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九二八年我收到的一份奏摺中的一段。這段話代表了張園裡多數人的想法，也是我經過多年的活動後，日益信服的結論。
前面已經說過，我自從進了北府，得到了日本人的「關懷」以來，就對日本人有了某些信賴。我在日本公使館裡住了些日子，到了天津之後，我一天比一天更相信，日本人是我將來複辟的第一個外援力量。
我到天津的第一年，日本總領事古田茂曾請我參觀了一次日本僑民小學。在我往返的路上，日本小學生手持紙旗，夾道向我歡呼萬歲。這個場面使我熱淚滿眶，感嘆不已。當軍閥內戰的戰火燒到了天津的邊緣，租界上的各國駐軍組織了聯軍，聲言要對付敢於走近租界的國民軍的時候，天津日本駐屯軍司令官小泉六一中將特意來到張園，向我報告說：「請宣統帝放心，我們決不讓中國兵進租界一步。」我聽了，大為得意。
每逢新年或我的壽辰，日本的領事官和軍隊的將住們必定到我這裡來祝賀。到了日本「天長節」，還要約我去參觀閱兵典禮。記得有一次「天長節」閱兵，日本軍司令官植田謙古邀請了日租界不少高級寓公，如曹汝霖、陸宗輿、靳雲鵬等人都去了。我到場時，植田司令官特意騎馬過來行致敬禮。當閱兵完畢，我們這些中國客人湊在一起，竟然隨著日本人同聲高呼「天皇萬歲」。
日軍司令部經常有一位住級參謀來給我講說時事，多年來十分認真，有時還帶來專門繪製的圖表等物。第一個來講的大概是名叫河邊的參謀，他調走之後繼續來講的是金子定一，接金子的是後來在偽滿當我的「御用掛」的吉岡安直。這個人在偽滿與我相處十年，後面我要用專門的一節來談他。
日軍參謀講說的時事，主要是內戰形勢，在講解中經常出現這樣的分析：「中國的混亂，根本在於群龍無首，沒有了皇帝。」並由此談到日本的天皇制的優越性，談到中國的「民心」惟有「宣統帝」才能收拾。中國軍隊的腐敗無力是不可或缺的話題，自然也要用日本皇軍做對比。記得濟南慘案發生後，吉岡安直至少用了一個小時來向我描述蔣介石軍隊的無能。日本布告的抄件，就是那次他給我拿來的。這些講話加上歷次檢閱日軍時獲得的印象，使我深信日本軍隊的強大，深信日本軍人對我的支持。
有一次我到白河邊上去遊逛，眺望停在河中心的日本兵艦。不知兵艦艦長怎麼知道的，突然親自來到岸上，虔敬地邀請我到他的艦上參觀。到了艦上，日本海軍將校列隊向我致敬。這次由於倉猝間雙方都沒有準備翻譯，我們用筆談了一陣。這條兵艦艦名「藤」，船長姓蒲田。我回來之後，蒲田和一些軍官向我回訪，我應他的請求送了他一張簽名照片，他表示這是他的極大的榮幸。從這件事情上，我覺得日本人是從心眼裡對我尊敬的。我拉攏軍閥、收買政客、任用客卿全不見效之後，日本人在我的心裡的位置，就更加重要了。
起初，「日本人」三個字在我心裡是一個整體。這當然不包括日本的老百姓，而是日本公使館、天津日本總領事館和天津日本「駐屯軍」司令部里的日本人，以及和羅振玉、升允來往的那些非文非武的日本浪人。我把他們看成整體，是因為他們同樣地「保護」我，把我當做一個「皇帝」來看待，同樣地鄙夷民國，稱頌大清，在我最初提出要出洋赴日的時候，他們都同樣地表示願意贊助。一九二七年，我由於害怕北伐軍的逼近，一度接受羅振玉勸告，決定赴日。經過日本總領事的接洽，日本總領事館向國內請示，田中內閣表示了歡迎，並決定按對待君主之禮來接待我。據羅振玉說，日本軍部方面已準備用軍隊保護我啟程。只是由於形勢的緩和，也由於陳寶琛、鄭孝胥的聯合勸阻，未能成行。後來，南京的國民黨政府成立了，官方的「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之類的口號消失了，我逐漸發現，儘管日本人的「尊敬」、「保護」仍然未變，但是在我出洋之類的問題上，他們的態度卻有了分歧。這種分歧甚至達到了令我十分憤慨的程度。
一九二七年下半年，有一天羅振玉向我說：「雖然日租界比較安全，但究竟是魚龍混雜。據日本司令部說，革命黨（這是一直保留在張園裡的對於國民黨和共產黨的籠統稱呼）的便衣（這是對於秘密工作者的稱呼，而且按他們解釋，都是帶有武器的）混進來了不少，聖駕的安全，頗為可慮。依臣所見，仍以暫行東幸為宜，不妨先到旅順。恭親王在那邊有了妥善籌備，日本軍方也願協助，擔當護駕之責。」這時我正被「革命黨便衣」的謠言弄得惶惶不安，聽了羅振玉的話，特別是溥偉又寫來了信，我於是再一次下了出行的決心。我不顧陳寶琛和鄭孝胥的反對，立刻命令鄭孝胥去給我找日本總領事，我要親自和他見面談談。
鄭孝胥聽了我的吩咐，怔了一下，問道：「皇上請加藤，由誰做翻譯呢？是謝介石嗎？」
我明白了他的意思。謝介石是個台灣人，由於升允的引見，在北京時就出入宮中，張勳復辟時做了十二天的外務部官員，後來由日本人的推薦，在李景林部下當秘書官，這時跟羅振玉混在一起，不斷地給我送來什麼「便衣隊行將舉事」，革命黨將對我進行暗殺等等情報。勸說我去旅順避難的，也有他一份。鄭孝胥顯然不喜歡羅振玉身邊的人給我當翻譯，而同時，我知道在這個重要問題上，羅振玉也不會喜歡鄭孝胥的兒子鄭垂或者陳寶琛的外甥劉嚷業當翻譯。我想了一下，便決定道：「我用英文翻譯。加藤會英文。」
總領事加藤和副領事岡本一策、白井康都來了。聽完我的話，加藤的回答是：
「陛下提出的問題，我還不能立即答覆，這個問題還須請示東京。」
我心裡想：這本是日本司令部對羅振玉說沒有問題的事，再說我又不是到日本去，何必去請示東京？天津的高級寓公也有到旅順去避暑的，他們連日本總領事館也不用通知就去了，對我為什麼要多這一層麻煩？我心裡的話沒完全說出來，加藤卻又提出了一個多餘的問題：
「請問，這是陛下自己的意思嗎？」
「是我自己的。」我不痛快地回答。我又說，現在有許多對我不利的消息，我在這裡不能安心。據日本司令部說，現在革命黨派來不少便衣，總領事館一定有這個情報吧？
「那是謠言，陛下不必相信它。」加藤說的時候，滿臉的不高興。他把司令部的情報說成謠言，使我感到很奇怪。我曾根據那情報請他增派警衛，警衛派來了，他究竟相信不相信那情報？我實在忍不住地說：
「司令部方面的情報，怎麼會是謠言？」
加藤聽了這話，半天沒吭氣。那兩位副領事，不知道他們懂不懂英文，在沙發上像坐不穩似地蠕動了一陣。
「陛下可以確信，安全是不會有問題的。」加藤最後說，「當然，到旅順的問題，我將遵命去請示敝國政府。」
這次談話，使我第一次覺出了日本總領事館和司令部方面之間的不協調，我感覺到奇怪，也感覺到很氣人。我把羅振玉。謝介石叫了來，又問了一遍。他們肯定說，司令部方面和接近司令部方面的日本人，都是這樣說的。並且說：
「司令部的情報是極其可靠的。關於革命黨的一舉一動，向來都是清清楚楚的。不管怎麼說，即使暗殺是一句謠言，也要防備。」
過了不多幾天，我岳父榮源向我報告說，外邊的朋友告訴他，從英法租界里來了馮玉祥的便衣刺客，情況非常可慮。我的「隨侍」祁繼忠又報告說，他發現大門附近，有些形跡可疑的人，伸頭向園子里張望。我聽了這些消息，忙把管庶務的佟濟煦和管護軍的索玉山叫來，叫他們告知日警，加緊門禁，囑咐護軍留神門外閑人，並禁止晚間出入。第二天，我聽一個隨侍說，昨晚上還有人外出，沒有遵守我的禁令，我立刻下令給佟濟煦記大過一次，並罰扣違令外出者的餉銀 ，以示警戒。總之，我的神經緊張起來了。
有一天夜裡，我在睡夢中忽然被一聲槍響驚醒，接著，又是一槍，聲音是從後窗外面傳來的。我一下從床上跳起，叫人去召集護軍，我認為一定是馮玉祥的便衣來了。張園裡的人全起來了，護軍們被布置到各處，大門上站崗的日本巡捕（華人）加強了戒備，駐園的日本警察到園外進行了搜索。結果，抓到了放槍的人。出乎我的意料，這個放槍的卻是個日本人。
第二天，佟濟煦告訴我，這個日本人名叫岩田，是黑龍會分子，日本警察把他帶到警察署，日本司令部馬上把他要去了。我聽了這話，事情明白了七八分。
我對黑龍會的人物，曾有過接觸。一九二五年冬季，我接見過黑龍會的重要人物佃信夫。事情的緣起，也是由於羅振玉的鼓吹。羅振玉對我說，日本朝野對於我這次被迫出宮和避難，都非常同情，日本許多權勢人物，連軍部在內，都在籌劃贊助我復辟，現在派來了他們的代表佃信夫，要親自和我談一談。他說這個機會決不可失，應當立刻召見這位人物。佃信夫是個什麼人，我原先並非毫無所聞，內務府里有人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