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儼然以「猛士」自居的人後來藏了一幅畫：在角樓的上空雲霧中，有一條張牙舞爪的龍。陳寶琛虔誠地在畫上題了「風異」二字，並作詩一首恭維他：「風沙叫嘯日西垂，投止何門正此時；寫作昌黎詩意讀，天昏地黑扈龍移。」庄士敦頗知湊趣，也用英文把事件經過寫在上面。
這時庄士敦也來了，帶來了外國報上的消息，說馮玉祥要第三次對北京採取行動。
我站在這個三岔路口上，受著各種人的包圍，聽盡了他們的無窮無盡的爭吵。他們對於第一條路，都認為不屑一顧，而在其他兩條路線的選擇上，則又互不相讓。即使是同一條路線的擁護者，也各有不同的具體主張和詳細計畫。他們每個人都爭先恐後地給我出主意，搶著給我帶路。
在剛進北府的那幾天，爭論的中心是「留在北府呢，還是設法溜出去，躲進東交民巷」？前面已說過，主張溜走的一方是處於孤勢的鄭孝胥和不公開表態的庄士敦，另一方則是以我父親為首的王公大臣以及師傅們。這場衝突是以鄭孝胥的失敗而告終。門禁開始放鬆以後，則以「出洋不出洋，爭取不爭取恢複原優待條件」為中心展開了第二次交鋒。主張立即出洋的一方是金梁和羅振玉（庄士敦仍是不公開表態的一個），另一方仍以我父親為首，有師傅們參加。他們這次的矛頭主要對著「急先鋒」金梁，也取得了勝利。不過，這是一個表面的勝利。到第三個回合，即鄭、羅、庄聯合了起來，並爭得了陳寶琛的參與，問題重心轉到了「我的當前處境危險不危險，要不要先跑進東交民巷」的時候，那些王公大臣便慘敗了。
不過庄士敦卻在旁不免暗笑。在他的一九三二年出版的書里，他肯定了鄭孝胥的日記所敘述的正確性之後說：「不過有一點除外，那就是鄭孝胥錯誤地認為，竹本大住在同意用他自己的住處接待皇帝之前，已經和日本公使商量過了。日本使館內文武官員之間的關係，並不像其他使館文武官員之間的關係那麼親近和友好，竹本大佐是否認為自己應當聽從日本公使的命令，是大可懷疑的。因此，他並不認為必須把他和鄭孝胥先生談的話向芳澤謙吉先生彙報，而且他也沒有這樣做。事實上，他本人急於要接待皇帝，不希望日本公使把他的貴客奪走。……」
其實，金梁並不是堅決的「出洋派」。他的主張曾讓我一時摸不著頭腦。段祺瑞上台後，還原的呼聲甚囂塵上之際，他託人遞摺子給我，再不提「敝屣一切」和放棄優待條件、帝號的話，說如果能爭回帝號，我亦不可放棄。他同時上書張作霖說：「優待條件事關國信，效等約法，非可輕易修改。」他對別人解釋說，他原並不是主張放棄帝號的，不過此事不宜由我去爭而已。他的解釋沒有得到我父親的諒解，也5！不起我的興趣，北府的大門也進不來了。
這樣一來，我沉不住氣了，連陳寶琛也著了慌。陳寶琛同意了這個意見：應該趁馮玉祥的軍隊不在的時候，抓機會躲到東交民巷去，先住進德國醫院，因為那位德國大夫是認識我的。我和陳、庄二師傅悄悄地商議了一個計策，這個計策不但要避免民國當局知道，也要防備著我的父親。
我父親這一派人接連得到的兩次勝利，卻是十分不鞏固的勝利。他的封鎖首先弓！起我心中更大的反感。儘管我對自己的前途還沒有個明確的打算，但這一點是從進了北府大門就明確了的：無論如何我得離開這個地方。我不能出了一座大紫禁城，又鑽進一座小紫禁城，何況這裡並不安全。
後來，我向父親表示了不滿，我不希望在我接見人的時候總有他在場，更不希望想見我的人受到阻攔。父親讓了步，於是情況有了變化，各種帶路人都帶著最好的主意來了。這時又出現了一個新的出洋派。我的老朋友胡適博士來了。
不久以前，我剛在報上看到胡適一封致王正廷的公開信，大罵國民軍，表示了對於「以武力脅迫」修改優待條件這種行為的「義憤」。雖然陳寶琛仍然把他視同蛇蠍，但鄭孝胥已經和他交上了朋友，有些遺老也認為他究竟比革命黨和國民軍好。他走進北府，沒有受到阻攔，我見到他，表示了歡迎，並且稱讚他在報上發表的文章。他又把國民軍罵了一通，說：「這在歐美國家看來，全是東方的野蠻！」
胡適這次見我，並不是單純的慰問，而是出於他的「關心」。他問我今後有什麼打算。我說王公大臣們都在活動恢複原狀，我對那些毫無興趣，我希望能獨立生活，求些學問。
「我想出洋留學，可是很困難。」
「看了，沒有什麼呀！」
我見過了胡適，庄士敦也回到我身邊，向我轉達了張作霖的關懷。我覺得胡適說的不錯，出洋的問題不致於受到當局的阻攔。我和庄士敦計議如何籌備出洋的事，張作霖又做了表示，歡迎我到東北去住。我想先到東北住一下也好，我到了東北，就隨時可以出洋了。我剛拿定了主意，這時又出了新問題。
「王公大臣們不放我，特別是王爺。」
「民國當局也不一定讓我走。」
鄭孝胥的日記里，有這樣一段記載：
事實上，後來是奪走了。這剛開始不久的爭奪戰，不僅展開在王公大臣和鄭、羅之間，也不僅在鄭與羅之間，原來還發生在日本人之間。這一場爭奪戰中的真正勝利者，有一段談話刊在第二天的《順天時報》上：
我認為，那些主張恢複原狀的，是因為只有這樣，才好保住他們的名銜。他們的衣食父母不是皇上，而是優待條件。有了優待條件，紹英就丟不了「總管內務府印鑰」，榮源就維持住樂在其中的抵押、變價生涯，醇王府就每年可以照支四萬二千四百八十兩的歲費，這是不管民國政府拖欠與否，內務府到時都要湊足送齊的。除了這些人以外，下面的那些嘍羅，不斷地遞摺子、上條陳，也各有其小算盤。我六叔載洵有個叫吳錫寶的門客，寫了一個「奏為陳善後大計」的摺子，一上來就抱怨說，他早主張要聘用各國法學家研究法律，以備應付民國違法毀約的舉動，因為沒聽他的主意，所以今天手忙腳亂，駁辯無力。接著他提出五條大計，說來說去都沒離了用法律和法學家，其原因，他自己就是一名律師。還有一個名叫多濟的旗人，是掛名的內務府員外郎，他堅決主張無論如何不可放棄帝號，不但如此，我將來有了兒子還要叫做「宣統第二」。他又主張今後我應該把侍奉左右的人都換上八旗子弟。看來他也打好主意，讓他的兒子做「多濟第二」，來繼承員外郎這份俸銀。
烏利文洋行開設在東交民巷西頭一入口的地方，是外國人開的出售鐘錶、相機的鋪子。我們到了烏利文，我和庄士敦進了鋪子。我看了一樣又一樣的商品，最後挑了一隻法國金懷錶，蘑菇了一陣，可是張文治一直等在外面，沒有離開的意思。到了這時，庄士敦只好拿出最後一招，對張文治說，我覺得不舒服，要去德國醫院看看。張文治狐疑不安地跟我們到了德國醫院。到了醫院，我們便把他甩在一邊。庄士敦向醫院的棣柏大夫說明了來意，把我讓到一間空病房裡休息，張文治一看不是門道，趕緊溜走了。我們知道他必是回北府向我父親報信去了，庄土敦不敢放鬆時間，立刻去英國使館辦交涉。誰知他這一去就古無音信，等得我好不心焦。我生怕這時張文治把我父親引了來，正在焦躁不安的功夫，陳寶琛和鄭孝胥相繼到了。
關於庄士敦，鄭孝胥在日記里只簡單地提了一句，原因是他在德國醫院沒有看見庄士敦，庄士敦那時已經帶著忿懣到日本使館去了。我在日本使館裡和這位一去不回的庄師傅相見時，很覺奇怪。他對我解釋說：「我到英國公使那裡去了，麻克類說那裡地方很小，不便招待……既然陛下受到日本公使先生的接待，那是太好了，總之，現在一切平安了。」在那匆匆忙忙之中，我沒再細問——既然我保險了，過去的事情我也就沒有興趣再去知道了。後來我才弄明白，引起他忿懣的，並非像他那天和我解釋的「麻克類說，那裡地方很小，不便招待」，以致有失面子，更不像後來在自己的著作《紫禁城的黃昏》一書中所說，只有日本公使館才願意給我以有效保護（也許英國公使館有這個看法——他在書中是這樣說的），而他在這次爭奪戰中成了敗北者，才是使他忿懣的根本原因。
「皇上看看《順天時報》。」他拿出報來，指著一條「赤化運動之平民自治歌」標題給我看。這條消息說，馮軍入京以後，「赤化主義」乘機活動，最近竟出現數萬張傳單，主張「不要政府真自治、不要法律大自由」云云。那時我從鄭、陳、庄諸人的嘴裡和《順天時報》上，常聽到和看到什麼共產黨是過激主義、赤化主義，赤化、過激就是洪水猛獸、共產共妻，馮玉祥的軍隊就和赤化過激有關，等等的鬼話。現在根據鄭孝胥的解釋，那是馬上要天下大亂的，「赤化主義」對我下毒手，則更無疑問。
「不理他！」我滿肚子的氣，讓司機開車。車子開出了北府。我真想一輩子再不進這個門呢。
我被鄭孝胥的話正鬧得心驚膽戰，愁容滿面的羅振玉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