。假若我當時知道這事，就准不會再那樣相信他。當時聽他說起辦鐵路，只想到這樣的問題：「可是辛亥國變，不就是川、湘各地路礦的事鬧起來的嗎？」他附和說：「是的，所以臣的方策中有官辦有商辦。不過中國人窮，錢少少辦，外國人富，投資多多辦，這很公平合理。」我又曾問過他：「那些外國人肯來當差嗎？」他說：「待如上賓，許以優待，享以特權，絕無不來之理。」我又問他：「許多外國人都來投資，如果他們爭起來怎麼辦？」他很有把握地說：「唯因如此，他們更非尊重皇上不可。」
這就是由共管論引申出來的日益體系化的鄭孝胥的政策，也是我所讚許的政策。我和他共同認為，只有這樣，才能取回我的寶座，繼續大清的氣脈，恢複宗室覺羅、文武臣僚、士大夫等等的舊日光景。
鄭孝胥在我出宮後，曾向段祺瑞活動「復原還宮」，在我到天津後，曾支持我拉攏軍閥、政客的活動，但是，在他心裡始終沒忘掉這個理想。特別是在其他活動屢不見效的情況下，他在這方面的願望尤其顯得熱烈。這在使用謝米諾夫這位客卿的問題上，分外地可以看出來。
當我把接見謝米諾夫的問題提出來時，陳寶琛擔心的是這件事會引起外界的責難，鄭孝胥著急的卻是怕我背著他和羅振玉進行這件事。他對陳寶琛說：「反對召見，反而使皇上避不諮詢，不如為皇上籌一妥善謹密之策，召見一次。」結果，謝米諾夫這個關係便叫他拉到手上了。
使他對謝米諾夫最感到興趣的，是謝和列強的關係。當謝米諾夫吹噓列強如何支持他，而各國干涉中國的政局之聲又甚囂塵上的時候，鄭孝胥認為時機來了，興高采烈地給張宗昌和謝米諾夫撮合，讓謝米諾夫的黨羽多布端到蒙古舉兵起事，並且親自跑上海，跑青島。他進行了些什麼具體活動，我現在已記憶不清了，只記得他十分得意地寫了不少詩。他的日記里有這樣自我欣賞的描寫：「晨起，忽念近事，此後剝極而復，乃乾旋坤轉之會，非能創能改之才，不足以應之也。」「如袁世凱之謀篡，張勳之復辟，皆已成而旋敗，何者？無改創之識則枘鑿而不合矣！」（一九二五年十一月）「諸人本極畏事，固宜如此！」「夜與謝米諾夫。包文淵、畢瀚章、劉鳳池同至國民飯店，……皆大歡暢，約為同志，而推余為大哥。」（一九二六年五月）
英國騙子羅斯，以辦報紙助我復闢為名，騙了我一筆錢，後來又托鄭孝胥介紹銀行貸款，鄭孝胥因羅是謝米諾夫和多布端的朋友，就用自己的存摺作押，給他從銀行借了四千元。鄭垂覺得羅斯不可靠，來信請他父親留心，他回信教訓兒子說：「不能冒險，焉能舉事？」後來果然不出他兒子所料，羅斯這筆錢到期不還，銀行扣了鄭的存款抵了賬。儘管如此，當羅斯底下的人又來向鄭借錢的時候，由於謝米諾夫的關係，經多布端的說情，他又掏出一千元給了那個騙子。當然，我的錢經他手送出去的，那就更多。被他譏笑為「本極畏事，固宜如此」的陳寶琛，後來在嘆息「蘇龕（鄭宇），蘇龕，真乃疏忽不堪！」之外更加了一句：「慷慨，慷慨，豈非慷他人之慨！」
後來，他由期待各國支持謝米諾夫，轉而渴望日本多對謝米諾夫加點勁，他又由期待各國共管，轉而渴望日本首先加速對中國的干涉。當他的路線轉而步羅振玉後塵的時候，他的眼光遠比羅振玉高得多，什麼三野公館以及天津日軍司令部和領事館，都不在他眼裡；他活動的對象是直接找東京。不過他仍然沒忘了共管，他不是把日本看做唯一的外援，而是第一個外援，是求得外援的起點，也可以說是為了吸引共管的第一步，為「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