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這僅存的一九二七年的一頁日記中，可以看出當時我的日常生活和接見的人物。從一九二六到一九二八年，畢庶澄、張宗昌等人是張園的經常客人。除他們之外，我還接見過張學良、褚玉璞、徐源泉、李景林等等奉系將領。第一個和我見面的是李景林。我到天津時，正是剛戰勝吳佩孚的奉軍佔領著天津，奉系的直隸督辦李景林立即以地方官的身份來拜訪我，表示了對我保護之意。儘管他和當時任何的中國將軍一樣，他們的軍法政令是進不了「租界」的。
我在天津的七年間，拉攏過一切我想拉攏的軍閥，他們都給過我或多或少的幻想。吳佩孚曾上書向我稱臣，張作霖向我磕過頭、段祺瑞主動地請我和他見過面。其中給過我幻想最大的，也是我拉攏最力、為時最長的則是奉系將領們。這是由張作霖向我磕頭開始的。
我到天津的這年六月，榮源有一天很高興地向我說，張作霖派了他的親信閻澤溥，給我送來了十萬元，並且說張作霖希望在他的行館裡和我見一見。這件事叫陳寶琛知道了，立刻表示反對，認為皇上到民國將領家去見人，而且去的地方是租界外面，那是萬萬不可以的。我也覺得不能降這種身份和冒這個險，所以拒絕了。不料第二天的夜裡，榮源突然把閻澤溥領了來，說張作霖正在他住的地方等著我，並且說中國地界內決無危險，張作霖自己不便於走進租界，所以還是請我去一趟。經過榮源再三宣傳張作霖的忠心，加之我想起了不久前他對我表示過的關懷，我又早在宮裡就聽說過，除了張勳（二張還是兒女親家）之外，張作霖是對於清朝最有感情的。因此，我沒有再告訴別人，就坐上汽車出發了。
這是初夏的一個夜晚，我第一次出了日本租界，到了張作霖的「行館」曹家花園。花園門口有個奇怪的儀仗隊——穿灰衣的大兵，手持古代的刀槍劍戟和現代的步槍，從大門外一直排列到大門裡。汽車經過這個行列，開進了園中。
我下了汽車，被人領著向一個燈火輝煌的大廳走去。這時，迎面走來了一個身材矮小、便裝打扮、留著小八字鬍的人，我立刻認出這是張作霖。我遲疑著不知應用什麼儀式對待他——這是我第一次外出會見民國的大人物，而榮源卻沒有事先指點給我——出乎意外的是，他毫不遲疑地走到我面前，趴在磚地上就向我磕了一個頭，同時問：「皇上好？」
「上將軍好？」我就著勁，扶起他，一同走向客廳門。我心裡很高興，而且多少——雖然這已不像一個皇上的心理——有點感激他剛才那個舉動，這把我從「降貴纖尊」中感到的不自在消除了。當然，我更高興的是，這個舉足輕重的人物看來是並不忘舊的。
客廳里擺的是硬木桌椅、西式沙發、玻璃屏風，非常講究而又不倫不類。我們在一個圓桌邊對面坐下，張作霖一支接一支地抽著紙煙，打開了話匣子。他一張嘴先痛罵馮玉祥「逼宮」，說馮玉祥那是為了要拿宮中的寶物，而他是非常注意保護古代文化和財寶的，由於這個緣故，他不但把奉天的宮殿保護得很好，而且這次把北京的一套四庫全書也要弄去，一體保護。他帶著見怪的口氣說，我不該在他帶兵到了北京之後，還向日本使館裡跑，而他是有足夠力量保護我的。他問我出來之後的生活，問我缺什麼東西，儘管告訴他。
我說，張上將軍對我的惦念，我完全知道，當時因為馮玉祥軍隊還在，實是不得已才進了日本使館的。我又進一步說，奉天的宗廟陵寢和宮殿，我早已知道都保護得很好，張上將軍的心意，我是明白的。
「皇上要是樂意，到咱奉天去，住在宮殿里，有我在，怎麼都行。」
「張上將軍真是太好了，……」
但是這位張上將軍卻沒有接著再說這類話，就把話題轉到我的生活上去了：「以後缺什麼，就給我來信。」
我缺的什麼？缺的是一個寶座，可是這天晚上我無法把它明說出來，這是顯然的事。
我們談話時，沒有人在場，和我們在一起的只有一屋子的蒼蠅。我立刻意識到，深夜裡還有蒼蠅飛，這在租界里是沒有的現象。
後來，有個副官進來說：「楊參謀長（宇霆）求見。」張作霖揮揮手說：「不著忙，呆回兒再說！」我忙站起來說：「上將軍很忙，我就告辭了。」他連忙說：「不著忙，不著忙。」這時似乎有個女人的臉在屏風後問了一下（後來聽說是張作霖的五姨太太），我覺得他真是忙，再度告辭，這回他不攔阻了。
我每逢外出，駐張園的日本便衣警察必定跟隨著，這次也沒例外。我不知道張作霖看沒看見站在汽車旁邊的那個穿西服的日本人，他臨送我上車時，大聲地對我說：
「要是日本小鬼欺侮了你，你就告訴我，我會治他們！」
汽車又通過那個奇怪的儀仗隊，出了曹家花園，開回到租界上。第二天日本總領事有田八郎向我提出了警告：
「陛下如再私自去中國地界，日本政府就再不能保證安全！」
雖然張作霖說他會治日本小鬼，雖然日本領事提出這樣的抗議，但是當時任何人都知道日本人和張作霖的關係，如果不是日本人供給張作霖槍炮子彈，張作霖未必就能有這麼多的軍隊。所以由這次會見在我心裡所升起的希望，並沒有受到這個抗議的影響，更不用說陳寶琛那一派的反對了。
我的復辟希望更被後來的事實所助長，這就是以提出「田中奏摺」 出名的田中內閣，於一九二七年上台後所表現的態度。田中奏摺返於一九二九年才揭發出來，其實它的內容在一九二七年就露出來了。這裡我引述一段《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上對當時情勢的敘述 ：
給我磕頭的張作霖，在得到田中內閣的支持之後，成了北方各系軍人的領袖，做了安國軍總司令，後來又做了軍政府的大元帥。當蔣介石的軍隊北上的時候，「保護」滿蒙地區「權益」的日本軍隊，竟開到遠離滿蒙數千里的濟南，造成了驚人的「濟南慘案」。日本軍隊司令官岡村寧次還發了一份布告警告過蔣介石。天津日本駐屯軍參謀官為表示對我的關切，曾特地抄了一份給我。蔣介石為了討好帝國主義，剛殺過了共產黨和工人、學生，看見了這份布告，又恭恭敬敬地退出了濟南，並禁止民眾有任何反日行動。
在此同時，我和奉系將領之間也進入了緊張的接觸。
公開的酬酢往來，是從我見過張作霖之後開始的。我父親的大管家張文治，在奉軍將領中有不少的把兄弟，這時又和張宗昌換了帖，成了奉軍將領的引見人之一。前內城守衛隊軍樂隊長李士奎，這時也成了奉軍人物，褚王璞和畢庶澄就是他引進的。胡若愚還給我帶來了張學良。這些將領們到張園來，已和從前進紫禁城時不同，他們不用請安叩頭，我不用賞朝馬肩輿，他們只給我鞠個躬，或握一下手，然後平起平坐。我給他們寫信，也不再過分端皇帝架子。我和奉軍將領交往的親疏，決定於他們對復辟的態度。最先使我發生好感的是畢庶澄，因為他比別人更熱心於我的未來事業，什麼「人心思舊」、「將來惟有帝制才能救中國，現在是群龍無首」，說的話跟遺老遺少差不了多少。他是張宗昌的一名軍長，兼渤海艦隊司令，曾請我到他的軍艦參觀過。我對他抱著較大的希望，後來聽到他被褚玉璞槍斃的消息時，我曾大為傷感。他死後，我的希望便轉移到了張宗昌身上。
張宗昌，字效坤，山東掖縣人。我在天津見到他的時候，他有四十多歲，一眼看去，是個滿臉橫肉的彪形大漢，如果一細看，就會發現這個彪形大漢的紫膛麵皮上，籠著一層鴉片中毒的那種青灰色。他十五、六歲時流浪到營口，在「寶棚」當過賭佣，成天與地痞流氓賭棍小偷鬼混，在關東當過胡匪的小頭目，以後又流落到沙俄的海參崴，給華商總會當門警頭目。由於他揮霍不吝和善於逢迎勾結，能和沙俄憲兵警察緊密合作，竟成了海參崴流氓社會的紅人，成了包娼、包賭、包庇煙館的一霸。武昌起義後，南方革命軍派人到中俄邊境，爭取鬍子頭目劉彈子（王雙）投效革命，雙方談判成功，將劉部編為一個騎兵團，授劉為騎兵團長。張是中間的介紹人，一同到了上海，不知道他怎麼一弄，自己成了革命軍的團長，劉彈子反而成了他下面的一名營長。「二次革命」爆發，他投了反革命的機，以屠殺革命軍人之功，得到了馮國璋的賞識，當上了馮的衛隊營營長，以後層層運動，又得到了十一師師長的位置。不久在江蘇安徽戰敗，逃亡出關，投奔張作霖，當了旅長。從此以後，他即借奉軍之勢，從奉軍進關那天起，步步登高，由師長、軍長而山東軍務督辦、蘇皖魯剿匪總司令，一直做到了直魯聯軍司令，成了割據一方的土皇帝。由於他流氓成性，南方報紙曾給了他一個「狗肉將軍」的綽號，後來看他打仗一敗即跑，又給了他一個「長腿將軍」的別名。
一九二八年四月二日，在蔣介石和張學良夾擊之下，張宗昌兵敗灤河，逃往旅大，後來又逃到日本門司，受日本人的庇護。一九三二年他以回家掃墓的名義回到山東，暗地裡運動劉珍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