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3月16日，季羨林日記記：「晚上同（李）長之訪葉公超，談了半天。他說我送給他的那篇東西他一個字也沒看，這使我很難過。」第二天的日記寫道：「心裡老想著昨天晚上葉公超對我的態度——媽的，只要老子寫出好文章來，怕什麼鳥？……我已經決定：葉某真太不通，我以後不理他的了，真真豈有此理，簡直出人意料之外。」又記：「晚上同長之訪老葉，（他）明明在家裡，卻說出去了，不知什麼原因。真真豈有此理。」
1929年春天，魯迅從上海回北京探親，在孔德學校碰見老熟人錢玄同。錢見魯迅的名片上仍印著「周樹人」，便笑問：「原來你還是用三個字的名片，不用兩個字的。」因錢曾以「疑古玄同」為筆名，故魯迅答：「我的名片總是三個字的，沒有兩個字的，也沒有四個字的。」說過這句話後，魯迅便不再搭理錢玄同。魯迅在《兩地書》中對此的敘述是：「往孔德學校，去看舊書，遇金立因（指錢玄同），胖滑有加，嘮叨如故，時光可惜，默不與談。」
蔣介石召集廬山會議時，胡愈之曾寫詩譏諷與會者胡適：「溽暑廬山盛會開，若干名士溯江來。且看吾家胡博士，慷慨陳詞又一回。」胡適答云：「哪個貓兒不叫春，哪個蟬兒不叫夏。哪個蛤蟆不夜鳴，哪個先生不說話。」
1923年，奉天陸軍舉行演習，郭松齡是校閱委員會委員，張宗昌的部隊接受校閱。演習中，張嫌條件惡劣，在一間破屋子裡休息時，蹲在炕上邊喝酒邊罵：「他媽的，這是哪個龜孫的計畫，弄得我們這樣。」正罵著，郭松齡突然推門進來，問張：「你在罵誰？」張說：「這是我的口頭語，並沒有指罵任何人。」郭氣勢洶洶，指著張的鼻子大罵：「我操你媽！這也是我的口頭語！」只見張的臉色由紅變黑，從炕上一躍而下，左右以為張翻了臉，備不住要拔槍。誰知張跳下炕來對郭說：「郭二大爺，你操俺媽，你是俺的親爸爸，還有什麼說的？」郭沒轍，負氣而去。張後來對下屬說：「你聽我說，我叫他爸爸，反正他不是我親爸爸。」
陳獨秀出獄後，何應欽在軍政部會客室和陳見了一面，據擔任記錄的謝伯元回憶，整個見面過程不到三分鐘。何問：「陳先生，你身體好嗎？」陳答：「好。」何又問：「生活上有什麼困難嗎？」陳答：「沒有。謝謝你！」何說：「以後有機會我們再談。」隨即送客。
1948年「國大」開幕後，何應欽以背部生瘡為借口，稱病不出席，蔣介石甚為不滿。一天晚上八九點鐘，蔣突然驅車至何家，何措手不及，慌忙跑上樓躺在床上。蔣直趨卧室，揚言來看何的病，實則怒目相向，一再盤問病情。何應欽答以背上長了大瘡，痛不能坐，故連日未能出席「國大」會議。蔣硬是強迫何應欽脫掉衣服檢視，確見背瘡紅腫，才悻悻而去。
1946年秋天，湯恩伯招集數人在上海西浦石路1221號家中開會，商量鼎泰公司的經營事宜。湯認為公司董事長陳銘勛倚老賣老，不聽話，要他交出公司的一切職權。陳聽後怒氣沖沖地說：「上海鼎泰公司有今天的規模，是我辛辛苦苦搞起來的，誰也別想讓我離開！」湯站起來說：「你非離開不可！」陳用手杖指著湯的臉說：「誰敢叫我離開？」湯急了眼，一拳打過去。陳也不甘示弱，抬手抽了湯一個耳光。兩人遂扭打在一起。湯妻王競白見狀跑到樓上，其他人連忙勸架，但怎麼也拉不開。湯大聲叫王副官來幫忙，王不敢上前。直到二人打得精疲力竭才罷手。
張發奎曾擁汪反蔣，自視為汪派要角。一日，他去汪家，門房見是常客，馬上進去通報，張也跟著往裡走。汪精衛正和秘書曾鐘鳴談事，門房報告後，汪連說：「又來了，討厭！討厭！」此時張已走到門口，這話聽得清清楚楚。張回去後恨恨地說：「汪精衛的虛偽面目，今天算是被我戳穿了。」
徐悲鴻與劉海粟年紀相仿，但徐曾在劉所辦的美專短暫就讀。徐悲鴻成名後，不願被人說成出自劉門，劉海粟偏偏常以此自詡。兩人後來交惡，互相詆毀。劉海粟說：「有人才有名譽，便欺蔑其啟蒙老師，則其人無論其才之美如何，先無人格，余可無論。」徐悲鴻說：「有人不過江湖騙子，住兩天巴黎，留一頭長髮，掛塊招牌，自詡大師，言其實，則吾令驢尾濺油彩於畫布上亂畫，成畫殆相伯仲也。」
上世紀30年代初，傅雷從法國留學回來，曾在劉海粟當校長的上海美專任教，兩年後辭職。傅雷的辭職，一半是出於對劉海粟的不滿，他後來回憶：「1933年9月，母親去世，即辭去美專教務。因（一）年少不學，自認為無資格教書，母親在日，以我在國外未得學位，再不工作，她更傷心；且彼時經濟獨立，母親只月貼數十元，不能不自己謀生；（二）劉海粟待我個人極好，但待別人刻薄，辦學純是商店作風，我非常看不慣，故母親一死即辭職。」1936年，傅雷當眾宣布，與劉海粟絕交。
羅皚嵐問朱湘：「你與新月社交往多，為什麼不去北大教書？」朱湘說：「北大是胡適之一股學閥在那裡，我去求他們犯不著。」
吳宓為《大公報》編文學副刊時，請浦江清等幫忙，一次兩人因署名事發生爭執。浦江清在日記中寫道：「先生成見甚深，全不採納他人意見。視吾儕如僱工，以金錢叫人做不願意做之文章，發違心之言論。不幸而余在清華為吳先生所引薦，否則曷為幫他做文章耶。」吳宓則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宓陳辦事之困難，浦君感情郁激，至於哭泣。宓只得勉慰之。宓做事之困難不能告人。蓋《文學副刊》贊襄諸君，皆系文人書生。故（一）盛意氣；（二）多感情；（三）輕視功利；（四）不顧實際之需要及困難，往往議論多而成功少。一己成績殊微而專好批評他人文章，干涉他人之思想言動。」
浦江清說：「徐志摩之為人為詩，皆可以『肉麻』二字了之，而死後北平《晨報》乃為出專刊一月，聳海內之聽聞。青年男女莫不讚歎，以為偉大詩人，得未曾有，幾以詩神愛神目之。」
「五四」前後，胡適與章士釗曾是新舊文化之爭的論敵，在各自的陣地（報刊）上互罵。1925年，有人請客，兩人在前門外廊坊頭條擷英番菜館相遇，章便邀胡合影，兩人各持一張照片。章在照片上題白話詩一首送胡：「你姓胡，我姓章，／你講什麼新文學，／我開口還是我的老腔。／你不攻來我不駁，／雙口並座，各有各的心腸。／將來三五十年後，／這個相片好作文學紀念看。／哈哈，／我寫白話歪詞送把你，／總算是老章投了降。／」胡也寫了一首舊體詩送章：「但開風氣不為師，龔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開風氣人，願長相親不相鄙。」兩邊爭論最激烈的時候，一次在上海，汪原放請客，章士釗、胡適、陳獨秀均在座。胡當面對章說，你的文章不值一駁，章聽後並不生氣。
三一八慘案發生在章士釗當教育總長的任上，他自然成為輿論攻擊的焦點。老朋友沈尹默公開聲明與其斷絕關係，指章為罪人，天誅地滅云云。魯迅更是在文中罵章士釗為「章士釘」。後章士釗辭官到上海當律師，沈尹默也辭去北大校長一職到上海賣字為生。章曾致信沈說：昔時罵我者愛我，昔時愛我者害我，歷史如鑒，於今兄辭去校長職甚是也。沈尹默得信後，盡棄前嫌，兩人在上海過從甚密。當年新文化運動的主將之一陳獨秀後來被捕，章還當過陳的辯護律師。
古文家劉師培與今文家崔適是學術上的論敵。巧的是，兩人在北大校內的住所門對門，朝夕相見，每逢遇見都客客氣氣，互稱先生，互相鞠躬。然而一站到講台上，即是另一個樣子，相互間極盡攻擊之辭，毫不留情。
上世紀30年代初，陳西瀅說：「在這七八年中，國內文藝界里起了不少的風波，吵了不少的架，許多很熟的朋友往往弄得不能見面。」
魯迅曾當著葉公超的面指斥徐志摩是「流氓」，後來葉將魯迅的話轉告郭沫若，郭說：「當然，魯迅除了自己，什麼人都罵。」
魯迅逝世後，徐懋庸送去一副輓聯：「敵乎友乎？余唯自問。知我罪我，公已無言。」
梁實秋說：「郁達夫先生一類的文人，報酬並不太薄，終日花天酒地，過的是中級的頹廢生活，而提起筆來，輒拈酸叫苦，一似遭了社會的最不公的待遇，不得已才淪落似的，這是最令人看不起的地方。」
抗戰前夕，一次梁實秋和羅隆基去清華訪潘光旦，順便到隔壁的聞一多家坐坐。聞一多對羅隆基說：「歷來干祿之階不外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脅肩諂笑，阿世取榮，賣身投靠，扶搖直上者謂之正取；危言聳聽，嘩眾取寵，比周謾侮，希圖幸進者謂之逆取。足下蓋逆取者也。」
抗戰期間，艾青、何劍熏和路翎一度都在重慶陶行知辦的育才學校教書。何喜歡抬杠，一次指責艾青大男子主義，經常發表一些不尊重女性的言論，侮辱女人。艾青辯解道：「我的妻子是女人，母親是女人，難道我能不尊重妻子和母親嗎？即使不免跟妻子鬧矛盾，罵妻子，我可從沒有不尊敬母親。」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