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逸梵還在國外的時候，就一直寫信催促女兒回到香港去讀完大學，但是張愛玲回信說想繼續寫作。黃逸梵恨鐵不成鋼地罵她「井底之蛙」。這次回來，又舊話重提，勸她：「你不如回去把學業完成，也是找個由頭離開這裡。呆在上海，終不是長久之計。」
愛玲有些猶豫，低著頭久久不語。「霽月難逢，彩雲易散」。一生中，她與母親相伴的年份幾乎屈指可數，每一段，都是人生至為金貴的記憶，幾乎不肯輕易啟齒，怕人家偷聽了去。
——在這一點上，她總比她的弟弟張子靜幸運得多。
只可惜時間也太短了。有限清歡，無限辛酸。她好像命中注定無緣與至愛的人長相廝守。
與母親再度相伴的日子，是愛玲在這段動蕩歲月里最大的安慰。然而現在母親又要離開了，她的心裡十分彷徨，比小時候猶甚。冰心在詩里寫：「自然的風雨來了，鳥兒躲進它們的巢里；人間的風雨來了，我躲進媽媽的懷裡。」現在風大雨大，而她要躲去哪裡呢？不能和媽媽在一起，難道也不能和姑姑在一起嗎？這麼些年來，她沒有家，於是姑姑在哪裡，哪裡就是家了。她不想連這一點依傍也放棄。
而且，她心裡已經另有了一個人。於是她低低地說：「我想再觀望一陣子。」
這時候上海的政治氣氛是雖然風吹草動不息，但還不至於上升到「洗禮」的地步，而張愛玲的名氣還在，餘威猶存。這從李君維發表於一九四七年十二月電影特刊上的《張愛玲的風氣》中便可以清楚地感覺到：
「某太太，就像〈太太萬歲〉里的一樣的一位能幹太太，告訴我一段故事，接著她說：『說出來你不信，完全跟那個張愛玲寫出來的一模一樣，天底下竟有這樣的事！』我妹妹穿了件灰背大衣，穿了一件黃緞子印咖啡色渦漩花的旗袍，戴了副銀環子，誰見了就說：『你也張愛玲似的打扮起來了。』
其實張愛玲沒有真正創造過什麼時裝，可是我們把稍為突出一點的服式，都管它叫『張愛玲式』。有一次我問張愛玲：『短棉襖是您第一個翻出來穿的吧？』她謙遜地說：『不，女學生騎腳踏車，早穿了。』這是我們目之為『怪』的一點，就是張愛玲喜歡穿『怪』衣裳，其實她之穿『怪』衣裳，也多少含了點玩世不恭的態度。她有一件裝竹圈的大衣，底下鼓出來像一隻皮球，一天在炎櫻家問起她，她說那個竹圈已經拿掉了，說的時候漠不關心，一如說著旁人的事。正如章太炎喜歡偶然用古字一樣，無非是文字的化裝而已。無論如何，張愛玲雖不欲創造一種風氣，而風氣卻由她創造出來了。」
當年張愛玲的祖父張佩綸喜著竹布長衫，一時引得京都人士爭相效仿，幾成脫銷之勢；而今她的奇裝炫人，儼然竟成張愛玲風氣，卻是時人模仿不來的。
一旦離開，這些辛苦經營的虛名兒便都將風流雲散，都說「白手起家」，那指的是本來便一無所有；若要放棄現有的一切從頭再來，談何容易？
母親走後，張子靜似乎預感到了一家人相聚的日子越來越少，時時來探望姐姐，並且擔憂地問她有什麼打算？
愛玲避重就輕地說還在找房子打算搬家，又拿出一小包紅藍寶石說：「這是二嬸給你的，說等你結婚的時候給新娘子鑲著戴。」然後便如常閑談，說剛看完趙樹理的小說《李有才板話》，《小二黑結婚》，很不錯，建議他有機會也找來看看；《小二黑結婚》還拍了電影，她也說很好，叫他去看。
——從這裡也可以看出，她仍在觀望中，「張看」中。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張愛玲親眼看到了解放軍進城。
這時上海的十多家小報都已在解放之前自動停刊，夏衍接管上海市文化工作的時候，上海成了一個沒有小報的城市。夏衍向龔之方說，「新中國」並不是不能容許小報存在，只是要端正風氣，提供讀者有益的、多樣化的趣味性內容。要龔之方和唐大郎組織一個「能力較強、素質較好的小報班子」。
於是《亦報》應運而生，龔之方任社長，唐大郎任總編輯。八開對摺，邀請了許多著名作家如豐子愷、周作人等人執筆支持，自然也會向老朋友張愛玲約稿。
愛玲自《太太萬歲》的風波之後，已經又擱筆近兩年了，一是因為不斷搬遷，沒有心情；二則也是新中國成立，她還抱著觀望的態度，「懷疑一切的眼神」；直到一九五零年搬入黃河路上的卡爾登公寓三零一室，生活略為安定，這才重新提起筆來，寫了《十八春》，發表在《亦報》上，署名「梁京」——為了躲避莫須有罪名的轟炸，她連自己的名字也不敢要了。可是又不甘全盤放棄，於是同讀者們做了個文字遊戲，借「玲」的子音「張」的母親切為「梁」，「張」的子音「玲」的母音切為「京」。
而桑弧亦化名「叔紅」，在《十八春》連載前一天寫了一篇《推薦梁京的小說》：「彷彿覺得他是在變了，我覺得他仍保持原有的明艷的色調，同時，在思想感情上，他也顯出比從前沉著而安穩，這是他的可喜的進步……」用的是「他」而非「她」，有意掩人耳目；
在小說連載期間，他又繼續以「叔紅」為名寫了《與梁京談〈十八春〉》，其中提到小說連載至曼璐設計讓祝鴻才污辱了曼楨以後，許多讀者既同情又憤慨，認為非把這對狗男女槍斃不可，於是紛紛寫信給「梁京」，請她「筆下超生」，讓曼楨的悲劇停止。
此前張愛玲與桑弧本來計畫第三度攜手合作，拍攝電影《金鎖記》，然而由於時局動蕩，終究未能如願。其原因為何，至今是個謎，倒是各種傳說滿天飛，有說張瑞芳為此幾次登張愛玲的門求演女主角的，也有說桑弧找張瑞芳出演而未得的，而曾經飾演《太太萬歲》中女主角陳思珍的蔣天流也回憶說：「聽說（要拍）的，後來怎麼沒拍我也不知道，我也不好意思問，我以為他（桑弧）要找別人演的，後來又不是。要是我演，該多好呀！」
然而不管怎麼說，「叔紅」可謂桑弧「變身」與張愛玲秘密交往的一個見證。他這樣的積極推崇《十八春》，除了視張愛玲為知己的緣故，或許抱著藉此再度合作的心愿也未可知吧？
還有一則佚聞也是有趣的：據說《十八春》連載時，有個和曼楨同樣經歷的女子從報社打聽了張愛玲的住址，跑到她家門口倚門大哭，弄得張愛玲手足無措。
——事情本身其實是悲哀可同情的，然而隔著三十年的月光看去，也便蒙上了一層朦朧的紗，變得溫柔。
關於《十八春》的書名，後人考證，以為「十八」指的是她從一九三二年到上海至一九五零年完成這部作品，剛好十八年；也有人說是影射胡蘭成的，不知怎麼算出的十八年；但我個人以為，那指的是她逃離父親的家時，是十八歲。
囚禁與出走帶給張愛玲的刺激是深刻而長遠的。她說過她要報仇，但她沒有少時想像的雙劍，只有一支筆。
同年《亦報》舉辦的關於《十八春》的作品討論會上，曾有人提出這部小說太過傳奇，哪有親姐妹反目，竟可以將妹妹囚禁大半年的？可見是虛構。連周作人也說「我看《十八春》對於曼楨（小說女主人公）卻不怎麼關情，因為我知道那是假的」。
然而張愛玲寫的卻是自己親身經歷的事實。小說里顧曼楨的所思所想，所見所哀，其實正是十八歲的張愛玲囚在空房時的所思所想，所見所哀——
「她扶著窗檯爬起來，窗欞上的破玻璃成為鋸齒形，像尖刀山似的。窗外是花園，冬天的草皮地光禿禿的，特別顯得遼闊。四面圍著高牆，她從來沒注意到那圍牆有這樣高。花園裡有一棵紫荊花，枯藤似的枝幹在寒風中搖擺著。她忽然想起小時候聽見人家說，紫荊花底下有鬼的。不知道為什麼這樣說，但是，也許就因為有這樣一句話，總覺得紫荊花看上去有一種陰森之感。她要是死在這裡，這紫荊花下一定有她的鬼魂吧？反正不能糊裡糊塗地死在這裡，死也不伏這口氣。房間里只要有一盒火柴，她真會放火，乘亂里也許可以逃出去。」
這是虛構么？是誇張么？是杜撰的秘聞？是獵奇的戲劇？還是張愛玲親身經歷的一次映射？
那顧曼楨在幽禁期間也生了一場病，是感冒——
「她忽然覺得身體實在支持不住了，只得踉踉蹌蹌回到床上去。剛一躺下，倒是軟洋洋的，舒服極了，但是沒有一會兒工夫，就覺得渾身骨節酸痛，這樣睡也不合適，那樣睡也不合適，只管翻來覆去，鼻管里的呼吸像火燒似的。她自己也知道是感冒症，可是沒想到這樣厲害。渾身的毛孔里都像是分泌出一種粘液，說不出來的難受。天色黑了，房間里一點一點地暗了下來，始終也沒有開燈。也不知道過了多少時候，方才昏昏睡去，但是因為手上的傷口痛得火辣辣的，也睡不覺，半夜裡醒了過來，忽然看見房門底下露出一線燈光，不覺吃了一驚。同時就聽見門上的鑰匙嗒的一響，但是這一響之後，卻又寂然無聲。她本來是時刻戒備著的，和衣躺著，連鞋也沒脫，便把被窩一掀，坐了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