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30年代，蔣介石一年四季常披一件黑色披風，出門不離身。後來社會上越傳越神，有說是防彈衣，有說冬暖夏涼。其實這只是一件普通披風。30年代初由他的侍從室委託勵志社經手，讓南京李順昌軍服店裁製而成。
抗戰前張大千來北平，在中山公園開畫展。很多觀眾見到了張大千的真面目：一把濃黑的大鬍子，手指頭十分粗壯。深灰色老布夾袍子，黑大布馬褂，布襪子，布鞋。據說這樣的裝束，當年只有在邊遠的山區小鎮上才能見到。
1925年，丁玲和胡也頻在北京同居。當年冬天胡也頻無以禦寒，丁玲花七塊錢買了兩塊兒棉布和兩斤棉花，親手給胡做了一件棉袍，但不合身，只好送到當鋪換回4塊錢。丁玲又買了一塊錢的棉花，把胡也頻的一件舊袍子拆了塞進棉花，對付了一個冬天。
袁世凱當總統後，派人把名士王闓運接到北京，以示禮賢下士。王去總統府見袁時，身穿清朝的蟒袍官服，袁問：現在已經是民國了，老先生何以仍穿清服呢？王答：你穿西式服裝，乃夷服也，我穿滿洲服裝，亦夷服也，彼此彼此。
戰後，「黨國大員」們紛紛攜眷來逛北平，成為一時的風尚。素有「桃色將軍」之名的孫元良也帶著愛妾跟風而來。當時京滬一帶女裝以翻穿灰背大衣為時尚。孫妾是南方人，想趁北游之機，挑一款頂級的灰背大衣穿回去，名號瑞蚨祥自然成為首選之家。一日，孫元良挈婦坐小卧車直驅瑞蚨祥，店中一看來客勢頭不小，便格外殷勤，優禮有加。孫等登樓環顧，見貨品琳琅滿目，自恃有錢，任意挑選。店中也將最好的灰背大衣一一陳列。不料這兩位顧客並不識貨，挑來挑去，也只是憑價碼判定貨色高低。他們逐一看價，從500萬、600萬看到800萬，無一件過千萬者，心猶不甘，便問：「還有價值更高的沒有？」店員已看出買方並不識貨，也識破了他們的心思，不免想冤兩人一把，他答：「柜上佳品，已盡於此，如要更好的，須到倉庫去取，可否請您稍等。」孫點頭後，店裡即派人出門，但並沒去倉庫，而是到附近祥謙益取來一件灰背大衣。這件大衣標價600萬，在櫥窗里擺了大半年也沒賣出去。瑞蚨祥拿過來，換上自己的標籤，加碼至1200萬，送到樓上。店員告訴孫元良，這是無上妙品，不遇識家是不輕易拿出的。孫聽後甚為滿意，彷彿自己真成了「識家」，欣然付賬而去。孫元良後來官至兵團司令，敗逃台灣後解甲從商，一直活到104歲，2007年才去世。其子秦漢曾是台灣當紅一時的電影演員。有意思的是，這位當年在瑞蚨祥被涮了一把的將軍，晚年居然成了台灣一家綢布公司的董事長。
1929年華北大旱，《大公報》發起賑災募捐，溥儀時居天津日租界張園，他拿出一些貂皮，委託《大公報》代為標售，進款捐給災區。勝芳蔡（河北文安縣勝芳鎮巨富）後人蔡次泉（時蔡家已移居天津，成為「天津八大家」之一）聽說後，即以最高價出手其中的大部。他的真實用意，其實並不在於助賑，而是以能享受或擁有皇家衣裳自炫。此舉所流露的，是一種典型的暴發戶心態。
蔡次泉的弟弟蔡蔭泉穿著上不讓其兄。他是天津元隆綢緞莊的大主顧，凡元隆號新進的各種綢緞皮貨，必先由蔡蔭泉選購後，再送門市出售。元隆綢緞莊視其為財神爺，百般逢迎，自不在話下。
1934年夏，蔡家到天津後的掌門人物蔡慕韓（蔡次泉之侄）娶媳，新娘是曹錕的孫女。新娘婚禮上所戴鳳冠，是用珠寶鑲嵌的；衣服則用黃金絲刺繡，這身只穿一天的「行頭」的價值，據說能頂1000袋麵粉。
林森當了國民政府主席後，還時常自己上街購物。有一次他到南京花牌樓一家鞋帽店買禮帽，被店員認出，老闆說什麼也不收錢，還以上等禮帽相贈，林森卻讓再三後，只有欣然接受。這消息隨後不脛而走，這家鞋帽店從此生意火爆。
吳鼎昌一向注重儀錶。抗戰期間，他任貴州省主席。在公眾場合總是穿一身筆挺的西服，上衣口袋插一塊花手絹，微露一角。吳每天刮臉，絲毫不見鬍子茬。
民國時期，高級將領里最講究服飾的據說有兩個人，一個是商震，另一個是鄒作華（曾任中央炮兵學校教育長）。1928年後，高級軍官為標榜儉約，一般都穿灰布軍服，一套灰斜紋布的軍服料子不過三四元，商震的軍裝則一定要拿到東交民巷的外國裁縫鋪去做，光手工費就得三四十元。商所穿衣服，無論軍裝還是便裝，一概燙得筆挺，家裡雇著專門燙衣服的工人。
虞洽卿雖為上海灘的大佬級人物，卻一向不修邊幅，尤其不喜歡穿長衫。他坐汽車外出活動，常常是短打扮上車，把長衫放在車上，下車時再由司機取出，披在身上做做樣子。
上世紀30年代初，張恨水在關門「暴寫」了一年小說之後，去了趟西北。他到西安拜訪時任陝西省主席的邵力子，邵很熱情，聽說張要去蘭州，就安排他搭乘西蘭公路劉工程師的公務車。張一路閱盡西北的荒涼，感到這裡的一個縣尚不如江南的一個村鎮。劉工程師告訴他：「你還沒到縣裡頭去看看呢，老百姓的衣不周體，十幾歲的閨女往往只以沙草圍著身子過冬，沒有褲子穿，許多縣都是如此。」
方丈是廟裡的權貴階層，衣食住行都遠高於一般僧眾。當年拈花寺的全朗和尚，有成箱的綾羅綢緞，單夾棉紗無所不備，時更日換，越穿越多。
湯恩伯不修邊幅。身上穿的軍服，灰的黃的連同軍帽和皮帶的顏色，能湊成幾截。他夏天坐在汽車裡，總是一隻褲腳包著鞋跟，另一隻褲腳卷到膝蓋以上。除了接待外賓，很少能看見他穿戴整潔的時候。
宋美齡選購衣料，總是跑好幾家店鋪，問明價格，揀合意的地方買。
天津買辦馮庸仙每天早、中、晚換三次衣服，每件衣服的款式和花樣都不同。中式上衣的花朵，與時辰相應，依含苞、初放、盛開三式定織。如此則他本來已成堆的衣服就要再加上兩倍。還有成堆的人為他設計、購置、收藏、整理衣服。
邵乾一是東北首屈一指的資本家，身家不下千萬，過日子卻像個窮人。他平時穿的衣服都是老伴縫的，鞋也是老伴做的，從不穿皮鞋。鞋穿破了就叫人去掌，有人開玩笑說：「老東家，你穿什麼樣鞋沒有？不要再穿掌的鞋了。」邵笑笑說：「省一個是一個。」某日，他去哈爾濱馬迭爾飯店赴宴，穿一件黑布大針腳的棉袍，戴個氈帽，顯得不成體統。陪他去的跟班說：「總經理，你穿我這件水獺領大衣，水獺帽子，我再借一套。」邵說：「不用！是請人吃飯，也不是請衣服吃飯，還管穿什麼嗎？走！」結果馬迭爾的門房放跟班進去，把邵當成伙夫攔住了，跟班怎麼解釋也不管用，邵一氣之下，在門廳大喊：「誰不知道我邵乾一！」
1939年，張伯駒輾轉來到大後方貴陽，往訪貴州省主席吳鼎昌。他戰前見到的吳鼎昌，都是長袍馬褂，腳登雙梁鞋，此次見吳身著筆挺的上將軍服，不免心生滑稽之感。
劉延陵與朱自清、俞平伯、葉聖陶等同為文學研究會早期的八個詩人之一。劉是蘇北人，口音很重。一天早晨，鄭振鐸去看劉，劉正在被窩裡鼓搗，鄭振鐸不明就裡，問他在幹什麼。劉答：「換褲子。」因是蘇北腔，聽起來有點像「紅褲子」，這就有點類於女人的行事了。
作家許傑早年在寧波浙江省立第四中學教書時，花17元做了一身咖啡色的厚呢西裝，包括上衣、褲子和坎肩。他還給西裝配了襯衫、硬領、領扣、袖口和領帶等。這是許傑的第一身西裝，在寧波就沒怎麼穿過。後來到了上海，他費了老大勁才打上領帶、把西裝穿好，出門後仍不知所措。看見有人穿的西裝上衣沒扣扣子，他便把扣子解開，袒胸走路；一會兒又見有人西裝上衣的扣子扣著，忙把解開的扣子再扣上……如此一趟街逛下來，竟然無所適從，渾身不自在。
和許傑有些類似的是周有光。1923年，周有光自常州中學畢業後，準備報考上海的聖約翰大學。有同學提醒他，報名需要照片，最好是西裝照。周有光自己沒有西裝，也沒穿過西裝，只好借用照相館的西裝道具。但照相館的攝影師也不懂打領帶的規矩，把領帶和領結一齊招呼上，給周有光拍了一張別出心裁的標準照。照片寄到上海的同學手中，當了一陣笑料後，隨即被退回常州。周有光在同學的指導下，重拍一張了事。
帝宮檔案顯示，1934年，婉容共製作各種旗袍27件，平均每月兩件還多，這說明她那時還知道裝扮自己。後婉容被打入冷宮，靠大煙度日，已是另一個樣子了。1942年入宮的李玉琴，是在戰後隨溥儀逃難的路上才第一次見到婉容，她眼前的婉容，已是一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樣子」。李玉琴後來回憶：「她目光獃滯，臉色清白，二寸來長的頭髮豎立著。她身高一米六三左右，穿一件又臟又皺的舊睡衣，由於長時間不洗，也看不出什麼顏色了。真有點像瘋子。我趕忙走過去向她請了個安，說了句『皇后主子吉祥！』她看看我，沖我笑笑，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