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端郡王載漪發配西北二十年後，在孫子毓運陪同下，於民國十年（1921）輾轉回到北京。大總統徐世昌派汽車到前門火車站迎接，載瀛也攜惇王府的親戚們去接站。載漪祖孫被接到一輛汽車上，毓運覺得這車子貌似西北的騾拉轎車，只是外身是鐵皮的，車窗是玻璃的，座位是軟的。不一會兒，汽車突然走了起來。毓運大驚，高聲沖爺爺載漪說：「這個車怎麼沒有騾子拉就跑了？」載漪故作冷靜，暗地裡推了孫子一把，但這話還是被司機聽見並竊笑不止。此前，爺孫倆都沒見過汽車。載漪望著車窗外面的街景，嘆道：「北京變了，什麼東西都洋起來了。」
1912年5月，魯迅隨教育部自南京北遷。5月5日的日記記：「上午11時舟抵天津。下午三時半車發，途中彌望黃土，間有草木，無可觀覽。」寥寥數語，勾出當年北方的「春色」。
黎元洪任大總統時，住北京東廠衚衕。有時晚上騎馬到東華門大街真光影院看電影，散場後去東安市場的國強咖啡館喝咖啡。國強的茶房老溫在東安市場的從業經歷貫穿民國的始終，曾多次接待黎元洪。
民國時期的一些名流如吳稚暉、梁漱溟等，為倡導人道主義，出行時堅持不坐人力車。陶行知更甚，一次因急事坐了回人力車，半道上非要和車夫對換，讓車夫滿含熱淚地坐了半程車。學者劉文典常在課堂上怒斥人力車的不平等，課後則赫然登上人力車而去。
溥儀成了廢帝後，常和婉容坐著小汽車出宮轉悠。去的最多的地方是頤和園和玉泉山。每次出門，都排成一列由幾十輛小汽車組成的車隊。他不時讓司機加速，在上世紀20年代的北京，竟然開出時速六七十公里以上的瘋狂速度。直至把隨同出行的「內務府大臣」紹英嚇得緊閉雙目，雙手合十，大呼「南無阿彌陀佛」。
1925年，俞平伯在一篇文章中說：「我在江南的時候最喜歡乘七點多鐘由上海北站開行的夜快車向杭州去。車到杭州城站，總值夜分了。我為什麼愛搭那趟車呢？佩弦（朱自清）代我說了：『堂堂的白日，界畫分明的白日，分割了愛的白日，豈能如她的系著孩子的心呢？夜之國，夢之國，正是孩子的國呀；正是那時的平伯君的國呀！』我雖不能終身沉溺於夜之國里，而它的邊境上總容得我的幾番彳亍。」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浦江清在清華任教。按當時的概念，學校屬於郊外，進城須乘長途汽車。浦坐過幾次後，感到汽車太顛且汽油味刺鼻難聞，常暈車。後入城時索性僱人力車，浦稱之為「雖慢而舒適也」。
北平時期，出行以人力車（洋車）為主，乘坐方式有如今天的計程車。在北平生活了十年的學者譚其驤晚年回憶：「出門都坐洋車，隨便你住在哪裡，大門口外或衚衕口，准有幾輛洋車停在那裡，坐上再說到哪裡去，拉起就跑，到目的地按時價路程給錢，很少有要求添幾文的，絕不會發生爭吵……我住在景山西門北平圖書館宿舍時，在宿舍門口上車，到東安市場門口下車，給七大枚就行了。下大雨颳風下雪時酌加。全城不論哪裡，西直門外遠至香山，只要不是跑不動的老頭，沒有拒載的。」
陳岱孫畢業於清華大學和哈佛大學，從美國回國後，在母校任經濟系主任。陳一直獨身，有美國友人送了他一輛黑色雪佛蘭轎車，他便開著這輛車進城或出遊，這在當年的大學教授中恐怕是獨一份，一時引人注目。
1931年春假期間，燕京大學教授顧頡剛與若干同事出遊河北、河南、山東等地，訪問古迹，購買古董、書籍，還特地到大名拜訪崔東壁後人。而顧頡剛在《辛未訪古日記》前言中卻寫到另一種對「時情」的印象：「黃河流域為我國文化之搖籃地……何意時移世易，其貧若斯，其愚若斯，鴉片、白面、梅毒，肆虐凶焰……兵災、匪禍連結不解，人民不識正常生活為何事……我自作此旅行，常居明燈華屋而生悲，以為國人十之七八，猶過其原始生活，我不當超軼過甚……」
劉半農有兩個女兒生在倫敦，故一個叫劉倫，一個叫劉敦。回國後都在孔德學校讀書。每天早晨，兩個女孩同乘一輛包車上學。起初兩個孩子是並坐，後改成一個朝後跪著，一個朝前坐著，再後來改為兩人疊坐著。很多北大學生每天都和姊妹倆相遇，都能看到她倆天真的笑容。
上世紀30年代有段時間，張中行經常和二三同好騎車到玉泉山郊遊。他對這種例行的休閑活動有如下記述：「出西直門，沿平坦的土路西北行，十餘里到海淀鎮。進東南口，到西端北拐是西大街商店集中地。先買燒餅、醬牛肉、花生米，最後買酒。賣蓮花白酒的是仁和號，在近北口路東，兩間門面，靠南一間開門，櫃檯上有酒罈，賣酒。我們酒量都不大，只買半斤。到玉泉山，總是在西部山下樹林的草地上野餐。蓮花白酒是好白酒加若干種有香味的中草藥蒸餾而成，味純厚而幽香，當時覺得，在自己喝過的多種酒中，它應該排在第一位。」
張中行小時候生活在河北香河農村，他叔叔家養著一頭「識途」的黃牛。張的姑姑住一二十里之外的另一村，有時幾個孩子去看姑姑，就讓這頭牛拉車出征。孩子坐上去後，大人牽著牛送到村外岔路上就撒手不管了。牛自己掌握方向和速度，走得很慢，孩子可以在車上東張西望、打打鬧鬧，或下車掐一把花草再上來，十步八步就能趕上，牛一直把車拉到姑姑家門口才站住。午飯後回來，孩子累了，往往睡一路，有時牛把車拉到本村家門口停下來，他們還不醒。
上世紀20年代，學者陳西瀅說：「（上海）南京路上的汽車比十年前多了不知多少倍了。你如果像我一樣在那裡立一會，數一數來往的汽車，你就會發現每十輛汽車至少有七八輛里坐的是黃頭髮、藍眼睛的人。」
上世紀20年代初，周有光在常州念中學，家在蘇州，因而經常往返於滬寧線上的常州與蘇州之間。他後來回憶：「常州到蘇州很方便，那個時候來回火車票是一本一本買的，一本10張，撕一張給檢票員就可以上火車了。」
北平時期，從城裡出西直門到香山、玉泉山等地郊遊，有兩條路可走。鄧雲鄉在《增補燕京鄉土記》里有如此記述：「一條出西直門筆直往西，經過萬牲園（後改動物園）路口再往西轉入去海淀的大路；一條出西直門走關廂不遠就拐彎往北，進入關廂北街，再往前走不多遠，就到了高梁橋了。一到高梁橋，風景便豁然開朗，南北的大石橋，橋北是開闊的北方田野，橋下是清澈見底的流水，這水都是由玉泉山、昆明湖流來，流向德勝門水關的，西北一望，西山、玉泉山、萬壽山色調深淺、層次分明，可以說是北京城郊最美的一條路。」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北京市民出行的交通工具以人力車為主。當時北京人口近200萬，人力車達10萬輛，平均每20人一輛。北京各高校的教授、講師，幾乎都有包車。這10萬輛車，車況和車夫是參差不齊的。最高檔的進口人力車，售價可達100塊銀元。車夫則各取所需。康有為的女婿羅昌當年七十多歲，他的車夫也已五六十歲。老車夫每天拉著他慢悠悠上路，出和平門去北師大上課。據說這種念舊也是一種「京味」。
溥儀沒出宮時，為學自行車，把宮裡許多門檻都鋸了。有一次他騎車亂轉，被一個在宮裡裝電燈的看見了，連忙下跪向他討封，溥儀笑道：「封你一個鎮橋侯（猴）吧。」這是北京當年橋頭行乞者的諢名。有人據此認為：溥儀小時候夠壞的，屬於「陰壞」一類。
李四光從美國回來後，任北大教授，兼北京圖書館副館長，每月收入500元。他平時騎自行車上下班，曾被魯迅撰文譏諷。
1928年首都南遷後，闊人們各奔東西，北平的汽車市場也跟著疲軟。二手車高不過1000元一輛，低者僅百八十塊。北大教授劉半農說：「我們朋友中，從前同是兩輪階級，現在升做四輪階級的也不少，有時間上什麼地方去，承他們的邀請我同坐，我也就樂得大揩而特揩其油！」
吳稚暉出行，從不坐人力車。他住上海時，去南京見蔣介石，只坐四等車，滿目窮人，吳則甚覺其樂。到了南京，蔣介石的官邸吳可以不經通報，直進直出。一次，吳從浦口坐輪渡到下關，忘了帶船錢，被售票員當成鄉下佬，抽了一個嘴巴。
徐志摩曾問梁實秋：「你坐過飛機沒有？」梁答以沒坐過，一來沒有機會，二來沒有必要，三來也太貴。徐說：「你一定要試試看，哎呀，太有趣，御風而行，平穩之至。在飛機里可以寫稿子。自平至滬，比朝發夕至還要快，北平吃早點，到上海吃午飯。太好。」當時徐志摩有個朋友在航空公司，見他在京滬兩地穿梭奔波，便送了他一張長期免費的機票。沒想到比票價更昂貴的是，徐志摩因此搭上了性命。
1946年3月17日上午10點，戴笠自青島乘航委會222號運輸機飛南京。一說戴笠此行是為了接影星胡蝶一同赴滬，實則胡蝶並未與戴笠同行。下午1點左右，飛機到達南京上空，因遇雷陣雨，無法正常著陸。南京明故宮機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