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叔同年輕時曾是典型的「酷男」，任職浙江第一師範後便變了個人。平時灰布長衫，黑布短褂，平底鞋。他很少和同事來往，上課時夾著書本進教室，下課後徑直回宿舍，走路很快，從不左顧右盼。
范旭東身為大老闆，去世後卻沒給家人留下什麼可觀的遺產。他生前曾在天津、上海、香港、重慶等地生活，住的都是一般中等家庭所能租賃的房子，出門很少坐汽車。只是抗戰期間在重慶時住沙坪壩，離市區過遠，才乘坐公司的汽車。他平時從不請客送禮，更不邀宴權貴，常說：「我是無事不登三寶殿。」
倓虛法師是河北人，40歲出頭才出家，此前閱歷豐富，經過商，當過兵，行過醫，開過藥鋪，學過道教、基督教。因而他講經別有一套，談笑自如，妙趣橫生，有如說書乃至說相聲。有人評論說：「他的講經，是以經文做引子，扇子數珠，花瓶香爐，辣椒茄子，葫蘆西瓜，一色一香，左右逢源，隨拈皆是，乘性而談。天天講經，卻不提經中一字。」北洋政府的大員如馬冀平、葉恭綽、楊麟閣等，都被其口舌說動，當了他的護法。
軍閥張敬堯督湘時，想物色個安徽籍的名士當教育廳長。張的軍事參議陳建謨把合肥人童茂倩介紹給張，張即派員前往禮聘。童抵達長沙後，張在督署設盛宴為童洗塵，除軍政要員外，還請來名士王闓運。當年南北議和，王曾擬一名聯：「國猶也是，民猶也是，何分南北；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不是東西。」這次張敬堯設宴，賓客齊集後，王闓運才姍姍而來。他頭戴紅頂瓜皮緞子帽，垂著紅線小辮，身著八團花緞馬襯，金色緞夾袍，茶青色緞褲，腳踏三道雲厚底黑緞鞋，裝束頗為扎眼。張敬堯上前迎王落座，王說：「承張大帥賜飯，至感！但有一要求，即我帶一位不速之客——服侍人周媽來，現在門外，請准予接見。」張派左右接人。周媽約40多歲，天足，身穿平江青布襖褲，長眉秀目，儀態大方，雖半老徐娘，卻風韻猶存。由於座中都是男賓，張令另設一席，讓其妻女出面招待。席間，周媽引經據典，談吐風雅，張敬堯的妻女竟瞠目不能對，只有干聽著。王晚年參與各種活動，周媽都不離左右，王到北京，周媽也隨同而來，名片上印著「王氏侍佣周媽」。
宋美齡與蔣介石結婚後，平時頭後梳一個小髻，旗袍貼身，大衣適體，穿高跟鞋，在甬道上都是緊步走過。她見到蔣周圍的工作人員，總是自然地面帶微笑，平易近人。工作人員與她接觸，不會感到拘謹，也不會覺得宋有任何驕矜之氣。宋平時和人談話委婉適度，蔣介石侍從室一工作人員說：「六年中我未曾見聞她和蔣有過口角。」宋美齡說話的聲調，總能把握到讓對方聽清楚為止，從不大聲叫嚷，更不頤指氣使。
女作家蘇雪林晚年談到另一個女作家凌叔華時說：「叔華固容貌清秀，難得的是她居然駐顏有術。步入中年以後，當然免不了發胖，然而她還是那麼好看……叔華的眼睛很清澈，但她同人說話時，眼光常帶著一點『迷離』，一點『恍惚』，總在深思著什麼問題，心不在焉似的，我頂愛她這個神氣，常戲說她是一個生活於夢幻的詩人。」
史量才是中國老牌報紙《申報》的老闆，雖身列風雲人物，但平時衣著隨便，甚至一年四季都穿一件藍竹布長衫，這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大老闆中，是不多見的。他走路更有特點，兩腳的腳跟都不著地，看上去一跳一跳的，有如雀躍，因此得名「麻雀先生」。
《大公報》總編輯張季鸞體態消瘦，面如黑炭，看似一大煙鬼，因而常被誤傳為癮君子。張學良就曾遣人持大包煙土相贈，被張季鸞拒絕。
段祺瑞當政時，在私人品行上有「六不總理」之稱，即不貪污肥己，不賣官鬻爵，不抽大煙，不酗酒，不嫖娼，不賭錢。
1930年5月，虞洽卿的母親病故，虞回鄉奔喪。有報社記者追蹤過去，親見他每到飯點，便拎著一個竹製小板凳，坐在灶間廚邊吃，自盛自添。旁邊有成堆的男女佣人，虞從不使喚。桌上的菜也極其簡單，不過是一碟黃泥螺，一碗豆瓣湯之類。
抗戰勝利後，胡政之到香港主持恢複港版《大公報》，等於第二次創業，條件極苦。此時的胡政之雖已躋身「報業巨頭」之列，卻對自己的「身份」並不介意。他單身住在報館宿舍頂樓的一間小屋內，生活自理，上下班坐公交車。有員工曾在巴士上看到這樣一幅情景：人多車擠無空坐，胡政之立於車中，一手抓著扶手，一手拿著一小包花生米，逐粒送入口中，肥胖的身軀隨著車行的節奏而晃動，悠然自得。這包花生米，備不住就是胡的一頓晚飯。
胡政之生活之簡樸和單調是出了名的。在天津時，他就是一身布衣，從沒穿過皮大衣。他不打麻將，不看電影，不抽煙。唯一的嗜好是喝酒，醉酒之後也難免鬧出些笑話，他晚年身患肝病，與嗜酒大概不無關係。
冠生園老闆冼冠生原名冼炳成，學徒出身，創業15年，直至而立之年仍一事無成。後與人合作創辦冠生園，終於發跡，他也更名冼冠生。做大後的冼冠生仍不失本色，這在芸芸暴發戶中，是難得一見的。他從不涉足歌廳舞場，唯一的愛好是聽聽京戲。抗戰期間，他將妻子留在上海，隻身在重慶八年，始終住在冠生園的樓上，從不外宿。
上世紀30年代，金陵大學請名家黃侃去講課，黃侃答允每周授課四小時，分兩次到校，但有個附加條件：「下雨不來，降雪不來，颳風不來。」
1926年，郁達夫和郭沫若等去廣州，行前創造社同仁在九江路一家寧波菜館給他們餞行。席間有人談到正準備辦個叫《野火》的刊物，約郁、郭等人寫稿。郁達夫要了幾張紙，拿起筆就在飯桌上寫了一篇雜文，取名《蛋炒飯》。
臧克家在山東省立第一師範讀書時，適張宗昌督魯，教育廳長、清末狀元王壽下令大中學校學生一律讀經。學校請來兩個行將就木的老先生來講經。一個據說是前清的翰林，眼睛似已失明（疑似唐文治），憑人扶著上講台，張口「關關雎鳩」，連小注都一字不錯地背下來；另一個講《孟子》的是個結巴，頭一句「孟子鄒、鄒、鄒……人也」說了一分多鐘。
湖畔詩人汪靜之寫的情詩打動過不少少男少女，包括作家許傑。許傑一直以為汪是個風流倜儻的帥哥。1935年，許在上海教書，夏天到杭州過暑假，住在岳墳附近的一個尼庵里。一天有客來訪，告訴他隔壁住著汪靜之夫婦，許不禁一驚，汪竟然是個「矮胖丑怪」的人物，許傑說：「而就是他那位夫人呢，也不見得怎樣的漂亮，我們只是在每天晚上，聽見她那麼嬌聲嬌氣的說話時，倒使人想起是一個女人，但卻也不一定是詩人所歌詠的皇后。」人詩兩張皮，被汪靜之演繹到了極致。
李宗仁說：「陳炯明身材魁梧，儀錶非凡，但是他有一個最大的缺點，便是他總不正眼看人。和我談話時，他遠遠地目光斜視，殊欠正派。孟子說『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大概便是如此。」
1923年，李宗仁初識白崇禧。白給李留下的印象是「彬彬有禮，頭腦清楚，見解卓越」。
北伐期間，蔣介石約李宗仁到前線視察。當時戰況正酣。李宗仁因蔣介石沒有當過下級軍官，未曾親上前線一嘗炮火轟擊，擔心他會被四周的槍林彈雨嚇著。他們走到城邊，流彈在左右颼颼橫飛。這時李宗仁默默觀察，見蔣介石極為鎮定，態度從容，頗具主帥風度。
黃侃講課時常抑揚頓挫地吟誦詩章，引得學生也跟著唱和，這聲調被北大學生稱為「黃調」。
馮友蘭把人生哲學劃為多重境界。西南聯大時，某日馮去上課，路上碰見金岳霖，當時馮不過四十多歲，蓄有長髯，穿長袍，有道家風範，金笑問：「芝生（馮友蘭字芝生），到什麼境界了？」馮答：「到了天地境界了。」
抗戰勝利後，周作人被關進南京老虎橋監獄。黃裳曾作為記者去獄中探訪，隨後著文寫道：「我在窗外看見一位獄吏帶了一個老頭兒來了。這是我第一次看見周作人，不過在印象中，是早已有了一個影子了的，現在看著『正身』，大抵差不多。他穿了府綢短襯褲，淺藍襪子，青布鞋。光頭，消瘦，右面龐上有老人當有的瘢痕，寸許的短須灰白間雜，金絲眼鏡（這是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過的『唯一』的一副金器，三十年前的老樣子）。」
1946年，郭沫若曾出遊南京。一日正和一群人逛玄武湖，見張申府獨自從湖邊道上走來，郭后來寫道：「他顯得那麼孤單，但也似乎瀟洒。淺藍色的綢衫，白嗶嘰的西裝褲，白皮鞋，白草帽，手裡一把摺扇，有點舊式詩人的風度。」隨後又寫道：「我心裡暗暗佩服，他畢竟是搞哲學的人，喜歡孤獨。假使是我，我決不會一個人來；一個人來，我可能跳進湖裡面去淹死。但淹死的不是我，而是那個孤獨。忽然又憬悟到，屈原為什麼要跳進汨羅江的原因。他不是把孤獨淹死了，而一直活到現在的嗎？」
吳昌碩個矮，晚年成一小老頭，頭上盤著一個髮髻，無須，有道士風貌，故自治一印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