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蘭成與朱家兩代人的交往，最值得稱道的還是與朱天文亦師亦友的忘年交。
朱天文，一九五六年出生於台北，十五、六歲即在文壇嶄露頭角，大有「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之勢，她的小說集《炎夏之都》、《世紀末的華麗》，散文集《花憶前身》，劇本集《悲情城市》，在內地都有出版。然而真正令大陸讀者對她耳熟能詳的，是由她編劇、侯孝賢導演的電影作品，無一部不大紅特紫，成為時代經典。
我是為了張愛玲去看胡蘭成的，又為了胡蘭成去看朱天文，然而卻並非為了朱天文看侯孝賢——看侯孝賢還在胡蘭成之前呢，是自電影《海上花》開始——那樣遙遠、安靜、華麗、細膩的一部吳語片，被侯孝賢拍得如夢如幻，讓人在那兩個小時里完全忘記自我，而恍如置身於世紀初華麗異美的長三堂子中。從那以後便迷上了侯孝賢，見碟便買，卻沒有留意到：侯孝賢與朱天文這兩條線竟在這裡交集了。《海上花》的編劇，亦是朱天文——難怪！
有人說，侯孝賢是最能堅持個人風格的導演。但是我卻認為，侯孝賢的堅持，有相當大一部分是緣於朱天文的堅持。與其說朱天文是侯孝賢的御用編劇，不如說侯孝賢是朱天文的御用導演。
且看他們的合作年表：1983年，朱天文將自己的獲獎小說《小畢的故事》與侯孝賢首次合作，改編成劇本搬上銀幕，獲第二十屆台灣金馬獎最佳改編劇本獎；同年《風櫃來的人》獲法國南特三大洲影展最佳作品獎；《冬冬的暑假》1984獲第三十屆亞太影展最佳導演獎、瑞士羅迦諾國際影展特別推薦獎，法國南特三大洲影展最佳作品獎；《童年往事》1985年獲第二十二屆台灣金馬獎最佳原著劇本獎、第6屆夏威夷國際影展評委特別獎、荷蘭鹿特丹國際影展非歐美電影最佳作品獎；《戀戀風塵》1987獲法國南特三大洲影展最佳攝影、最佳音樂獎、葡萄牙特利亞國際影展最佳導演獎；《尼羅河女兒》1987獲義大利都靈第五屆國際青年影展影評人特別獎；《悲情城市》1989獲義大利第四十六屆威尼斯國際影展金獅獎；《戲夢人生》1993獲夏納國際電影節評委會獎、比利時根特國際影展最佳音樂效果獎等；《好男好女》1995年獲第三十二屆台灣金馬獎最佳編劇獎……
從作家到編劇這條路也是張愛玲走過的，而朱天文在編劇的路上，無疑比張愛玲走得更遠，更成功。
1982年11月27日早晨，朱天文第一次給侯孝賢交劇本，地點是台灣基隆路辛亥路十字路口。朱天文寫：
「那天天氣轉寒，侯先生的長袖襯衫外加了件帆布綠太空背心，上班時間車如流水，他穿過紅綠燈走回車子去，太空背心讓風一吹鼓成了片揚帆，飽飽的橫渡過車流，真是滿載了一船才氣的！」
這描寫多麼熟悉，像極了張愛玲寫最後一次見胡適。可見那滲入骨髓的影響。
奇怪的是朱天文卻從沒有試圖將張愛玲的小說改編成電影，《海上花》算是擦邊，雖與張愛玲有關，卻畢竟是韓子云的故事。她父親朱西寧曾經評價張愛玲為香港電懋編劇的幾部電影：「從製片、而導演、而演員，都是那樣庸俗得叫人不能忍受的港片，那種從戰後中國電影黃金時代往回退化到默片時代還不如的幼稚、低劣，而且純粹的商品化作風，真的，我是毫無信心，並且害怕把張愛玲的編劇糟踢成不知甚麼樣子，我是絕不敢去看那種庸才殘殺天才的罪行的。」
——也許，便是因為這種過度敬愛引起的畏懼，才使得朱天文禁筆於張愛玲，生怕犯下「庸才殘殺天才的罪行」吧？
朱天文自稱從十二三歲開始看張愛玲，不但仰慕其文，而且傾心其人，刻意模仿，「單是張愛玲和父親的通信，我翻來覆去看得差不多會背了」，「我在學張愛玲，學我以為的特立獨行，不受規範。」「漫長青春期的尷尬、彆扭，拿自己不知怎麼好的，似乎都有了張愛玲形象做靠山，故此一味怪去，有正當性，理直氣壯得很。」
一九七五年隨父親赴華岡拜訪，是她第一次見到胡蘭成，也是間接的與張愛玲的一次親密接觸，「見不到張愛玲，見見胡蘭成也好」。及至真見到了，卻有些茫茫的，竟是空白無所感。
隔了許久，再看見那本《今生今世》時，才順手抄來一看，只覺石破天驚，雲垂海立，非常之悲哀，有許多不得不說的感慨要發泄出來。於是提起筆洋洋洒洒寫了一封長信給胡蘭成，寄了，便不再當回事，因為並不指望他還在台灣，更沒指望他能收到，只當瓶中書那樣投遞一段心事而已。
不料胡蘭成很快地回信了，並且想把天文的信當作正要付印的台灣版《今生今世》的序。朱西寧一聽大驚，急忙修書阻止，胡蘭成只好作罷，回說：「若做代序，當然是先要問過你的，請放心。」
這是朱天文與胡蘭成文字交往的開始。此後，朱家姐妹又多次上陽明山拜見胡蘭成，受益良多。胡蘭成且寫了長信與朱西寧，對朱家姐妹花的作品高度溢美：「你們兩位的寫法都受張愛玲的影響……我亦如此，若不得張愛玲的啟發，將不會有《今生今世》的文章寫法。由此可見張愛玲確是開現代中國文章風氣的偉人。我和你們都受她的影響乃是好事，因為受影響而並不被拘束，可以與她相異，亦自然與之相異……」這樣寫了四大張稿紙。
天文在大學二年級時，忽然想休學，胡蘭成聽了，斂容危坐半晌，認真地勸她還是讀下去的好，且說：「英雄美人並不想著自己要做英雄美人的，他甚至是要去迎合世俗——只是迎合不上。」
朱天文回憶說：「英雄美人，一向濫腔負面的字義，講在胡老師口中如此當然，又不當然，聽覺上真是刺激。」後來她寫《一杯看劍氣》，文中便有「所以英雄美人的私意，是他自己的，也同時是天下的」這樣的句子，顯見是受了胡蘭成的「刺激」所致。
一九七六年，朱天文、朱天心姐妹各有一篇小說入選《現代最傑出青年作家小說選》，按規定每人需要找一位評論家評介，她們便請了胡蘭成。然而稿子寫好，卻不能用——給退稿了！可見當時台灣文壇對胡蘭成封殺之重。
然而胡蘭成生性大而化之，是最能苦中作樂的。他曾對天文姐妹講修行的重要性，認為剛烈而沒有修行，至終不過粗糲化了，會像老樹枯枝的一折即斷——套一句俗話，便是所謂「大丈夫能屈能伸」、「識時務者為俊傑」。他那時正埋頭寫《碧嚴錄新語》（即《禪是一枝花》），趁機修心養性——這是一本討論禪宗典故的書，不心靜也不行。他在書的自序里寫道：「我讀禪宗的書，直覺地知道禪非創自達摩，禪自是中國的思想，非印度所有。」「我希望我此書寫禪的思想，亦有一種風日洒然。」確有獨家之見。
朱天文在《禪是一枝花》的序中寫：
「胡老師解這段『翠岩眉毛』公案，正是他離開文化學院，移居我們家隔壁寫書，每禮拜六晚上講《易經》的時候。一九七六年五月搬來，至十一月離台返日，完成了《禪是一枝花》，一百則公案一條一條解明，他是在眾謗聲中安靜寫完此書的。」
那段時間，胡蘭成每日清晨即起，先寫一節碧嚴錄新語，打一回太極拳，再沖個冷水澡，這才踱來朱家討報紙看，國內外新聞只略掃一眼，武俠小說連載則每天必看。
天文姐妹往往偷懶到中午才肯起床，看見胡老師來了，天心大聲喊「胡爺」，胡蘭成答應得很痛快；天文卻躊躇，不肯輕易定了輩份，想來想去，只叫「胡老師」。
她同胡蘭成去興隆居吃豆漿，沿著山邊走，胡蘭成一路踩著澗中溪水作戲，比她更童心熾熱，哪裡像「爺」？看到澗邊開著粉紅小花，胡蘭成指著說：「粉紅是天文的顏色。」她便覺得開開心心。
大家說起詩經，念到《西洲曲》，一句「垂手明如玉」，胡蘭成又說：「這是寫的天文小姐哩。」也叫她高興，覺得一直甜入心裡去。
她有時幫胡蘭成擦地板，被誇獎能幹，那誇獎也與常人不同，他吟一句劉禹錫的詩來形容她：「銀釧金釵來負水。」又讚歎：「勞動也是這麼貴氣。」
——他真是懂得女人，更懂得欣賞女人，尤其他們隔了這樣的年紀，便只是欣賞，益發教她覺得珍稀難得。胡蘭成於她，是老師，是長輩，亦是知己朋友，惟從來都不是老人。
「那時候，帶胡老師小山老師到銅鑼外公家，平快車不對號，現買現上。先上了一班沒發現是海線，待山線的進站，一家子急下車奔越天橋到對面月台。胡老師撩起長袍跟跑，恍如他在漢陽逃空襲警報時。滿車廂的人，被我們硬是搶到一個位子給胡老師坐下，父母親直抱歉說像逃難，胡老師也笑說像逃難。第二天我們到山區老佃農家玩，黃昏暑熱稍退，去走山，最末一段山稜陡坡，走完回家胡老師嘆道剛才疲累極了，魂魄得守攏住，一步一步踩牢，不然要翻跌下池塘里。我們每忘記胡老師已七十歲，因為他總是意興揚揚，隨遇而安。母親由衷讚許胡老師好喂，做什麼他都愛吃。沒有葷菜時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