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人愛張的，自然稱讚她對於愛情的堅貞與無私；反張的，卻認為她資助漢奸，罪不可恕，並且百般嘲弄她的自私，吝嗇，冷淡，孤僻，不近人情。
也許要怪愛玲自己，她總是在文章里自嘲，形容自己「自私」、「小氣」，使人忽略了她的俠義和大度。
其實不僅是對胡蘭成，張愛玲對許多人的好亦是不問回報的。對蘇青、炎櫻自不消說了，這裡另舉幾例：
一九四五年六月，柯靈被捕，囚在「貝公館」。就在上海貝當路國際禮拜堂的對面，是一座白色建築，巍峨華美，高聳入雲，曾是一所美國學堂的舊址，裡面時時飄出莘莘學子的琅琅書聲，與禮拜堂的聖樂遙相呼應，繪就出一幅人間天堂的優美畫卷。然而日本憲兵隊偏偏挑中了這優雅的處所，把它改做施暴的刑室，在此上演一幕又一幕的現世慘劇，天堂轉眼變地獄。人們談虎色變，隱晦地稱它做「貝公館」。
關於柯靈被捕的原因，《二十世紀上海大博覽》分析：
「一九四五年六月，著名作家柯靈因主編《萬象》被捕，該雜誌被迫於六月號終刊。《萬象》創刊於一九四一年九月『孤島時期』的上海。一九四三年五月，柯靈主編後，開闢了『萬象閑話』、『文藝短訊』等新欄目；『閑話』欄重振了魯迅雜文之風，以雜文為匕首與敵人進行鬥爭，表現形式則更隱晦曲折，編排技巧也更為講究。……
在『文藝短訊』、『竹報平安』等欄目中，用通訊報道方式直接向上海讀者敘述各地發生的重要事情，或用遊記的方式反映淪陷區各地的慘情，激發讀者對侵略者的仇恨。
《萬象》還開闢了一個憶舊性的遊記專輯名曰『屐痕處處』，以日人慣用『屐』隱喻日軍的鐵蹄。一九四四年夏，柯靈第一次被日軍憲兵隊逮捕，因抓不到什麼把柄，一星期後只得釋放。發行人為免是非，想就此結束《萬象》。但是在一批文學青年積極擁護和大力支持下，《萬象》又延續了一段時間。本月，柯靈再次被捕，《萬象》終告停刊。」
且不言因為幾個遊記、雜文的欄目便將《萬象》定位為一份抗日雜誌是否牽強——因為曾被柯靈形容為「不乾不淨的」《雜誌》後來也有材料證明其實是清白的，《雜誌》隸屬於有日本駐滬領事館背景的《新中國報》系統，主要負責人袁殊還在敵偽憲政實施委員會、清鄉地區黨務辦事處等部門兼任要職，所以長期被指為「漢奸雜誌」。但實際上這兩種報刊的工作人員幾乎都是從事情報工作的中共地下黨員，包括翁永清、惲逸群、劉幕清（魯風）、吳誠之（哲非）、丘韻鐸等。當代有研究者指出：該刊作者「以上海愛國作家和地下抗日工作者為主」。
這些內情，卻是柯靈等左翼作家所不知的。而柯靈自己，因為寫過一篇《促駕》同周作人有關，在「文革」也當了一回「漢奸」——翻雲覆雨啊！
這裡只說柯靈被捕這段故事，後來在柯靈的《遙寄張愛玲》里也有詳細的記載：
「回到家裡，又看到張愛玲的留言，知道她在我受難時曾來存問，我立即用文言復了她一個短箋，寥寥數行，在記憶里是我最好的作品之一。原因是平常寫作，很難有這種激動的心情。這事情過去整四十年了，直到前年，我有機會讀到《今生今世》，發現其中有這樣一段：『愛玲與外界少往來，惟一次有個朋友被日本憲兵隊逮捕，愛玲因《傾城之戀》改編舞台劇上演，曾得他奔走，由我陪同去慰問過他家裡，隨後我還與日本憲兵說了，要他們可釋放則釋放。』我這才知道，原來還有這樣一回事。一時間我產生了難分難解的複雜情緒。在此之前，我剛好讀過余光中針對胡蘭成的人品與文品而發的《山河風月話漁樵》。抗日戰爭是祖國生死存亡的關頭，而胡蘭成的言行，卻達到了顛倒恩仇、混淆是非的極致，余光中對他嚴正的抨擊，我有深切的共鳴。因為我個人的遭遇就提供了堅實的論據。」
第一次看到這段話時，我年紀還小，不禁覺得迷惘，不大理解柯靈的心理——有人曾經不論為了什麼都好，總之是想方設法救過他，即便未遂，也是一份情意。縱不能感恩圖報，總也該一分為二吧？一萬分可殺里，也還有一分可惜，除非他自己的命是不足惜的。為什麼知道真相後，反而「產生了難分難解的情緒」，並且因為自己的經歷而對指責他的話「有深切的共鳴」，還說是「我個人的遭遇就提供了堅實的論據」？難道是怪胡蘭成多事搭救，讓他不能夠在貝公館裡寧死不屈，成全一世英名？
後來又看了許多關於柯靈的經歷生平，以及他自己的文字，漸漸地懂了——這人小心慣了，又寫了多年的檢查報告，言不由衷成了本能，寫一段文章就要表兩句決心的，他自己也未必知道哪一句是真心，哪一句是套路了。
再說《萬象》老闆平襟亞，他的女兒初霞曾回憶說，當年張愛玲是她家的常客，平襟亞因得罪日本人而入獄後，就更常見到張愛玲到訪，為愁雲慘霧的家庭帶來許多溫暖的友誼。在初霞的印象里，張愛玲一直是個又漂亮又可親的大姐姐。
只可惜這段話語焉不詳，弄不清這件事是發生在「一千元灰鈿」之前還是之後。
——照《二十世紀上海大博覽》里的分析，平襟亞被捕應該和柯靈是一樣的原因，一樣的時間，《萬象》停刊也不是因為主編柯靈被捕，而是因為老闆平襟亞被捕。《博覽》里不提平襟亞而只寫了「《萬象》的發行人」，是因為平襟亞沒有抗日誌士的頭銜；這就像他列舉了許多當時曾在《萬象》上發表文章的作者，卻沒有張愛玲的名字一樣，因為張愛玲當時還頂著「漢奸」的帽子。
倘若是張愛玲對平襟亞有恩在先，那麼平襟亞後來對張愛玲的不厚道就近乎可殺了；如若張愛玲探訪在後，則可見她的不計前嫌。
總之，無論前後，都足以看出平襟亞的不義與張愛玲的大氣。
關於不計前嫌，還有一個例子，便是著名戲劇家洪深，另一位「進步人士」——這也是當時文壇的一宗疑案。
《不了情》的極大成功，使桑弧十分鼓舞，於是想乘勝追擊，又同張愛玲商量再做一部喜劇，而且他已經有了腹稿。這便是《太太萬歲》——那是一九四七年冬天，還允許這題目的出現。解放以後，「萬歲」成了專屬形容詞，便再也用不到「太太」這樣渺小的人物身上了。最多也只可換個從俄語借用過來的新詞「烏拉」，《太太烏拉》。
「烏拉」太太芳名陳思珍，機智活潑，任勞任怨，既有中國婦女共有的委曲求全，又有上海女子特有的精明世故，她幫助丈夫騙父親的錢，又幫他躲過情婦的勒索，為他做盡了一切可以做的事，然後決定離開。
——既然決定離開一個人，為什麼還要堅持為他做最後一件事。這樣的瀟洒，究竟是因為不愛還是太愛？
所有的傳奇都不過是略微變化的重複。張愛玲在主角身上，再一次寄託了自己的女性理想——偉大的犧牲；同時，她也在女主角身上寄予了自己在現實中未做到的第二種選擇——陳思珍提出與丈夫離婚，最後發現丈夫對自己的真情，兩人重歸於好——也許，這才是愛玲真心的希望？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太太萬歲》在上海的皇后、金城、金都、國際四大影院同時獻映，這是文華出品的第二部作品，也是張愛玲與桑弧的「第二次握手」。該劇主要演員有蔣天流、石揮、張伐、上官雲珠、韓非等，連攝影師都是大牌黃紹芬和許琦，星光亂濺，花團錦簇，想不賣座都不行。
整整兩周，場場狂滿。上海各報競相報道，稱其為「巨片降臨」、「萬眾矚目」、「精彩絕倫」、「回味無窮」、「本年度銀壇壓卷之作」；然而同時，卻也給張愛玲帶來了許許多的流言蜚語，不白之冤——早在片子上映前，張愛玲特地寫了一篇《〈太太萬歲〉題記》，發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三日的《大公報》「戲劇與電影」上，權作廣告。
從前張愛玲寫影評時，曾評價：「中國電影的題材通常不是赤貧就是巨富，對中產階級的生活很少觸及。」「對受了四分之一世紀外國電影和小說熏陶的中國年輕知識分子來說，片中沒有多少是中國的東西，這種情形是令人著惱的。」
而《太太萬歲》，便是她親自撰寫的「中國的東西」，是中國電影關於「中產階級的生活」的補白。片中所表現的婆媳關係、翁婿關係、姑嫂關係、以及中產階級夫妻的恩恩怨怨，都是時代中國所特有的。太太是中國式的太太，離婚亦是「中國式離婚」——鬧離婚鬧到一半，多半是鬧不成的；夫妻合好，於是既往不咎，大團圓結局。
《〈太太萬歲〉題記》便是她對於自己的這種意圖的解釋：
「《太太萬歲》是關於一個普通人的太太。上海的弄堂里，一幢房子里就可以有好幾個她。
……陳思珍畢竟不是《列女傳》上的人物。她比她們少一些聖賢氣，英雄氣，因此看上去要平易近人得多。然而實在是更不近人情的。沒有環境的壓力，憑什麼她要這樣克己呢？這種心理似乎很費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