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天津，才知道並不像羅振玉所說的那樣，「住處準備妥當」，因此我先在大和旅館住了一天。次日婉容、文綉和日本使館裡的那一套人馬都來了，才一同搬進匆忙布置起來的張園。
張園是一座佔地約有二十畝的園子，中間有一座天津人稱之為八樓八底的樓房。這是前清駐武昌第八鎮統制張彪做遊藝場用的地方。武昌起義時，張彪嚇得連官印也不要了，帶著他的金銀財寶和家眷溜到天津，在日本租界里當了寓公。我剛住進了張園，這位前清的「名將」，堅決不收房錢，每天清晨都要帶著一把掃帚，親自來給我掃院子，大概是表示自己一貫矢忠之意。後來不知是經誰的勸阻，他才丟下那把掃帚。我在這裡住了五年。後來張彪死了，他的兒子拿出房東的面孔要房租，我也嫌他的房子不好，於是又搬到了陸宗輿的「靜園」。
我到天津來的目的原是為了出洋，結果卻一連住了七年。這是我在各派遺老、各種主意之間搖擺的七年。這時，王公們對我的左右力量，早已大為減弱；我父親起初不大來天津，後來雖然常來（住在我原先買的英租界戈登路的房子里），對我也不發生什麼作用。在這期間，庄士敦老師離開了我，又到威海衛當專員去了。威海衛被中國政府收回後，一九二六年他與北洋政府辦理庚款問題時，到天津和我見過一次面。他曾為我奔走於吳佩孚等人之間，毫無結果。後來他回英國接受爵士爵位，做了倫敦大學的漢學教授兼英國外交部顧問。這七年間，在我身邊進行勾心鬥角的人物，大致可分為這幾派：起初把希望放在恢複優待條件方面，後來又退縮為維持原狀的，是以陳寶琛為首的一批「舊臣」，可以稱之為「還宮派」；把希望放在出洋以取得外國（主要是日本）援助上的，是以羅振玉為首，其中有遺老遺少，也有個別王公如溥偉之流，按當時的說法，可以稱之為「聯日」或「出洋」派；把希望放在聯絡、收買軍閥方面，即所謂「用武人」一派，這派人物頗複雜，有前清遺老，也有民國的政客，中心人物卻是我自己。後來又回到我身邊的鄭孝胥，起先並不屬於哪一派，好像哪一派的主張他都贊成過，也反對過，他更提出過任何一派不曾提過的如所謂「用客卿」（外國人）、「門戶開放」（同任何肯幫助復辟的國家勾結）等主張，因而也受過各派人的反對。當他後來一拿定了投靠日本這個主意，就戰勝了一切對手。他不但勝過了他們，而且連他的老對手、「聯日派」的老首領羅振玉，在這個階段的爭奪中又被他將多年經營來的成果，輕輕攫取到手。不過這也是後話，現在還是先把羅振玉說一說。
羅振玉到宮裡來的時候，五十齣頭不多，中高個兒，戴一副金絲近視鏡（當我面就摘下不戴），下巴上有一綹黃白山羊鬍子，腦後垂著一條白色的辮子。我在宮裡時，他總是袍褂齊全，我出宮後，他總穿一件大襟式馬褂，短肥袖口露出一截窄袍袖。一口紹興官話，說話行路慢條斯理，節奏緩慢。他在清末做到學部參事，是原學部侍郎寶熙的舊部，本來是和我接近不上的，在我婚後，由於升允的推薦，也由於他的考古學的名氣，我接受了陳寶琛的建議，留作南書房行走，請他參加了對官中古彝器的鑒定。和他前後不多時間來的當時的名學者，有他的姻親王國維和以修元史聞名的柯劭囗。陳寶琛認為南書房有了這些人，頗為清室增色。當然，羅振玉在復辟活動方面的名氣比他在學術上的名氣，更受到我的注意。他在辛亥革命那年東渡，在日本做了十年寓公，考古寫書，自名「仇亭老民」。升允和善耆到日本活動，尋求復辟支援時，和他攪在一起，結了緣。後來，升允灰了心，在青島住了一陣後，跑到天津日本租界里當寓公；善耆定居在旅順大連，受日本人的豢養。羅振玉比他們都活躍，他一九一九年回國，先住在天津，結交日本人，後來在大連碼頭開設了一個叫墨緣堂的古玩鋪，一邊走私販賣古玩、字畫，一邊繼續和日本人拉拉扯扯，廣泛尋求復辟的同情者。
羅振玉在古玩、字畫、金石、甲骨方面的騙錢行徑，是由來已久的。他出身於浙江上虞縣一個舊式書商之家，成年後在江西一個丘姓巨紳家教書。這位巨紳是個藏書家。羅振玉任西席的第三年，東翁突然去世，他利用女東家的無知，一方面裝作十分哀痛的樣子，拒絕接受這一年的束俯，要用以充做奠儀，另方面表示，願留下東家的幾件舊書和字畫，作為紀念。女東家認為這位先生心眼太好，就請他自己到藏書樓任意挑選。於是這位書賈世子就精選出幾筐「紀念品」，內有百餘卷唐人寫經，五百多件唐宋元明的字畫，滿載而歸。在這個基礎上，他由刻三字經、百家姓的書鋪變成了古玩字畫商，生意越做越好，古玩字畫的鑒賞家的名聲越來越大，後來更通過售賣古籍文物的路子，和日本人拉上了關係。他在日本的那些年，靠日本書商關係結交了一批朝野名流，有許多日本人把他看成了中國古文物學術的權威，常拿字畫請他鑒定。他便刻了一些「羅振玉鑒定」、「羅振玉審定」的圖章，日本古玩商拿字畫請他蓋一次，付他三元日金，然後再拿去騙人。後來他竟發展到仿刻古人名章印在無名字畫上，另加上「羅振玉鑒定」章，然後高價出賣。他時常借口忙，把人家拿來請他鑒定的珍貴銅器，拖壓下來，盡量多拓下一些拓片出賣。他的墨緣堂出售的宋版書，據說有一些就是用故宮的殿版《圖書集成》里的扉頁紙偽造的。殿版紙是成化紙或羅紋紙，極像宋版書用紙。據說內務府把那批殿版書交羅振玉代賣時，他把那一萬多卷書的空白扉頁全弄了下來，用仿宋體的刻版印了「宋版」書。我當時對這事是根本不知道的。有人說，羅振玉人品固然不佳，才學還好。據我看，他的才學究竟有多少，也很值得懷疑。在偽滿時有一次他拿來一批漢玉請我觀賞。我對漢玉說不上有什麼研究，只是因為十分愛好，收藏了不少，所謂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當然，所謂漢玉，並不是非漢朝的不可，這只不過是對古玉的慣稱。我看過羅振玉拿來的漢玉，不禁對他的「才學」暗吃一驚，因為全部都是假貨。
羅振玉並不經常到宮裡來，他的姻親王國維能替他「當值」，經常告訴他當他不在的時候，宮裡發生的許多事情。王國維對他如此服服帖帖，最大的原因是這位老實人總覺得欠羅振玉的情，而羅振玉也自恃這一點，對王國維頗能指揮如意。我後來才知道，羅振玉的學者名氣，多少也和他們這種特殊瓜葛有關。王國維求學時代十分清苦，受過羅振玉的幫助，王國維後來在日本的幾年研究生活，是靠著和羅振玉在一起過的。王國維為了報答他這份恩情，最初的幾部著作，就以羅振玉的名字付梓問世。羅振玉後來在日本出版、轟動一時的《殷墟書契》，其實也是竊據了王國維甲骨文的研究成果。羅、王二家後來做了親家，按說王國維的債務更可以不提了，其實不然，羅振玉並不因此忘掉了他付出過的代價，而且王國維因他的推薦得以接近「天顏」，也要算做欠他的情分，所以王國維處處都要聽他的吩咐。我到了天津，王國維就任清華大學國文教授之後，不知是由於一件什麼事情引的頭 ，羅振玉竟向他追起債來，後來不知又用了什麼手段再三地去逼迫王國維，逼得這位又窮又要面子的王國維，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於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跳進昆明湖自盡了。
王國維死後，社會上曾有一種關於國學大師殉清的傳說，這其實是羅振玉做出的文章，而我在不知不覺中，成了這篇文章的合作者。過程是這樣：羅振玉給張園送來了一份密封的所謂王國維的「遺折」，我看了這篇充滿了孤臣孽子情調的臨終忠諫的文字，大受感動，和師傅們商議了一下，發了一道「上諭」說，王國維「孤忠耿耿，深堪惻憫，……加恩謚予忠愨，派貝子溥伒即日前往莫綴，賞給陀羅經被並洋二千元……」。羅振玉於是一面廣邀中日名流、學者，在日租界日本花園裡為「忠愨公」設靈公祭，宣傳王國維的「完節」和「恩遇之隆，為振古所未有」，一面更在一篇祭文里宣稱他相信自己將和死者「九泉相見，諒亦匪遙」。其實那個表現著「孤忠耿耿」的遺折，卻是假的，它的翻造者正是要和死者「九泉相見」的羅振玉。
那時我身邊的幾個最善於勾心鬥角的人，總在設法探聽對手的行動，手法之一是收買對手的僕役，因而主人的隱私，就成了某些僕人的獲利資本。在這上面最肯下功夫的，是鄭孝胥和羅振玉這一對冤家。羅振玉假造遺折的秘密，被鄭孝胥通過這一辦法探知後，很快就在某些遺老中間傳播開了。這件事情的真相當時並沒有傳到我耳朵里來，因為，一則謚法業已踢了，誰也不願擔這個「欺君之罪」，另則這件事情傳出去實在難聽，這也算是出於遺老們的「愛國心」吧，就這樣把這件事情給壓下去了。一直到羅振玉死後，我才知道這個底細。近來我又看到那個遺折的原件，字寫得很工整，而且不是王國維的手筆。一個要自殺的人居然能找到別人代繕絕命書，這樣的怪事，我當初卻沒有察覺出來。
羅振玉給王國維寫的祭文，很能迷惑人，至少是迷惑了我。他在祭文里表白了自己沒有看見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