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一年春天，張子靜最後一次與姐姐張愛玲見面，再次問過她對將來的打算。然而她深沉的眼光盯著牆壁，良久的沉默後，答非所問：「人民裝那樣呆板的衣服，我是不會穿的。」
隔年子靜再來的時候，姑姑一見他便說：「你姊姊已經走了。」便關了門。
從此他再也沒有見過姐姐，也沒見過媽媽和姑姑。
張愛玲是在一九五二年七月離開上海去香港的，對外公布的理由是「繼續因戰事而中斷的學業」。臨行，與姑姑約定：不通信，不聯繫，只當死了一樣。
她大概已經預感到「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離去是惟一的辦法，而且為姑姑計，還是不聯繫的好。
黃逸梵走的時候，也曾經明白地表示：不打算再回來了；她是母親的女兒，也做了同樣的選擇——這堅貞決絕流淌在血液里，由母親遺傳給她。
值得一提的是，在她臨走之前，李開第回到上海來了，還曾來她所住的卡爾登公寓探望，愛玲特地下樓去飯店叫了小菜來招待——她亦好像預知這位昔日的監護人在三十年後將成為她的姑夫，於是提前把酒祝賀。
她便是這樣地走了，沒有向任何人告別——那時她最好的朋友炎櫻已經先她一步離開中國，去了日本；而炎櫻的兩個弟弟也都先後考入香港大學，一個攻讀工程學，一個讀醫學。
後來有人姍姍然地說如果張愛玲留在中國，輾轉內地，再多經過幾年曆練，「給生命加強一點受過折磨的活力」，或者會更加成熟，文采飛揚；又說她離開上海這片生她養她的土壤，文字便失了水靈與生命感，枯萎失色，並以此認定她的離開是錯誤選擇。
然而倘若張愛玲一九五二年沒有離開，而是一直留在中國會怎麼樣呢？
這裡我不想做無謂的猜測，只是要平實地記錄一些與她多少有些干係的人的命運：
——先說說曾寫過洋洋萬言《論張愛玲的小說》的傅雷。他是偉大的翻譯家，一絲不苟的治學之人，一生翻譯外國文藝名著三十三部，包括巴爾扎克的小說十四部，羅曼羅蘭的作品《約翰克里斯朵夫》和關於米開朗琪羅、貝多芬、托爾斯泰的傳記。
解放以後，「黨出於對他的愛護，動員他走出書齋，接觸一下沸騰的生活，安排他參加了一些宣傳部門的全國性重要會議，還選他當了上海市政協委員。他一面埋怨浪費了時間，耽誤了工作，一面還是積極地參加社會活動。他的眼睛一向在雲端里，對許多事情要求嚴格而偏激，又心直口快，勇於提意見。」這樣的人，註定是逃不過政治浩劫的，「反右」一開始，他就被卷進去了，寫了大量筆記、檢查，「但是幾次檢查都沒有通過。他思想不通，對有些過火的批判非常反感。於是他向領導聲稱：如果他有罪行，願意接受懲處，但以後不再出席會議了。」
柯靈在《悼傅雷》一文中披露，一九五八年春天，某上海文藝主管部門的領導將他招回上海，給了他一個任務，「以朋友身份勸說傅雷，正視自己的缺點錯誤，實事求是地作一次自我批評。」柯靈以為這是為好友開脫的好機會，可以從此一了百了，於是百般勸說傅雷識時務者為俊傑，然而他怎麼也沒想到，自己被利用了——他們只是要他逼傅雷認罪，坐實「右派」的帽子。
後來傅雷在給他的信中寫道，「處在這樣的大時代大風浪中，犧牲區區一個傅雷，算不了什麼。」然後回到書齋，杜門謝客，繼續自己的翻譯工作。從一九五八年到「文革」前夕，共翻譯了泰納的《藝術哲學》，巴爾扎克的《賽查皮羅多盛衰記》、《攪水女人》、《都爾的本堂神父》、《比哀蘭德》、《幻滅》，重新修改了《高老頭》——這份書目足以看出他的惜時如金，彷彿追日的夸父，因為知道時日無多，只得奔跑不停，未敢稍歇。
然而「文革」的風雨來了，沒有人可以再堂堂正正安安靜靜地活著，即使躲在書齋里也不可以。「文革」的任務是要掃除一切天才，一切純真，一切善良與正直，在「文革」一開始，傅雷就成了標靶。經過四天三夜的查抄、罰跪，紅衛兵們變著花樣的毆打、凌辱，他覺得已完全失去了活著的尊嚴。
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凌晨，五十八歲的翻譯大師傅雷坐在自己的躺椅上吞服了巨量毒藥，輾轉而亡。兩小時後，他的夫人朱梅馥在最後一次服侍了丈夫，確信他已經決然地死去後，這才洗身凈面，從一塊浦東土布做成的被單上撕下兩條長結，打圈，系在鐵窗橫框上，追隨丈夫而去。
——長袖善舞為人謹慎的柯靈自己又怎麼樣了呢？
他一直兢兢業業地聽黨的話，說每一句話都要三思而後言，又盡量說得圓滑平淡，模稜兩可。他曾因為怕傅雷的文字傷害了巴金的形象而擅自刪去，又因為張愛玲對傅雷意見的不接受而覺得她「不甚禮貌」、「遠兜遠轉」；趙丹在逝世前幾天，在《人民日報》上寫了《管得太具體，文藝沒希望》，言辭十分大膽，振聾發聵：「哪個作家是黨叫他當作家，就當了作家的？魯迅、茅盾難道真是聽了黨的話才寫？黨叫寫啥才寫啥？那麼，馬克思又是誰叫他寫的？」「層層把關、審查不出好作品，古往今來沒有一個有生命力的好作品是審查出來的！」他拍案叫絕，情不自禁地引用，卻又特地註明「我並不全部贊同這篇文章的論點」；甚至在「文革」中，他的妻子在醫院病危，他格於工宣隊的命令，「連給妻子送終的權利也不敢斷然爭取」（柯靈《回首相看血和淚》）……
這樣小心謹慎步步為營的一個人，在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傅雷夫妻雙雙慘死的同時，也被一個電話召至作協，被告知：「外面形勢對你很不利，現在上面給你一個機會，一個環境，讓你去考慮考慮自己的問題。」門一開，進來兩位武裝公安人員，架著他便上了汽車。他被囚入斯南路第二看守所（那從前在租界時代是對付中國人的法國牢監），面壁三年，在獸籠式的鐵欄後面度過六十華誕。「還連累了我的妻子國容，陪著我在外面加倍地受罪，幾乎賠上了性命。」「她沒完沒了地受審訊，被迫揭發交代。她無法編造我的罪行，不願意和我劃清界線，為了維護我的清白，被那種出名的『逼供信』的酷虐遊戲糾纏得幾乎神經錯亂。一次又一次的抄家，破『四舊』，搶房子，別有用心的人幸災樂禍，肆無忌憚地上門搗亂……」「她曾經割過腕動脈，只是為了不願拋下我在不明不白的誣陷中獨自掙扎，她才自己動手包紮，在生死一發間救活了自己。」
三年後，柯靈釋放了，「我雖然經國家的專政機關查明無罪在案，卻依然是無罪的罪人，每天到作協勞動，交代檢查，一切照舊。也依然到處游斗，『特務』、『漢奸』的帽子向我亂扣。我釋放那天，作協的工宣隊先把國容找去，向她嚴厲警告：我罪行嚴重，拒不交代，在監獄裡逃避鬥爭，現在要對我實行群眾監督，她必須幫助我徹底坦白。這對她顯然是又一次沉重的打擊，把她推到了絕望的深淵。我和國容歷劫重逢，怎麼也沒想到，她會發生這樣劇烈的變化。不但容貌變得我不認得了，而且喪失了語言能力，說話詰屈聱牙，格格不吐，完全像洋人生硬地說中國話。她本來健談，卻變得沉默寡言。又學會了抽煙，一枝一枝，接連不斷，沒日沒夜，把自己埋在煙霧瀰漫中……」「那天將近破曉，我在睡夢中被一陣鈍重的抨擊聲驚醒，開了燈，只見國容躺在長沙發上，用毯子蒙著頭，我過去揭開一看，我一生也沒有經過這樣的打擊，天崩地裂也不會使我這樣吃驚。就在我寫詩的紙上，她寫了兩行字：『親愛的，我們是無罪的。我先走了，真抱歉。』……慘劇幸而沒有醞成，又招來了新的罪懲，因為這是『自絕於人民』的萬惡行為。聲勢浩大的鬥爭大會，還有繽紛的冷言惡語，鄙夷輕蔑的眼色……」
——蘇青是不能不提的。抗戰勝利後，她作為「落水作家」被傳訊，建國後留居上海，擔任越劇團專職編劇，曾編寫《江山遺恨》、《賣油郎》、《屈原》、《寶玉與黛玉》、《李娃傳》等劇目。其中《寶玉與黛玉》一九五四年曾連續演出三百多場，創造了劇團演出的最高記錄；一九五五年，她因與賈植芳先生就「胡風事件」通了一次信，而被懷疑為「胡風分子」並關進提籃橋監獄一年多，就此在文壇上沉寂下去；文革中，她又遭到多次批鬥，從此百病纏身，至親骨肉亦都與她劃清界限，斷絕往來；平反後，她在一個區屬的小劇團——紅旗錫劇團當編劇，除了整理、改編老戲之外，也寫些新戲，卻沒有再寫小說、散文，也不再署名蘇青，而用她的本名馮和儀了。
據說她在世的最後幾年裡，一直想再看一遍自己的《結婚十年》，卻因該書被視作禁書，遍求不得；一九八二年，她於貧病交加中寂寞離世，享年六十九歲。靈堂里沒有哀樂，沒有花圈，前來送行的親友只有四五個，整個送葬過程才七八分鐘，十分凄涼。
三年後，女兒和外孫將她的骨灰帶到大洋彼岸——她是想留在國內的，然而到底還是和張愛玲一樣遠走重洋了。
——還有曾在舊上海文壇與張愛玲、蘇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