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衡量北平小康之家的「標準」一說為：天棚、魚缸、石榴樹，先生、肥狗、胖丫頭。
賽金花晚景凄涼，從名妓幾乎淪為乞丐，靠人接濟度日。上世紀30年代中期，瑞蚨祥西棧每夜設局，酒肉徵逐，一副豪賭濫嫖狂抽的場景。29軍的實力派人物，從宋哲元到張自忠、馮治安、劉汝明、肖振瀛以及石友三等人，都是這裡的常客。賽金花也常來「坐台」，客人們憐其落魄，一場豪賭之後，抽頭二三百元，悉數送與這位有名的「賽二爺」。賽則如獲恩賜，感激涕零。
學徒出身的瑞蚨祥老闆孟靚侯後來富可敵國，他究竟有多少家當，已無可統計。孟家在天津英租界湖北路12號對過小巷內有一處住宅，院內特製一個洋灰地窖，作藏金之用。解放前夕，孟家遷出前啟窖掘金，內有黃金8000條，達8萬兩。這也僅僅是孟家無數財產的一部分。與此相比，電視劇《潛伏》所表現的天津另一處租界住宅——余則成家——的雞窩所藏的那二十幾根金條，就顯得相形見絀了。
重慶「財神爺」趙健臣說：「我一生的錢，大約值80萬兩銀子。」
上世紀20年代，段祺瑞欠黎元洪7萬元，後因無力償還被黎告上法庭。
上海淪陷後，物資短缺，日軍和汪偽政權對一些生活用品實行配給供應，大戶人家有錢也花不出去，日子日漸難過。後來的香港航運業巨頭曹文錦當時不過十六七歲，他父親曹隱雲與汪偽政權的一些「要員」如陳公博、錢大魁、唐生明等以前私交甚密，此時便派上了用場。唐生明是蔣介石派到汪偽政權「曲線救國」的，他常到曹家串門，其大太太甚至還在曹家住了幾個月，可見兩家的交情非同一般。日本人每月配給唐生明的生活用品相當充裕，除自家享受外，他也分一些給曹家。曹文錦後來回憶：「我記得最難受的是冬天沒有煤取暖，沒有煤燒水洗澡。唐生明來上海後，我們一家人常常去法租界金神父路的唐公館洗熱水澡。」曹所謂感到「最難受」的，在當時江南一帶的窮人看來，無異於「吃飽了撐的」。
1924年溥儀被逐出宮後，在天津生活了多年。他在《我的前半生》中，有這樣一段記述：「天津時期的購買用品的開支比在北京時大得多，而且月月增加，像鋼琴、鐘錶、收音機、西裝、皮鞋、眼鏡，買了又買，不厭其多。婉容本是一位天津大小姐，花錢買廢物的門道比我多。她買了什麼東西，文綉也一定要。我給文綉買了，婉容一定又要買，而且花的錢更多，好像不如此不足以顯示皇后的身份。文綉看她買了，自然又嘰咕著要。這種競賽式的購買，弄得我後來不得不規定她們的月費定額，自然，給婉容定的數目要比文繡的大一些，記得起初是婉容一千，文綉八百，後來有了困難，減到三百與二百。」
胡蝶成名時，還不興片酬一說，她在明星影片公司的月薪是2000元。其中實發1000元，另外1000元先賒著。此外公司還給她配了一輛專用小汽車。就這1000塊也並非小數，當時大米的價格僅為一石10元。
明星影片公司發跡之後，高層管理人員如總經理、經理、協理等也都隨之「闊」了起來：出入汽車，家裡廚子、聽差、奶媽、花匠等一應俱全。老闆張石川的妻子何秀雲就自稱同時用過七個僕人。
曹錕賄選時，熊秉琦任山東省省長。曹賄選的資本，據說以熊的「報效」為最多，前後達百萬元以上。1924年，熊秉琦下台，卸任前在濟南、青島一帶大量收購黃金，致金價暴漲，輿論沸騰。他因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唯恐事發惹禍，回北京後整天疑神疑鬼。某晚，有隻貓在房上走動，熊便疑為刺客，命人包了幾百元鈔票擱在房頂，目的是「賄賂」刺客買命。幾天後，錢包還在原處。熊仍不死心，又差人將500元置於一偏僻處，故意讓人拾走，藉以「解冤」。但由於地方太偏僻，也沒人去「拾遺」。最後只好將錢放在顯眼的路邊，他的這個「心愿」才算了卻。
張恨水24歲時到蕪湖《皖江報》當編輯，月薪8元。報社管吃管住，伙食不錯，自己一間房。他晚上寫兩篇短評後，常和同事上街逛逛，吃碗面，再來幾個銅板的熟牛肉。
作家蕭乾，蒙古族，北京人，遺腹子，苦孩子。他自小寄住在三叔家。他還很小的時候，三叔就突然去世了。他還記得那天三叔剛剃過頭，是坐在椅子上死的。三嬸來回擺弄著三叔光禿禿的腦袋，厲聲責問：「怎麼，你就這麼把我們娘兒幾個撇下不管啦！」接著便號啕大哭起來。
演員陳強1918年出生在太原一個底層市民家庭。他不滿5歲的時候，便每天要干三種活：一是晚上和姥姥提個煤油燈上街揀煤核。他揀的煤核不僅能供自家一天燒用，還能賣掉一桶。有一次他沒忍住對門煎餅鋪的誘惑，賣了煤核買油條，嘴上解了饞，卻挨了父親一頓痛揍；二是跟著父親去賣菜。一些買菜的婦女見狀，不免憐惜地嘆道：這孩子准沒娘。無形中多少起到些促銷作用——他家的菜確實比別人家的賣得快；三是領粥。施粥在當年是一種很普遍的「慈善工程」。陳強在家裡專司此職。粥領回來，一家人喝。陳強說：「我從小是喝粥長大的。」
有人說李叔同是從朱門入空門的典範。他出家時，除少量日常用品和一身布衣外，把所有家當散盡。夏丏尊說：「我所得到的是他歷年所寫的字，他所有摺扇及金錶等。」
1946年到1947年，山西省銀行駐天津主任閻孝先為閻錫山收購了大量美金，存在天津大陸銀行的保險庫里。後來閻錫山指示匯一筆錢到美國，為數約200萬美元，說是作為他兒子閻志敏去美國留學的費用。
民國初年，朱啟鈐曾任陸征祥內閣交通總長。當時，北京尚未風氣大開，朱家吃的用的，已完全歐化。家宴一律是西餐，僕役都穿白大褂，紫色背心。家裡所有裝潢擺設也一概西式。大概僅朱妻還保持著一樣「中式」愛好——搓麻。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由於美國是中立國，漢口的花旗銀行成了富人爭相光顧的去處。從新老軍閥、權貴顯要、巨賈富商到妓院的老鴇、廟裡的和尚尼姑，如潮水般湧來，幾乎將銀行擠爆。後來花旗銀行不得不設置一個1000元的開戶門檻，銀行收進也僅以袁頭現洋和庫平現銀為準，其他銀錢一概拒收。存期最少半年，周利息一厘。就這樣，現金眨眼間就一箱接一箱地堆滿了庫房。銀行的洋人經過時，故意用腳踹踹，以傲慢的語氣得便宜賣乖地罵道：「這麼重的東西，真他媽給我們添麻煩！」
北洋時期，中法實業銀行的華人職員等於今天的外企員工。他們的薪水視資歷和能力而定，從幾十元到一百幾十元不等。請假在三個月以內的不扣工資。年終多發一個月的工資作為獎金。在工資之外，有時另加10％的生活津貼。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孫秉衡在西門子洋行奉天分行任銷售員。在他的記憶中，分行的洋人大班月薪為六七百元，最低級的書記也在300元以上，當中美金和法幣各佔一半；華人員工則只發法幣，最高的不過150元上下，低者僅20元。孫的月薪是95元。
荷蘭人司比門本是個混混加無賴，後來混了個法國籍，當上上海萬國儲蓄會董事長，娶一上海歌女為妻。歌女出身的司比門夫人後來成了上海頭號的闊綽太太。她頭上裝飾用的假髮，天天花樣翻新；鞋能堆滿兩間屋子，每雙鞋鞋尖都可以鑲嵌鑽石，每次換鞋，必嵌上兩顆價值連城的巨大鑽石；其家有兩間房子儲藏衣服，上千件衣裳都依照巴黎最時髦的款式花色縫製，每件只要在宴會等場合穿過一次，即廢棄不穿；她的珠翠寶石更是多得堆積如山，不計其數。司比門太太每天用摻著香水的牛奶洗澡，每頓飯動輒數十上百元（上世紀20年代），所食白塔麵包只在南京路沙利文食品店出高價定做，麵包上刻著司比門的縮寫字樣。司比門夫妻每舉行一次宴會，僅餐室里用於裝飾的鮮花的價值，據說就可抵普通人家一兩年的伙食費。
民國初年，晚清的王爺尚能吃地租，恭王府所收地租每年達12萬現洋之多，可謂「瘦死的駱駝比馬大」。恭親王溥偉1914年移居青島，每月有兩三個隨事的換班，所有吃喝用等物品都從北京採購，雞鴨魚肉和鹹菜得要老字號的，如天福醬肉、天源鹹菜、致美齋點心等等。每月開支大約三五千元，不夠用時打電報再由北京匯款。
袁世凱稱帝前，馮國璋聞風入京見袁，說：「外間傳說，大總統欲改帝制，請預為秘示，以便在地方著手布置。」袁世凱說：「我絕對無皇帝思想。袁家沒有過六十歲的人，我今年五十八，就做皇帝能有幾年？況且皇帝傳子，我的大兒子克定殘廢，二兒子克文假名士，三兒子克良土匪，哪一個能繼承大業？」
袁世凱病危時，除袁克定外，單給每個兒子15萬元。當時袁的五妾楊氏、六妾葉氏和八妾九妾劉氏都已懷孕，因不知生男生女，便預留60萬元由克定保管，如生男就依例付給，生女則留作公費。後來，四妾中有兩人給袁生了遺腹子，兩人生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