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靈魂行走在人世的上空，看到紅塵滾滾人頭涌涌，覺得無比的疲憊，窒息。於是，也更加理解張愛玲。
她對於擁擠的承受能力顯然比我更低十倍，而對於孤獨的需求空間則比我更大百倍。是以她在她的最後時間裡選擇了一種自閉的生存方式，與世隔絕。
當然，在她的刻意而完整的孤獨之前，也曾是經過了一番努力與掙扎的。
那是一九六六年，她的英文自傳《雷峰塔》和《易經》完成後，四處投遞，卻始終賣不掉。而高額的醫藥費如債主般逼上門來，於是不得不向當時正在美國大學教書的年輕講師劉紹銘求助，托他為自己在大學裡謀一份差事。
劉紹銘曾以《落難才女張愛玲》為題撰文，回憶說，「張愛玲那段日子不好過，我早從夏志清先生那裡得知。這也是說，在初次跟她見面前，我已準備了要盡微力，能幫她什麼就幫什麼。」
——張愛玲的日子不好過，竟然成了美國華人圈子裡公開的秘密，聽來真令人唏噓！
從前在上海，有一次愛玲去舅舅家，舅母看她衣衫單薄，隨口說：「改天翻箱子找兩件你表姐的舊衣服送你穿。」她一愣，強烈的自卑感與自尊心同時發作，漲紅了臉說：「不，不，真的，舅母不要！」連眼淚也滾下來了。心裡說：何時輪到我被周濟了呢！
然而如今的事實卻不得不叫她低頭——在她回美國後不久，賴雅在從華盛頓國會圖書館回家的路上摔了一跤，導致癱瘓。愛玲日以繼夜地守候著他，在起居室里支起一張軍用床，一邊寫作，一邊護理。而這期間，他們的生活來源就是張愛玲的版稅，加上賴雅每月五十二美元的社會福利金。
為了節源開流，她只得把家從皇家庭院的簡樸公寓搬到黑人區中的政府廉價租屋肯德基院（Kentucky Court），同時到處尋找工作機會，貼補家用。
那時，麥卡錫已從台北調回美國，供職於「美國之音」，通過他的介紹，張愛玲得到了一些寫廣播劇本的機會，這包括陳紀瀅的《荻村傳》和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的成名作《伊凡生命中的一天》及《瑪曲昂娜的家》等。
負責接洽約稿工作的「美國之音」中文部編輯高克毅後來在《張愛玲的廣播劇》一文中回憶了自己與張愛玲的三次見面：
「第一次，她到華府西南區『美國之音』的總部來交稿，果然是一位害羞、內向的女作家，她不肯涉足我們的辦公室。我接到外邊接待處的電話，出來迎迓，只見一位身段苗條，穿著黑色（也許是墨綠）西洋時裝的中年女士，在外廳里徘徊，一面東張西望，觀看四壁的圖畫。那天我回家告訴太太，梅卿說：『啊呀！張愛玲是我在上海聖瑪利的中學同學呀。』當時我們就跟她接頭，要請她吃飯聚一聚，可是被她委婉而肯定地推辭掉。」
——張愛玲素來內向，不喜見人，推拒約會也是意料中事。不過她對母校情感深厚，難得他鄉遇故知，卻連舊同學之約也推掉，除了生性孤僻之外，我猜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因為她這段時間生活窘困、自覺潦倒，故而不願應酬他人，免得那些「同學少年都不賤」的故人再給她來一下狠的。何況，席間大家敘舊之際難免問起現狀，讓她如何向人交代自己癱瘓在床的丈夫與窮困到要改寫廣播劇來謀生的窘況呢？而且吃飯之後，要不要還請？要不要禮尚往來？這些，都是注重禮儀的張愛玲所深為忌諱的。
寧為人知，勿為人見。張愛玲知道，人們對於她一向是有著許多傳言的，而她因為向來覺得自己乏善足陳，難得有些什麼給人家講，倒也不願意去分辯。不過要她自己登台演說，有問必答，卻是做不出來的。
嫁給一個年長三十歲的過氣作家，總不是什麼光榮的事吧？老已經夠難堪的了，還要窮；只是窮也還捱得過，還要病；別的病也罷了，又是中風，而且癱瘓，真是說起來也覺得膩煩。
人與人之間最安全的距離就是最好只是相識，而沒有關係。一旦人們的關係被某種概念所定義，就會不安全而且有壓力，諸如同事、同學、朋友、親戚、上下級、合作方，甚至夫妻、家人、對手、仇人……倘若這些關係不得不發生，那麼惟一可以做的就是刻意維持空間的距離，將交往機會與危險係數降至最低。
高克毅接下來的回憶可以佐證我的這一猜測——
「第二次，也是為了談稿子的事，我去東南區賓夕法尼亞大道附近她和她先生租居的公寓，登門造訪。我以為總可瞻仰一下那位老作家的丰采，也就是跟張愛玲在麥克道威爾文藝營結識以至結婚的賴雅先生。可是她告訴我，他卧病在床，不能會客。」
——「不能」會客是原因，「不願」會客是根本。這時的賴雅已經病入膏肓，原本健壯的他如今瘦得皮包骨頭，是脫水的聖誕老人。不要說高克毅這樣的「無謂閑人」，有一天他的表親哈勃許塔脫來探望他，往日熱情好客又喜歡說話的賴雅尚且一言不發，把頭默默地轉向牆壁——驕傲的賴雅與張愛玲，都不願意麵對旁人驚訝而憐憫的目光，不願意把自己的傷口赤裸裸地展現人前。
至於高克毅與張愛玲的第三次見面，也就是前文提及的夏志清與張愛玲的第二次見面——
「第三次，也是值得回味的一次，那年『亞洲學會』在華盛頓舉行年會。夏志清兄從紐約來宣讀《西遊記》論文，他的兄長夏濟安從台北來美不久，也自加州趕來開會，並提出討論《西遊補》的論文，哥兒倆珠聯璧合。我的同事吳魯芹是夏氏昆仲的好友，告訴我他們很想一見張愛玲。我於是在會後約了他們兩位，還有老友加大教授陳世驤，駕車同往東南區，好不容易接了張愛玲出來。我同濟安是初次也是惟一的一次見面。我早年曾為上海《西風》雜誌撰稿；濟安在車上說，他也經常投稿該雜誌，用的是筆名『夏楚』。我們兩人同聲記起，張愛玲在《西風》上登過一篇文章《我的天才夢》。」
命運，總是在不知不覺的街口拐彎，高克毅這個人的出現，彷彿只是為了促成夏志清與張愛玲的重逢，此後，他的任務完成，再也沒有見過張愛玲；而夏志清，卻與張愛玲的友誼維持終生……
改編廣播劇的菲薄收入對於應付日常消費與賴雅的醫療費無異杯水車薪，張愛玲不得不四處求助，想再多找幾份工作，得到一份相對穩定的收入。劉紹銘辛酸地記述，「如果不是在美舉目無親，她斷不會貿貿然的開口向我們三個初出道的毛頭小子求助，托我們替她留意適當的差事。」
這裡的「三個毛頭小子」，指的是劉紹銘、庄信正、和胡耀恆。那是1966年6月，劉紹銘時任威斯康辛大學駐校講師，與張愛玲同獲邀請參加印第安那大學中西文學關係研討會，而庄與胡當時都是印第安那大學的研究生，他們三人在會後一起去客房拜訪了張愛玲。劉紹銘回憶：「那天，張愛玲穿的是旗袍，身段纖小，叫人看了總會覺得，這麼一個『臨水照花』女子，應受到保護。」
其實張愛玲身形高挑，纖則「纖」矣，小卻不「小」。想來所以會給劉紹銘留下這樣的印象，是因為她的「窘」與「弱」落在他眼中，有一種「寒酸」的感覺，連個子都跟著「小」起來。
對於這些鑽研學問的人而言，最「適當的差事」當然是教書，然而要在美國大學教書，總得有個博士學位，連學士、碩士都不管用。可是張愛玲別說博士學位了，由於在香港大學兩進兩出，連張正規的大學畢業證書也沒有，因此找差事十分困難。而張愛玲與香港大學的梁子也就是這麼結下的——她一再寫信回港大要求校方出示學歷證明，明明只是舉手之勞，港大卻偏不肯行以方便。
幸好皇天不負有心人，在劉紹銘發出的多封求助信中，終於有一封得到了肯定的回覆，即是他從前在邁阿密大學任教時的老闆John Badgley教授，願意請張愛玲駐校七個半月，月薪千元。而劉紹銘一九六四年在邁阿密拿的講師年薪是七千元，合月薪不足六百，除房租和日常開支外，還可分期付款買二手汽車。相比看來，張愛玲在邁阿密的待遇還是不錯的。
然而帶著老公上班顯然是不方便的，張愛玲因此曾試圖委託霏絲暫時照顧賴雅，卻被生硬地拒絕了。
霏絲且很不客氣地說：「我也要上班，還有兩個十多歲的兒子要照顧。你不能這樣把他留給我就走人！你在當初和他結婚的時候就應該曉得他的健康情況！」——她分明在暗示，張愛玲嫁給賴雅另有謀圖，是為了謀一張綠卡！
張愛玲一言不發。她一直都明白，她是孤獨的、孤獨地行走在這個世界上，無人可以分擔她的痛苦。她果斷地帶著癱瘓的賴雅離開了華盛頓，霏絲再來的時候，只看到幾個紙箱和張愛玲的一張字條：「我帶不走所有的東西，這幾箱垃圾麻煩你幫忙處理——最後一件事！」
霏絲打開紙箱，裡面竟然都是父親的手稿和日記，她氣憤地說：「她把它丟在這裡當垃圾！」
——很多人把這理解成張愛玲對賴雅作品的不尊重，然而我卻以為，這是她的無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