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蚨祥老闆孟靚侯是山東人，張宗昌督魯時，孟回鄉掃墓，曾受到張「專列」加八名士兵隨車護衛的「禮遇」。後來張宗昌到北京，孟靚侯投桃報李，在織公會所盛宴招待，請來楊小樓、梅蘭芳等名角唱堂會，請來潘復、江朝宗等頭面人物當陪客。這場宴席所費據說不下於一般中人之產，並且籌備經月才張羅起來。而張宗昌也只是「聽一曲好戲，吃幾箸名菜」，便匆匆離去。
1929年秋冬之交，盧作孚在重慶北碚峽防局內招集一次盛大的聚餐會。來赴宴的多是一些當地名流，所謂「有教養的小布爾喬亞」一類人士，飯菜也相當講究。但吃法很特別。餐廳不設座椅，來賓都站在桌邊，自盧作孚起，一舉筷子，大家都牢守「食不語」的教條，只聽一陣稀里嘩啦聲，不到十分鐘，這頓盛大的聚餐會便告結束。事後有人詫異地問盧作孚，何以把聚餐當成了打仗？盧答：人要緊張地工作，一頓飯慢條斯理地吃，實無道理可說，徒以養成鬆懈的習慣，故不能不改革之。
軍閥陳調元軍權旁落後，出任南京政府軍事參議院院長。他每天必備一桌酒席，招待賦閑在家的舊日袍澤和幕僚。抗戰期間，他在重慶依然如此。陳的妻子讓廚房每天另給他準備一份好菜，陳必端出與客同享，絕不獨吞。後來，物價日漲，客人便勸他到後面自吃，不必出來招待。陳之念舊，於此可見一斑。
1926年，吳醒漢在上海法租界環龍路銘德里一號寓所組織了一個辛亥革命同志俱樂部，常在這裡聚會。一次宴會，借宿吳家的馬毓英發現，來客多西裝筆挺，穿戴齊整，唯有晚到的居正衣衫襤褸，貌似一村夫。這裝束令馬頓生敬意，席散後，他對吳說：「居正真不愧為革命的元老，生活如此艱苦樸素。」吳聽了一笑：「覺生（居正號）是最會裝窮的，別信他那一套。你不信，看他在吳淞所修建的房子，多麼舒適。孫先生給他的革命活動費和革命烈士的撫恤費，他都剋扣了，用來修自己的房子。」
抗戰期間，傅雷蟄居上海，曾與十餘友人組織兩周一次的茶話會。參與者均為知識界人士，有錢鍾書夫婦、李平心、陳西禾、周夢白等。大家輪流作文化或科學方面的專題講座，同時議論時局。傅雷本人講過法國文學；朱濱生醫生講過普希金槍傷可否治癒的問題；宋奇講過英國詩歌中的布谷鳥問題；雷垣講過相對論入門問題；沈知白講過民族音樂現代化問題；周煦良講過紅學研究；伍子昂講的是近代建築……
齊協民是報人出身的政客，抗戰期間寓居天津法租界，與「天津一班所謂退隱士紳、下野軍閥、聞人後裔和銀行巨子等，酒食徵逐，消磨歲月」。他們組織了一個「二五聚餐會」（每星期二、五聚會），輪流在自家坐東。
天津行商分所成立於民國初年，由一些強勢而閑在的買辦組成。加入這個組織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非暴發戶；二、個人資產在百萬以上。分所所址設在當年日租界和中國地界接壤處，屬於「三不管」地帶，便於成員吃喝嫖賭抽。分所成員大約有五十來人，每天傍晚6點左右到「所」聚會，消遣作樂。
行商分所不設賬房，負責人名於老八，另有十餘員工。所內賭博不用現款，由於老八代為記賬，事後清算。分所內備有中西餐及點心部，名酒菜肴應有盡有。如逢某人遇喜慶事，就叫義和成、聚和成、全聚德、會芳樓（清真）等飯莊來，大擺宴席。成員也可以帶親友去玩，但須嚴控來賓身份，窮小子是進不去的。
1922年11月的一天晚上，北洋政府鹽務署長張英華在小方家衚衕設家宴，內務總長孫丹林到場時，見陸軍總長張紹曾、農商總長高凌霨、參議院議長王家襄、眾議院議長吳景廉等已在座。吳、王兩議長正橫榻抽鴉片，見孫丹林進來，便舉槍讓孫，孫辭以不會吸煙。後眾人入座打牌，又讓孫參加，孫仍以不諳賭博相辭。吳景廉嘲諷道：「孫總長既不會吸煙，又不會打牌，真是好人，無怪乎現在有好人內閣之稱號也。」
1917年秋，研究系退出段祺瑞內閣後，決定派湯化龍和林長民赴日本、美國考察。行前，湯化龍在石板房衚衕頭條私宅宴請30多位研究系在京要人。席間，田駿豐痛飲梁善濟從太原帶來的汾酒，竟致過量，醉死在湯家的沙發上。湯當時頓足大哭，極為哀痛。哪知就在這次考察行將結束，湯於溫哥華候船回國期間，在當地華僑舉行的宴會上，被一個理髮師拔槍擊斃，客死他鄉。
張學良易幟後，何其鞏為北平市長。一日他在家宴客，席間強迫學者傅增湘喝酒，不喝則罰說笑話一個。傅便即席編了一段：「我幼年在私塾讀書時，有一學長，讀書不通而好拽文，之乎者也，常不離口。會其新婚之夕，我與同學好事者數人，潛到其窗前聽房，久久不聞聲息。眾皆興盡，行將散去。突聞新郎長吁一聲，悄問新婦：『何其鞏（通恐）哉？』」
1936年5月23日，金城銀行廣州分行開業。金城銀行總經理周作民特地從上海趕來主持開幕儀式。當日賀客雲集，晚周作民率同人宴客於廣州南園酒家，來者不拒。有人記述說：「菜肴豐盛，有燕窩、魚翅、烤小全豬諸品。酒，中外均備，茅台尤多，盡吃。橙汁如流水，一切聽客飲用。一夕之費，耗資甚巨。」周作民在中廳招待要客，同席有羅文干、梁士詒之子梁定薊、廣東財政廳長區芳浦等。席間羅文干說：「我在銀行界有兩個好友，一張公權，一即周作民，不過兩人共患一種病——怕老婆。」眾人聽後哄堂大笑，周則張開五指發誓：「誰怕老婆，誰是王八。」
西安事變後，蔣介石因翻牆跌傷胸椎，到杭州西湖別墅療養。南京中央醫院電療科的黃醫生曾去治療一個療程，蔣病況大為好轉。一天上午，蔣用方言對黃說：「黃醫官，依弗同我講言話，曉得地個寧蠻好白相。今朝請依吃飯，到『樓外樓』去吃糖醋裡脊好哇啦？」中午之前，勵志社頭目黃仁霖把所有醫生都招至樓外樓，蔣本人也乘車前往。醫生們原以為主人請客自然是主客同席，哪知蔣的侍衛人員早已給蔣另定專室，醫生們則單在一起聚餐。
抗戰勝利後，戴笠到北平，在偽憲兵司令黃南鵬家大宴華北群奸。飯後，他宣布依據中央命令，將席上漢奸悉數逮捕。
1933年夏的某日，陳彬和在新亞飯店請客，招待德國女作家柯貝爾。胡風應邀赴宴，說：「這是我平生第一次進有冷氣的房間。」
1938年春天，郭沫若到長沙訪田漢，田請郭吃飯，有數人作陪。郭沫若喝高了，醉中一時詩興書興並發，索筆狂草，題詩一首。跑堂的在一邊嘆道：「這位先生是誰？寫詩不用打稿子，拿起筆來龍飛鳳舞，就跟我們掃地一樣。」
戰後，作家李健吾受鄭振鐸委託在上海辦《文藝復興》雜誌。後來通貨膨脹，物價騰飛，雜誌面臨困境。鄭振鐸在廟弄請編輯和作者飽餐了一頓福建菜，來赴宴的有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錢鍾書、靳以、艾蕪、辛笛、唐弢等。除魯迅已去世，老舍赴美國外，現代文學史上「魯郭茅、巴老曹」中的四人都到席。席間郭沫若對鄭振鐸說：「你不付稿費，我們也為你寫稿。」
1919年5月4日下午，北大教授沈尹默閑極無聊，便約幾個朋友到什剎海會賢堂樓上面湖喝茶。他對朋友說，我們在這裡偷閑，這個當兒說不定會有一件什麼大事發生，他還即席作《減字木蘭花詞》一首：
〖會賢堂上，閑坐閑吟閑眺望。高柳低荷，解慍風來向晚多。冰盤小飲，舊事逢君須記省。流水年光，莫道閑人有底忙。〗
1925年雙十節，孫伏園在北京大柵欄一家西餐館請客，答謝《京報》副刊的作者。在一間餐廳里擺著一大張長條桌，面對面坐滿了人，每人的座位上都有名簽。席上錢玄同不斷地和李伯玄、陳學昭這一男一女兩個年輕人開玩笑，兩人都不知該如何對答。
1922年七夕之夜，趙眠雲約鄭逸梅、范煙橋、顧明道等五六人到蘇州留園涵碧山莊閑談，大家覺得這種聚會很有意思，便商量著結成一社。范煙橋說，今晚是雙星渡河之辰，可叫「星社」。星社不定期聚會，所談無非文藝。後來不斷有人加入，十年後，恰好湊成36人——天罡之數。他們的聚會以茶會為主，點心都是自製的，一年中也有兩三次較具規模的聚餐。
民國時期，蘇州無衣食之憂的少爺們，每天無所事事，常去泡茶館。茶館漸漸便成了他們談天說地的俱樂部，鄭逸梅後來回憶說：「他們談話的資料，有下列幾種：一、賭經；二、風月閑情；三、電影明星的服裝姿態；四、強姦新聞；五、諷刺社會……一切世界潮流，國家大計，失業恐慌，經濟壓迫，這些溢出談話範圍以外的，他們決不願加以討論。」
張恨水在南京當記者時，有個聚會的圈子，都是同行，大約二三十人，年紀從十幾歲到四十多歲不等。圈子裡天天聚，參與者或三四人，或七八人，如金聖嘆所言：「畢來之日甚少，非甚風雨，而盡不來之日亦少。」聚會的地點也不固定，夫子廟歌場或酒家、照相館老闆汪劍榮家、醫生葉古紅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