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朱湘15歲考入清華，後因抵制學生早餐時的點名制度，記滿三個大過而被學校開除。他在寫給低兩級的同學羅念生的信中說：「你問我為何要離開清華，我可以簡單回答一句，清華的生活是非人的，人生是奮鬥，而清華只是鑽分數，人生是變換，而清華只有單調，人生是熱辣辣的，而清華是隔靴搔癢。我投身社會之後，怪現象雖然目擊耳聞了許多，但這些正是真的人生。至於清華中最高尚的生活，都逃不出一個假，矯柔。」後來他還當面告訴羅念生，他恨死了清華，他若是有仇人，一定勸他送兒子入清華，這樣才害得死人。
朱湘從不看電影，認為那不是藝術。
上世紀20年代，丁西林對梁實秋說，他理想的家庭具備五個條件：一是糊塗的老爺，二是能幹的太太，三是乾淨的孩子，四是和氣的傭人，五是二十四小時的熱水供應。
豐子愷說：「趣味，在我是生活上一種重要的養料，其重要幾近於麵包。別人都在為了獲得麵包而犧牲趣味，或者為了堆積法幣而抑制趣味。我現在有幸而沒有走上這兩種行徑，還可省下半隻麵包來換得一點趣味。」
學者錢穆認為，快節奏、功利化的生活，不是一種高級活法。上世紀40年代，他曾說：「從鴉片戰爭五口通商直到今天，全國農村逐步破產，閑散生活再也維持不下來了，再不能不向功利上認真，中國人正在開始正式學忙迫，學緊張，學崇拜功利，然而忙迫緊張又哪裡是生活的正軌呢。功利也並非人生之終極理想，到底值不得崇拜，而且中國人在以往長時期的閑散生活中，實在亦有許多寶貴而可愛的經驗，還常使我們回憶與流連。這正是中國人，尤其是懂得生活趣味的中國人今天的大苦處。」
錢穆理想的生活環境是什麼呢？他說：「人類斷不能沒有文化，沒有都市，沒有大群集合的種種活動。但人類更不能沒有的，卻不是這些，而是自然、鄉村、孤獨與安定。人類最理想的生命，是從大自然中創造文化，從鄉村裡建設都市，從孤獨中集成大群，從安定中尋出活動。若在已成熟的文化，已繁華的都市，已熱鬧的大群，已定形的活動中討生活，那只是掙扎。覓享用，那只是墮退。問前途，也恐只有毀滅。想補救，只有重返自然，再回到鄉村，在孤獨的安定中另求生機，重謀出路。」
錢穆還說：「一切物質生活全沒多大深度，因此影響於全部人生的，也並不深刻。乘飛機，凌空而去，只是快了些，並不見得坐飛機的人，在其內心深處，便會發出多大變化來……若使其人終身囿於物質生活中，沒有啟示透發其愛美的求知的內心深處。一種無底止的向前追求，則實是人生一最大缺陷而無可補償。人生只有在心靈中進展，絕不僅在物質上塗飾。」
聞一多任青島大學教授時，曾在一封信里說：「我們這青島，凡屬於自然的都好，屬於人事的種種趣味，缺憾太多。」
豐子愷喜歡到一些沒名的、遊人多不會光顧的去處賞景。他說：「我把三潭印月、岳廟等大名鼎鼎的地方讓給別人游。人棄我取，人取我與。這是范蠡致富的秘訣，移用在欣賞上，也大得其宜。」
錢鍾書說：「吃飯有時很像結婚，名義上最主要的東西，其實往往是附屬品。吃講究的飯事實上只是吃菜，正如討闊佬的小姐，宗旨倒並不在女人。這種主權旁移，包含著一個轉了彎的、不甚樸素的人生觀。」
林語堂在評價明代李笠翁所提出居室的「自在」和「獨立性」這兩大要素時，認為「自在」比「獨立性」重要。他說：「因為一個人不論他有怎樣寬大華麗的房屋，裡邊總有一間他所最喜愛，實在常處的房間，而且必是一間小而樸素，不甚整齊，和暖的房間。」他尤其欣賞李笠翁的這樣一段見解：「凡人止好富麗者，非好富麗；因其不能創異標新，舍富麗無所見長，只得以此塞責。」
1924年5月31日，周作人在津浦鐵路的火車上致信孫伏園說：「我並不是不要吃大菜的，但雖然要吃，若在強迫的非吃不可的時候，也會令人不高興起來。」
1924年，周作人在一篇文章中寫道：「我們於日用必須的東西以外，必須還有一點無用的遊戲與享樂，生活才覺得有意思。我們看夕陽，看秋河，看花，聽雨，聞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飽的點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雖然是無用的裝點，而且是愈精鍊愈好。」
徐志摩與張幼儀離婚後，張幼儀的哥哥張君勱反對妹妹再嫁，說：「女人只能出嫁一次，否則中國的風俗都沒有意義了。」
上世紀40年代，學者金性堯的一個朋友想把杭州一所三上三下的舊式住宅賣掉，在西湖邊另建別墅。金不贊成長居湖濱，這涉及他的一套對生活的理解：「我們對於一切美的欣賞，應該保持一點心理距離；如果一天到晚的對著湖光山色，則湖山就未必能引起我們深切的依戀，深切的低徊，反而會感到厭倦。最好，與住所相距有十里之遙，偶然的於一個月中，來此盤桓徜徉，方能於精神上、於心理上，有一番愉快輕鬆的調劑，然後又依依的跟它叩別，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正如天天讀李杜的詩篇，也會逐漸生厭，所謂忙裡偷閒，方是真正的領略悠閑之趣。否則，便流於無聊和扯淡，變成『幾乎無事的悲劇』了。少時讀宋人詩云：『因過竹院逢僧話，偷得浮生半日閑』，至今猶覺綠葉森森中有此悠然一境，這樣的半日之閑，才抵得上十載勞頓。」
趙景深說：「錢歌川是有生活情趣的，他不把生活過得公式化。」
錢鍾書說：「心直口快的勸告，假使出諸美麗的異性朋友，如聞裂帛，如看快刀切菜，當然樂於聽受。不過，照我所知，美麗的女郎，中外一例，說話無不打著圈兒拐了彎的；只有身段缺乏曲線的娘兒們兒，說話也筆直到底。」「無友一身輕，威斯婁的得意語，只算替我說的。」
梁思成說：「我們有傳統習慣和趣味，家庭組織、生活程度、工作休息，以及烹飪、縫紉、室內的書畫陳設、室外的庭院花木，都不與西人相同。這一切表現的總表現曾是我們的建築。」
謝六逸寫信給友人：「聰明人不願結婚，甚至不必有個家。」謝本人不僅結了婚，而且有一群孩子，有一個令人羨慕的美滿的家。
吳宓說：「除了學術與愛情，其他問題一概免談。」
梁漱溟曾談及擇偶標準：「在年齡上，在容貌上，在家世上，在學識上，我全不計較，但願得一寬和仁厚的人。不過，單是寬仁而缺乏超俗的意趣，似乎亦難與我為偶；有超俗的意趣，而魄力不足以副，這種人是不免要自苦的；所以寬仁超俗而有魄力者，是我所求。這自然不容易得，如果有天資大略近乎這樣的，就是不識字亦沒關係。」
梁實秋說：「齊（如山）先生心胸開朗，了無執著，所以他能享受生活，把生活當作藝術來享受，所以他風神瀟洒，望之如閑雲野鶴。他並不是窮奢極侈地去享受耳目生色之娛，他是隨遇而安的欣賞社會人生之形形色色。他有閒情逸緻去研討『三百六十行』，他不吝與販夫走卒為伍，他肯嘗試各樣各種的地方小吃。有一次他請我們幾個人吃『豆腐腦』，在北平崇文門外有一家專賣豆腐腦的店鋪，我這北平土著都不知道有這等的一個地方。」
楊振聲說：「字畫只求其好，何必名家？」
有人曾向魯迅提起，歐陽予倩、田漢等人想以改良京劇來宣傳救國思想，魯迅笑道：「以京劇來宣傳救國，那就是：『我們救國啊啊啊啊了，這行么？』」
張愛玲著裝分不出前衛還是落伍。一次她去印刷所看書稿的校樣，在與女工聊天時說：「要想讓人家在那麼多人里只注意你一個，就得去找你祖母的衣服來穿。」女工問：「穿祖母的衣服，不是和穿壽衣一樣了嗎？」張說：「那有什麼關係，別緻就行。」
1936年春天的一個傍晚，作家吳朗西去永安公司附近赴宴。下了電車後，他先去一家彩票店買航空公司獎券撞撞運氣。此時，有人過來拍他的肩膀，吳回頭一看，是魯迅，他一時緊張，說不出別的話來，便問魯迅：「先生，您買不買獎券？」魯迅笑答：「我從來不買發財票。」
魯迅說：「誠然，用經濟學的眼光看起來，在現制度下，『閑暇』恐怕也確是一種富。」
邵洵美認為：賭博富於詩意。
金岳霖說：「沈從文先生從前喜歡用『打發日子』四個字來形容生活。」
金岳霖說：「30年代相當早的時候，唐擎黃先生同我從晚八點開始討論『雅』這一概念，一直討論到午夜兩點鐘以後，我們得出的結論只是這東西不能求，雅是愈求愈求不到的東西。」
徐悲鴻和蔣碧微去法國前逗留北京期間，徐每天四處交際，蔣則枯守家門，她說：「往後幾十年里，雖然經常聽朋友在說北平住家怎麼理想，可是我就從來不曾想過要到北平去住。因為在我的記憶里，我那北平一年的生活，只有苦悶和貧窮。」
林語堂說：「欲探測一個中國人的脾氣，其最容易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