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了時間等種種的困難，對於道家與道教的講述，只能擇其較為重要的，簡介十之一二，以供研究者的參考而已，如要求其精詳，非一二百萬言，不能以盡道家、道教與中國文化的內容。在開始的時候，已經講過形成道教的來源問題，歸納它有四個原因：（1）淵源於道家學術思想。（2）發生於政治社會的演變。（3）促進於外來宗教的刺激。（4）基本於神秘學術的迷戀。關於第一個原因的內容大概，講到目前為止，暫且告一段落。如要從魏、晉以後，經隋、唐、宋、元、明、清的發展而講到現在，那就不勝其繁，短期無法結束，現在需要簡明扼要地講述第二個原因，以便暫做收場。
（一）漢末道教形成的因緣
如要了解兩漢道家的學術思想，如何一變而形成道教的原因，必須要留心春秋、戰國到秦、漢以來政治與社會的演變趨勢。當戰國時期，由六、七百年來的周代政權與封建政治制度，因為歷史現實環境的影響，與文化思想的轉變，春秋王制，幾已破壞無遺。由春秋到戰國末年，四百年間長期大小戰亂的結果，不但形成政局的一片紊亂，尤其以農業立國的社會經濟基礎，也已零落殆盡，我們衡之歷史的成例，第當長期戰爭的結果，果然可以造成若干青史留名的人物，但只是留給後人的憑弔啼噓而已，如在長期戰亂的當時，必致民窮才盡。我所謂的"民窮才盡"，不僅是說社會的經濟崩潰，就是各種人才，也會因戰亂而一齊打光。大家都知道中國文化有名成語："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真正人才的造就，確是需要經濟穩定的社會背景做土壤，以長治久安的文化背景做肥料，才能培養得出來，然而每每累積若干年代，培養出各地的人才精英，算不定就在一個勝利，或一個失敗的戰爭中，隨流而沒。大家都知道，當戰國時期的吳、越戰爭中，在歷史上留下兩句名言，那就是越國的"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可是，這兩句話的真正價值；只能用在戰爭的兵源養成方面，卻不能完全適合於長期建國的功效上面，中國人對於歷史人物的經驗之談，卻有"老成謀國"與"英雄出少年"兩句尖銳對立的名言，確是缺一不可的明訓。
在春秋、戰國之間百餘年中，自老子、孔子、墨子、莊子、孟子等人物，各自建立闡揚他們的學說思想以後，後起之秀，大多傳習相仍，反不如其初也。到了戰國末期，老、庄的思想，人於道家，他們學術精神，便成為介乎人世出世之間，可以出世，也可以人世的指導原則。孔、孟的思想，卻在一般知識分子中，紮下根基，完全趨向人世為人，做為精神行為的標準。至於墨子，開始出於道術，終而介乎道、儒之間而別走一路，遂與燕、趙、秦、晉的遊俠精神結合，逐漸形成平民與貴戚社會之間特殊社會的變相。到了秦始皇蓄意并吞六國，要想達到統一局面的前期，天下才智勇力之士，都集中於縱橫謀略的途徑，競相奔走權門以謀取功名，可是，到了最後，如蘇秦、張儀一流的人物，也已逐漸減少，只有如李斯一流，便已足當大任，那得再能有向上一路的人才產生呢？但是坐議立談，號稱為儒家的儒生，與拔劍而起，介乎道、墨之間的遊俠，仍能在一般社會中，隱然具有作用，所以在李斯的朋友韓非的觀念中，便提出："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的忌諱言論了。然而韓非果然看到了這種民間社會風氣的趨勢，但是他不知道造成時代風氣的原因何在？更不知道這是只能疏導，不可遏止的大勢所趨，他公然犯時代趨勢的大忌，要想一一繩之於法，即使不遭李斯等人的所嫉而早死，縱然得志行法，也必會遭遇到猶如商鞅的結果。後來秦始皇用嚴刑峻法，罷斥儒、墨（俠），而治新興的天下，但終以嚴刑峻法，而為儒、快合作的新興力量所推翻。總之，此中大有玄微，而存有歷史政治哲學的妙用，希望學者自己留心去研究發掘。
漢興以來，自劉邦平定天下稱帝的初期，儒生因有住王興治之功，已經在政治上佔得一席重要的地位，以後只需"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便可立身仕途，自有進身之路，所以在朝廷與儒士之間，彼此相處，已很融洽。而在社會遊俠方面，還是隱然存在著東西南北等五道的潛在力量；如朱家、季布一流，為彰明較著的人物，其餘，默默無聞於草澤之間，安分於法外的，還是不少。可是漢高祖起自民間，他自己也來自遊俠群中，深知彼此相處無事之道，所以終漢高之世，特殊社會的遊俠分子，對於漢高，甚之，還有深厚的好感與擁護的熱情。到了高級公子哥兒的太子出身的漢武帝手裡，便完全不同了，漢武帝不像他的曾祖父劉邦那樣豁達世故，對於民間社會的遊俠，大有厭惡的心理，所以他會公然地殺掉郭解，以立其威信，但是遊俠中人，也從此寒心隱通，漸漸便與道家者流互通聲氣，形成西漢末年亂源的力量。到了東漢末代，因為歷史社會的演變趨勢，簡直變本加厲，便與方外的道士合流，造成漢末三國初期，借用旁門左道以稱兵倡亂的形勢了。
其次，便是兩漢儒生進入仕途後，所造成的權門閥閱的門第風氣，到了東漢時期，權門閥閱，聲氣相通，就以清議榆揚為手段，而霸佔了漢末的選舉取士的要津，使有才氣的真才實學之士，既不肯巴結權勢，又不屑於奔競宦途與學閥之間，便退而隱遁，走入介乎人世與出世之間的道家路線，逐漸形成漢代社會，另有遠處方外道士的一群形態。東漢末期這些方外的道士群，已具有後來佛教傳入以後，出家為僧的比丘，與印度婆羅門教士的雛形，他們的思想精神，大半是有所激發，或遺憾人生世事而致此，相同於周、秦以前的"隱士"思想。至於唐、宋以後，佛教出家的男女僧眾，與道教出家的男女道士，已經普遍存在，等於是法定所公認的遺世而獨立者，既不完全受帝王政制的約束，只在普通法律以外，另有其合法的地位；在中國歷史上，自南北朝、隋、唐以後，僧道不拜帝王，只須長揖為敬的儀禮，已經成為不必明文規定的慣例。因此，過去所走高隱遠蹈的路線，到了唐、宋以後，不須再有迂迴，只要退避現實，進入佛教為僧，或道教做道士，便可笑傲山林，把玩風月，遠離時累了。所以宋代王安石說的，五代的傑出人才，大都人於禪林，不與世事的論調，也是大有道理的。東漢未期的朝野社會，當然有許多累積的原因，造成三國時期的亂離局面，但我們現在站在道教立場來講，只簡單扼要地舉出上面一二個因素，藉以說明自張道陵所創初期道教的雛形——五斗米道的經過，實是兩漢以來讀書知識分子，受到時代社會環境的刺激，因此而起為無言的抗爭，便建立他們自己精神王國的道教了。
張道陵，在東漢末期，本來也是一個讀書分子，因為不得志於當世，便客居於四川，後來他學道於鵲鳴山中，有了心得，便自造作道書，開創畫符念咒道教符籙派的先聲。陳壽在《三國志·張魯傳》中，很含糊地說："祖父陵客蜀，學道鵠鳴山中，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號米賊。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魯復行之。益州牧劉焉，以魯為督義司馬，與別部司馬張修，將兵擊漢中太守蘇固，魯遂襲修殺之，奪其眾焉。""子灣代立，以魯不順，盡殺魯母家室，魯遂據漢中，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我們讀了《三國志》有關於張道陵與他的孫子張魯的記述，對於張道陵一系道教的起源，在宗教史上，並無宗教神聖光榮的一面，甚之，只有使人鄙視；當然，關於五斗米道的學術內容，陳壽是外行人，沒有詳細提起，可能也根本無法了解，他說到張魯秉承他祖父張道陵的遺教，是以"鬼道教民"，那倒是五斗米道符籙派的事實，因為這一派的符咒，都是用於驅神役鬼的作用上，對於形而上道方面，並不高明。我常懷疑，周、秦之際方士修鍊的方術，以及秦、漢以後，道教符籙的興盛，是否都有與印度婆羅門教，與瑜伽術派的法術互相影響，實在很難斷言；而印度婆羅門的沙門（出家人），在秦始皇時代，已經與中國通往來，那是有資料可查的事實，而且符籙的形態，有若干與上古梵文的寫法，大有相同之處，可是這些問題，暫時也把它算在題外文章，不去管它。我們再看張魯當時在漢中所行"以鬼道教民"的地方政治形態，卻是中國的政治史上，漢末地方宗教政治之研究的好資料，也就是我在前面所說的漢末政治與道教，由於秦、漢的遊俠精神，與兩漢不滿現狀的逃世方外之士相結合，造成建立精神王國道教的說明。如《三國志》所說，張魯在漢中的鬼道治民情形："其來學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號祭酒，各領部眾。多者為治頭大祭酒，皆教以誠信不欺詐，有病自首其過，大都與黃巾相似。諸祭酒皆作義舍，如今之亭傳。又置義米肉，懸於義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過多，鬼道輒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後乃行刑。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為治民。民夷便樂之。雄據巴漢，垂三十年。"後來張魯的地方治權，被曹操打垮，他投降了，拜為鎮南將軍，曹操待以客禮，"封間中侯，邑萬戶。封魯五子及閻圃等，皆為列侯。為子彭祖取魯女。魯薨，謚之曰原侯。子富嗣。"我們看了張魯實行五斗米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