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個時代，「使館區」和「租界」正是「好客」的地方。我進了日本公使館才知道，我並不是惟一的客人，當時還住著一個名叫王毓芝的人物，他是賄選大總統曹錕的心腹謀士。曹錕沒有來得及逃往使館區，被國民軍軟禁了起來。王毓芝的腿快，做了這裡的客人。我還記得，七年前我第二次做皇帝的時候，被張勳趕走的黎元洪也在這裡住過，我第二次退位以後，被段祺瑞趕走的張勳做過荷蘭使館的客人。每逢使館裡到了必須接待來客的時候，使館區里的飯店和醫院總免不了跟著熱鬧一番，因為每次總有一批神經脆弱而又身價夠不上進使館的人們往這裡跑，把這裡塞得滿滿的，甚至於連樓梯底下都有人願意付租金。辛亥。丁巳和我這次被趕出紫禁城，有不少的滿族貴族都爭先恐後地到這裡做客。有一次飯店老闆貼出了一張很不禮貌的告示：「查本店寄居者過多，樓梯下亦已住滿，衛生狀況殊為不佳，且有隨地吐痰、極不文明者，……茲規定，如再有人吐痰於地，當罰款十元，決不寬貸！」儘管如此，還是有人趨之若鶩，流連忘返。
我在這裡遇到的熱情是空前的，也許還是絕後的。有一件小事我在前面沒有說到，是我從北府出來的時候，在我汽車上還有北府的兩名警察，他們按照當時「要人」們乘車的習慣，站在車外踏腳板上，一邊一個，一直陪我到了德國醫院。後來知道我不回去了，他們不能回去交差，便要求留在日本使館。他們得到了准許，作為我的隨侍被收留了。後來我派人再去北府接婉容和文繡的時候，那邊的警察再不肯放走她們。使館裡派了一名書記官特意去交涉，也沒有成功，最後還是芳澤公使親自去找了段執政，婉容和文綉才帶著她們的太監、宮女來到了我的身邊。
使館主人看我周圍有那麼一大群人，三間屋子顯然住不開，特意騰出了一所樓房，專供我使用。於是我那一班人馬——南書房行走和內務府大臣以及幾十名隨侍、太監、宮女、婦差、廚役等等又各得其所。在日本公使館裡，「大清皇帝」的奏事處和值班房又全套恢複了。
更重要的是，芳澤公使給我取得了執政府的諒解。執政府除了向芳澤公使做了表示之外，並且派了陸軍中將曲同豐，親自到日本兵營的竹本大佐那裡，再次表明：「執政府極願尊重遜帝的自由意志，並於可能範圍內，保護其生命財產及其關係者之安全。」
以我父親為首的王公們曾來勸我口去，說北府現在已經安全，有段祺瑞和張作霖在，國民軍決不敢任意行事，還說段和張都向他們做了保證。但我相信羅振玉他們的話，段和張的保證都是因為我進了使館才說的，我如果還在北府，而國民軍還在北京，什麼保證都靠不住。我拒絕了他們。事實上，王公們也正在向使館區里找住處，後來有的進了德國兵營，有的進了六國飯店。我父親一面勸我，又一面在西什庫教堂租庫房，存放他的珍貴財物，後來北府里的弟妹們也都跑到西什庫教堂住去了。
看見日本使館對我的殷勤照料，連許多不知名的遺老也活躍起來了。他們從各地給段執政打電報，要求恢複優待；他們給我寄錢（這叫做「進奉」），供我使用；有的人從外地跑到北京，給我請安，密陳大計。蒙古工公好像吃了興奮劑似的，發出通電並上呈文給執政府，質問對他們的優待怎麼辦，執政府連忙答覆說照舊不變。王公大臣們的腰板也硬起來了，拒絕出席「清室善後委員會」的會議。這個剛成立不久的委員會，由代表民國方面的李石曾（委員長）、易培基（代表汪精衛）、俞同奎、沈兼士、范源濂、鹿鍾麟、張璧和代表清室方面的紹英、載潤、耆齡、寶熙等組成，並請了羅振玉列席。委員會要清點財物，劃分公產私產以決定處理，紹英等四人不但不去參加，並再次向當局聲明不承認這個組織。寶熙後來通過他的門生從宮裡弄出十幾箱東西運到了日本使館，羅振玉立刻反對說：「這豈不是從強盜手裡討施捨？如果要就全要，否則就全不要！」原來他另有打算，想把宮裡的東西弄到他可以支配的地方去。那時我不知道這個底細，只覺得他說的有理，有骨氣。至於後來又弄了沒弄，弄出了什麼來，我就全不知道了。
這些表示骨氣的，請安的，送進奉的，密陳各種「中興大計」的，敢於氣勢洶洶質問執政府的遺老遺少們，出進日本使館的一天比一天多。到了舊曆的元旦，我的小客廳里陡然間滿眼都是辮子。我坐在坐北朝南、以西式椅子代替的寶座上，接受了朝賀。
許多遺老對使館主人懷著感激之情。他們從使館的招待上看出了希望，至少得到了某種心理上的滿足。王國維在奏摺里說：「日使……非徒以皇上往日之餘尊，亦且視為中國將來之共主，凡在臣僚，誰不慶幸？」
舊曆元旦那天，小客廳里是一片慶幸的臉色。那天有段插曲值得一提。正當第三班臣僚三跪九叩行禮如儀之際，突然在行列里發出一聲乾嚎，把人們都嚇了一跳，接著，有一個用袖掩面的人推開左右，邊嚎邊走，奪門而出。當時我還以為是誰碰瞎了眼睛，眾人也愕然不知所措。有人認出這是前內務府大臣金梁，他乾嚎個什麼，沒有一個人知道。到第二天，《順天時報》上刊出了他寫的詩來，人們這才恍然大悟，原來昨天這一幕怪劇，是為了寫這首詩而做的苦心準備。詩曰：
過了舊曆元旦，眼看我的生日又要到了，而且是二十（虛歲）整壽。我本來不打算在別人家做壽，不料主人偏要湊趣，硬要把使館裡的禮堂讓出來，作為接受朝賀之用。禮堂布置起來了，地板上鋪上了豪華的地毯，作為寶座的太師椅上鋪了黃緞子坐墊，椅後一個玻璃屏風貼上了黃紙，僕役們一律是清朝的紅纓大帽。到了生日這天，從天津、上海、廣東、福建等地來的遺老竟達一百以上，東交民巷各使館的人員也有人參加，加上王公大臣、當地遺老，共有五六百人之多。因為人多，只得仍照例寫出秩序單，分班朝賀。下面就是當時的禮單：
那天我穿的是藍花絲葛長袍，黑緞馬褂，王公大臣和各地遺老們也是這種裝束。除了這點以外，儀節上就和在宮裡的區別不大了。明黃色、辮子、三跪九叩交織成的氣氛，使我不禁傷感萬分，愁腸百結。儀式完畢之後，在某種衝動之下，我在院子里對這五六百人發表了一個即席演說。這個演說在當時的上海報紙上刊載過，並不全對，但這一段是大致不差的：
能不藉此機會宣洩，好在將有國民會議發現，如人心尚有一線光明，想必有公平之處置，余惟有靜以俟之。余尚有一言鄭重聲明，有人建議勸余運動外交，出為干涉，余至死不從，余決不能假借外人勢力干涉中國內政。
在我做生日的前後，許多報紙上出現了抨擊我這夥人的輿論，反映了社會上多數人的義憤。這種義憤無疑是被我的投靠日人，被小朝廷在當局的姑息和外人的包庇下的囂張舉動刺激出來的。這時「清室善後委員會」在清查宮內財物時發現了一些材料，如袁世凱做皇帝時寫在優待條件上的親筆跋語，內務府抵押、變賣、外運古物的文據等等，公布了出來，於是輿論大嘩。當然最引人憤慨的，還是小朝廷和日本人的關係以及遺老們發起的要求恢複優待條件的運動（在我過生日的時候，報上刊登的已有十五個省三百餘人十三起聯名呈請）。為了對付小朝廷，北京出現了一個叫「反對優待清室大同盟」的團體，展開了針鋒相對的活動。這些社會義憤在報紙上表現出的有「別館珍聞」的諷刺小品，也有嚴肅激昂的正面指責；有對我的善意忠告，也有對日本使館和民國當局的警告式的文字。今天看來，哪怕我從這些文章中接受一條意見，也不會把我的前半生弄成那樣。記得有幾篇是揭發日本人的陰謀的，現在我把它找出來了。這是一份登在《京報》上的「新聞編譯社」的消息，其中有一段說到日本人對我的打算，它和後來發生的事情竟是那麼吻合，簡直令我十分驚訝：
這個文章後面又說：「此次溥儀之恐慌與出亡，皆有人故意恫嚇，人其圈套，即早定有甚遠之計畫」，「其目前之優待，供應一切，情願破鈔，侍從人員，某國個個皆買其歡心，不知皆已受其牢寵，為將來之機械也」。這些實在話，在當時我的眼裡，都一律成了誣衊、陷害，是為了把我騙回去加以迫害的陰謀。當時有些文章，顯然其作者既不是共產黨人也不是國民黨人，例如下面《京報》的一篇短評，或者還是一位講究封建忠義之士的手筆，對我的利益表現了關心，說的又是實在事：
看了這樣的文章，我已經不是像在宮裡時那樣，感到內務府人的不可信任，我對於這份《京報》和短評作者，只看成是我的敵人。至於那些指責文章，更不用說，在我心裡引起的反應惟有仇恨。
我在日本使館住著，有幾次由於好奇，在深夜裡帶上一兩名隨侍，騎自行車外游（後來使館鎖了大門，不讓出去了）。有一次我騎到紫禁城外的筒子河邊上，望著角樓和城堞的輪廓，想起了我剛離開不久的養心殿和乾清宮，想起了我的寶座和明黃色的一切，復仇和復辟的慾望一齊涌到我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