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實秋的同學張心一是甘肅人，喜食蔥蒜；其妻是江蘇人，家裡忌食蔥蒜。一次張心一到青島，梁實秋在家宴客，張事先要梁給他準備一盤子大蔥。梁從其所欲，備足了大蔥和幾張家常餅。客到後，狼吞虎咽地吃著烙餅卷大蔥，頃刻而罄，直吃得滿頭大汗，對滿桌子的其他菜竟未動筷子。張告訴梁，這是他數年來第一頓如意的飽餐。
1929年蔣馮大戰馮玉祥失敗後，被閻錫山騙到山西軟禁起來。《大公報》記者徐鑄成被派去採訪。時馮住在閻錫山的老家五台縣建安村，此前，徐曾在晉祠採訪過馮，算是熟人了。當晚馮玉祥請徐鑄成一起用餐，菜很簡單，四盆葷素加一個火鍋。時值馮的部下起兵討蔣，徐便向馮問起戰情，有否捷報傳來。馮笑答：「我的消息，哪有你們記者靈呀。老實告訴你，我現在新聞的唯一來源，就是它。」馮用筷子指著桌子上的火鍋說：「每次，他們打好了，火鍋里就有了肉片、肉丸；如果今天只有白菜、粉條，那一定是他們失利了。這是我屢試不爽的。今天，你看，這裡面肉片，肉丸不少，還有幾條海參，看來，一定又打了大勝仗了。」
南昌起義失敗後，葉挺和聶榮臻流落香港。漂泊數日，囊中羞澀，為了省錢，他們選了一家靠近池塘的早茶店吃飯。當時小飯館都以數桌上的盤子算賬，葉挺一邊吃，一邊偷著把吃光的盤子扔進池塘。
商震有「五洋」將軍之稱，即穿洋服、吃洋飯、住洋房、騎洋馬、打洋球。他家雇有西餐廚師。商震任軍長時，一次召手下三個師的參謀長去家裡議事，飯點上用西餐款待，同席另有兩個客人。這倆人顯然對西餐的吃法不太明白，誤把一盆用來洗手的水當湯喝了，商震為免使二人尷尬，也故意喝了一勺，說：「開過的水，可以喝。」
北洋政客潘復有個怪癖，吃飯時每樣菜必先夾一筷子放在自己的盤子里。倘別人先動筷子，他對那樣菜便不再舉箸。不論外面赴宴或自家用餐，一概如此。
末代皇帝溥儀曾憶及第一次吃西餐時的情景：「我叫太監到六國飯店去買西餐。店裡問：『要買幾份？』太監說：『反正多拿吧！』店裡要派人來擺刀叉什麼的，太監說：『那怎麼成！你們可不能到宮裡去。我們自己擺！』好啊，大碗大碟擺滿了一大桌子，菜多得出奇。我看見一碟黃油，黏糊糊的，不知道該怎麼個吃法，就對太監說：『你們嘗一嘗！』他們吃了一口，連聲說：『太難吃了，太難吃了！』我還記得，湯是用烏龜做的，也很難吃。」
清末端郡王載漪，庚子事變後充軍西北二十餘年。他生性善飲，自稱從不知醉酒的滋味。他在阿拉善定居蒙古羅王府，常與羅王作通宵之飲，一晚上能喝個三四斤白酒。當年載漪是主戰派，一次酒後，他對羅王說：八國軍隊加在一起不過幾萬人，聯軍只是依仗武器及海運之利佔得一時優勢。戰事失利朝廷可以遷都，之後調動全國兵馬整軍再戰。太后錯在只知道有北京，只想回皇宮……大清國就壞在了一個「和」字上。
天津泰昌洋行老闆李全泰有一次過生日，在有名的商行分所做東，用的是義和成飯莊的八八（64樣菜）上等酒席，一桌約幾十元，當年一袋麵粉不過二元。一擺就是20桌。席間，來賓同聲盛讚紅扒鴨和紅燒魚翅做得好。次日恰逢中秋，李壽星一高興，把飯莊老闆叫來說：「老爺們都說今天菜做得好，明天照原樣，給我做20桌，一直預備到本月底，仍請原人在這裡吃飯。」這一下，李全泰花了8000餘元。
抗戰期間，華北敵偽組織想讓曹汝霖出任糧食局偽職。曹多少吸取了以前的一些教訓，說：「日本人吃糧食不受限制，單管中國人，我怎麼管？這不是找罵嗎？」那時，北平的老百姓都吃用四十多種雜糧渣滓湊起來的一種混合面。一天，曹把混合面窩頭帶到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對漢奸頭子王克敏說：「這樣的糧食怎麼能讓老百姓下咽！」王克敏聽後，拿起窩頭就咬了一口，說：「這他媽怎麼不能吃！」
馮玉祥任陸軍檢閱使時，一次患小腸疝氣，在家養病。某日，黎元洪去看馮，馮藉機向黎叫苦，稱部隊軍士每天只能吃上小米飯，希望黎元洪多撥給一些糧餉，黎答：「小米最富營養價值，多吃頭腦清楚，我很愛吃。」
瞿秋白臨刑前，在《多餘的話》的末尾寫道：「中國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東西，世界第一。」
「勝芳蔡」起家於河北霸縣，後移居天津，成為名噪一時的「天津八大家」之一。到了第三代，飲食上已奢靡無度、隨心所欲甚至無所不用其極了。蔡次泉早點必吃甜食，而且每天必花樣翻新家中雇有專門的甜點廚師。蔡家養著不少鴨子，用糯米當飼料，喂肥後熬湯，蔡只喝湯不吃肉。蔡尤好紫蟹、銀魚，但都只吃活的。每年冬天，派人在三岔河口不分晝夜地輪流守候於漁船，捕撈活銀魚（銀魚出水後片刻即死）。
馬其昌是袁世凱時代總統府的「典膳」，負責袁私人的廚房，大約有20個以上的傭人歸其管。袁世凱的伙食費本來是每天100元，某日袁問馬：「我一天飯費花多少錢？」馬據實告以百元，袁連聲說「要減要減」，遂減為60元。袁每天得喝雞湯，負責熬湯的雞湯劉，是袁從天津直隸總督任上帶過來的專人，退休後子承父業。
袁世凱每天吃兩頓飯。他是河南人，但不吃家鄉飯，而是由天津一個姓徐的廚子掌勺，整成了天津口味。據說徐冬天上灶，身穿青緞子面狐腿皮襖，顯見是隨著袁的發跡也發（天津話，讀四聲）了。
作家李准生長在河南農村。抗戰期間，他在達德中學讀書時，逢河南大旱，學校的伙食標準一再看減。先是停止供應饅頭，每天兩頓面片。李准在同學裡，屬於年紀和個頭都不大的。逢開飯，兩大鍋面片抬出來，個大力壯的學生便擠到前頭，每人把著一把長把勺子，專撈麵片。這些孩子的「撈技」也很高超，用勺子一攪，再一撈，稠的就進碗了。待李准這樣身單力薄年紀又小的孩子湊到跟前時，往往就剩下半鍋麵湯了。隨著旱情的發展，片兒湯也喝不上了，開始「跑灶」。李准回憶說：「每星期天回家背點紅薯麵餅饃，由母親烙好卷點韭菜花，背到學校，每天啃點干餅饃，喝點開水。」
陳強當年作為熱血青年，先到延安，入魯藝，後隨文藝大軍開往敵後。此期間日夜行軍，翻山越嶺，備嘗艱辛，經常是幾天也吃不上一頓正經飯。一日，部隊到達太行山區一個叫張谷庄的村子休整，邊區政府送來糧食。他們都跟餓狼似的，無論男女，沒人摟得住。陳強一氣吃了四大缸子麵條。據他回憶，那頓飯平均每人吃兩斤。後來隨隊的醫生勸大家少吃，說這是患了胃擴張的毛病。
正品尼姑在廟近60年，她晚年回憶說：「入廟以後，必須吃齋。吃齋有兩種，一是吃全齋，就是長年吃素，魚肉類不能吃，蔥蒜不能吃，就連雞蛋也不能吃，只能吃豆腐、蔬菜一類的東西。再是吃花齋，即每年舊曆六月、臘月和每月的初一、十五吃素，其他時間可以吃葷。一般是師父吃全齋，也要求自己的徒弟跟著吃全齋；師父吃花齋，徒弟也就吃花齋。」正品是山東人，在廟裡學會了烹調，曾站廚房掌勺。
虞洽卿喜歡吃豬下水。虞公館附近有一家名同華樓的寧波菜館，店內的一道「糟缽頭」，為其他寧波菜館所不見，相傳為虞洽卿親授。這道菜就是把豬腸、心、肝、肺之類切成薄片，用砂鍋文火燉幾個小時，直至豬雜酥爛，再加上糟鹵後取食，據說其味無窮。有很長一段時間，虞洽卿每天中午來此吃飯，總是兩碗米飯一個缽頭，吃完便走。
拈花寺是京城名剎，民國時期，廟裡的和尚等級分明，過著迥然不同的生活。方丈朝則牛奶，夕則銀耳，雖是素食，卻不失為美味佳肴，且價高於葷味。稍遜於方丈的是寺中的「中層幹部」，即一些「職事」僧，他們每頓四菜一湯，每五天吃一次麵條，平時中午與清眾同飯菜，下午則一律吃白米飯。一般清眾每日兩干一稀，中午和晚上都吃粗糧，隔天吃一次白米飯，初一、十五吃饅頭，副食是大鍋菜和鹹菜。
當年，京城的高等居士被各寺廟奉為上賓，他們一入廟，全寺上下都得跟著忙活，唯恐招待不周，也顧不得什麼禁例了。大居士鄭文軒的妻子每到拈花寺都非去方丈室抽大煙不可。一次，廚房忘了做杏仁豆腐，鄭太太大為不滿，臨走放話：「以後再也不到拈花寺來了。」就因為這句話，全寺僧眾挨了方丈全朗和尚的半天臭訓。
李叔同出家數年後，一次，他在浙江師範教過的學生李鴻梁去廟裡拜訪。弘一法師說：你來得很巧，今天寺里吃「羅漢菜」，你在這裡吃中飯。開飯時，李見桌子上擺著六碗菜，弘一法師換上破衣，指著桌上兩碗同樣的菜對李說：「這就是羅漢菜。」又說明了另外四色不同樣的菜，是他特地告訴廚房臨時添的，可知僧眾平時午飯只有一種菜。所謂羅漢菜，是蠶豆、豇豆、茄子等等用白水煮熟再加上一點鹽的一種什錦菜，各種菜都能充分保持原味。弘一法師大概偏好這一口，那天就著羅漢菜吃了三碗飯。
印光法師是弘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