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長安不易居。紐約也一樣。
愛玲在紐約盤桓了兩個月，全然看不到前景。一九五六年二月十三日，在她的美國出版代理人莫瑞·羅德爾女士的提議下，張愛玲向愛德華·麥克道威爾基金會投去了一封求助信：
「親愛的先生，夫人：
我是一個來自香港的作家，根據一九五三年頒發的難民法令，移民來此。我在去年十月份來到這個國家。除了寫作所得之外，我別無其他收入來源。目前的經濟壓力逼使我向文藝營請免棲身，俾能讓我完成已經動手在寫的小說。我不揣冒昧，要求從三月十三日到六月三十日期間允許我居住在文藝營，希望在冬季結束的五月十五日之後能繼續留在貴營。
張愛玲敬啟」
莫瑞和另外兩名文壇名宿做了她的保證人。
三月二日，愛玲接到文藝營回信，同意接納她入住。
麥克道威爾文藝營建於一九零七年，由著名作曲家愛德華·麥克道威爾的遺孀瑪琳·麥克道威爾所創立，贊助有才華的文學家和藝術家暫時擺脫世俗干擾，在一種寧靜的環境下專門從事創作。它坐落在新罕布希爾州的山谷之中，佔地420英畝，包括四十多棟大小房舍、別墅、工作室、和圖書館，是一座莊園式的文藝營。
這裡的氣候十分寒冷，爐里的柴火必須終日不息才能維持溫暖，這使長期生活在中國南部的張愛玲很難適應，但這裡遠離塵囂，環境清幽，的確是個適宜寫作的好地方。
她分配到一間獨立的工作室，這比什麼都重要。
文藝營的作息很有規律，每天上午各式各樣的藝術家聚在一起共進早餐，之後各自工作，午餐由服務人員把食物籃送到工作室門口，由人自取；下午四點以後是自由活動時間，然後共進晚餐，給大家一個交流的平台。
這聚會更像是一個文藝沙龍，有人朗誦自己的新詩或是舊作，有人表演一段戲劇片段，有人出個刁鑽的謎語讓大家猜，也有人剛杜撰了一個別緻的笑話或是遊戲——而這些節目的選擇，往往由一個叫賴雅的老人決定。
張愛玲的寫作習慣是晝伏夜出，所以極少參加集體活動。然而偶爾興緻來了，也會到大廳里坐坐，她立即便注意到了這位幽默睿智的老人，他身形胖大，花白鬍子，像個聖誕老人。而他的舉止言談也像是聖誕老人帶給大家快樂，他是人群的中心，那風趣的談吐，蓬勃的興緻，隨時隨地都引得眾人與他一起揚聲大笑，隨便一件事，經他敘述出來，便有了詩樣的意境，戲劇般的魔力。愛玲坐在角落裡，靜靜地聽他說話，會心地笑了——她是懂得欣賞幽默的藝術的，她同時也欣賞了這個老人。
而賴雅，也同樣注意到了這個神秘的東方女子，她說話不多，而言之有物，端莊大方，和藹可親。東方詩詞以敦厚含蓄為美，而她便是這種美德的具體表現。
他走向她，帶著話劇腔鄭重而風趣地說：「請允許我介紹我自己……」
他們便這樣相識了。
那一天，是一九五六年三月十三日，張愛玲生命中又一個值得紀念的重要日子。距離她一九四四年二月第一次見到胡蘭成，整整十二年過去了。
十二年，一道輪迴。
斐迪南·賴雅（Ferdinand Reyher）原是德國移民後裔，一八九一年出生於美國費城，其父母是德國移民。他同張愛玲一樣，是個文學天才，在孩提時代就嶄露頭角，可以在眾人前即興賦詩。愛玲在《天才夢》的自述，也好像是替賴雅寫的：「我是一個古怪的小孩，從小被目為天才，除了發展我的天才外別無生存的目標。」
賴雅家境小康，自小到大就讀的都是貴族名校，這使他自小便懂得什麼是生活的好品味。他於一九一二年進入哈佛大學攻讀文藝碩士學位，畢業後曾在麻省理工大學任教，後來辭去教職，成為一名自由撰稿人，寫過不少詩與劇本。他從一九三一年進入好萊塢，曾是好萊塢最受歡迎的劇作家，得到一周五百美元的高薪，導演和演員也都十分欣賞他的劇作。他的作品，常以社會底層小人物的遭遇為主題，為美國勞工和普通民眾說話，也實際參與勞工運動，為勞工辯護，這使他越來越走近馬克思主義，被稱為「左翼劇作家」。他的劇作《以色列城堡》和長篇《我聽到他們唱歌》都受到很高的評價。
他在好萊塢拋擲了人生最好的十二年，衣著講究，風度瀟洒，他的慷慨與才華使他交到了許多朋友，卻也使他傾盡了萬貫家財。朋友們總是說：「斐迪南在錢上夠爽快。」他總是一有錢就立即花光，沒錢了就隨時寫些稿子，連婦女雜誌和烹飪的稿子也寫。
這樣的任性，使他始終沒有什麼積蓄，也始終沒有停下來，寫出一部真正讓自己滿意的傳世之作。一九四三年，他不甚摔斷腿，得了輕度中風，治癒後每每複發，健康與經濟狀況都開始走下坡路。為生活所迫，也因為想認識更多的同好，給自己一段完整的時間來全心投入創作，他開始向各大文藝營求助。——這番經歷，也正如愛玲的自述：「當童年的狂想褪色的時候，我發現除了天才的夢之外一無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點。」
也許所有早熟的天才都有著大同小異的人生經歷。這使得賴雅和愛玲一經相識，便互相引為知己，相見恨晚。
異性相吸的「性」，可以指「性別」，亦可以指「性格」。而賴雅與愛玲，無疑在這兩點上都符合了「異性相吸」的定律。
賴雅性格色彩強烈而豐富，知識淵博，口才出眾，豪爽愛交際，並有很強的戲劇化特徵和政治傾向，是熱烈的馬克思主義者，對社會主義國家和共產主義理論都抱有一種近乎理想主義的熱情；而愛玲個性內斂，清凈無為，不喜歡主動交際，亦不喜歡同許多人應酬，對政治尤其厭惡，力求置身於一切潮流之外。
他們共有的，是出眾的才華，與一顆善良的心。
「因為懂得，所以慈悲。」
他憐憫她的孤苦，她同情他的落魄。兩個人同病相憐而惺惺相惜，雖形同水火，而相融相諧。
賴雅在當晚的日記中對愛玲莊重大方、和藹可親的東方美德充滿溢美之詞。他失眠了，閉上眼，總看見她月亮一般的臉在眼前晃動。
第二天，他正式拜訪愛玲的創作室，在那間爐火溫暖的小木屋裡，他與這位東方才女初次單獨會晤，知道她正在創作一部用英文書寫的中國故事《PINK TEARS》（《粉淚》）。只草草看了幾行，他就被那精彩的比喻和幽艷的畫面吸引住了，那不只是小說，簡直是一部驚才絕艷的劇本。
這時他還並不了解這位年輕女子在中國時曾擁有怎樣的聲名和榮光，然而文章字裡行間以及愛玲舉手投足所散發出的一種共同情調——上海情調著實扼住了他，令他目奪神給，震驚到窒息。
看到太美好的事物，往往會使人感到害怕，一種面對真神的恐懼。
賴雅此刻覺得的，便是這種如對神明的恐懼。他知道，他已經愛上了這年輕的東方女子。
他在那脆薄的稿紙上尋找著她的身影與氣息——
那南中國的清幽幽的深巷裡弄，青石板沁透著水意，不下雨也像下雨，月光堂堂的晚上，人影子斜斜地拉長在石板路上，時而跳到東，時而跳到西。那人許是醉了，唱著荒腔走板的中國京劇，來到一間香油鋪子前，敲著鋪門板叫著：「大姑娘，打香油啊。」鋪門板卸下，露出一張堪描堪畫的桃花臉，人字形的留海下是水汪汪的杏核眼，榴齒櫻唇，卻偏偏巧利如刀，一邊脆聲罵人，一邊便把只油燈伸到吃豆腐的醉漢手下去灼……
賴雅「哎喲」一聲，彷彿被燙著了，笑贊：「好厲害的小姐！」
愛玲微笑：「我不喜歡寫太徹底的人物，不喜歡寫你們西方小說里那種近乎聖母或者天使一樣的女人，太臉譜化了，有的像神，有的像鬼，就是不像人。」
賴雅對上海這個古老的東方魔都充滿了好奇，爐里的火光照亮了他的臉，而愛玲的雋語照亮了他的心，他忍不住要對她、對上海有多一點的了解，不由問：「你們上海的小姐們是怎麼樣打扮的？聽說不像美國小姐這樣開放，她們不交際么？」
張愛玲便細細地說給他聽，上海女孩子怎樣化妝，怎樣梳頭，怎樣講究旗袍的料子與款型——「一言以蔽之，上海這些年的服裝流行是在一路地做減法，先是把衣領矮了，袍身短了，裝飾性質的鑲滾也免了，改用盤花紐扣來代替，不久連鈕扣也捐棄了，改用撳鈕，只在花色料子上爭些不同；到了我走的時候，就更加簡單劃一，大街上一色的灰藍中山裝，直線條，領子是領子袖子是袖子，沒有任何裝飾，也沒任何取巧之法——總不成用喬其紗料子來做中山裝。」
她無聲地嘆了口氣，又湊近柴火搓一搓手說：「從前的女人衣裳才是真講究。穿百褶裙子，走路時蓮步姍姍，裙褶子不可稍有動蕩；小家碧玉飛上枝頭變鳳凰，最過不了便是這一關，稍一行動便是驚濤駭浪；尤其新娘子的紅裙飄帶上給系著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