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寫《私語》，寫《童言無忌》，寫《燼餘錄》，寫《存稿》，寫《公寓生活記趣》，將自己的故事說了許多，但並沒有任何文字提及自己的貴族血統。直到一九九二年的《對照記》里才寫道：
「我弟弟永遠比我消息靈通。我住讀放月假回家，一見面他就報告一些親戚的消息。有一次他彷彿搶到一則獨家新聞似地，故作不經意地告訴我：『爺爺名字叫張佩綸。』……
又一天我放假回來，我弟弟給我看新出的歷史小說《孽海花》，不以為奇似地撂下一句：『說是爺爺在裡頭。』厚厚的一大本，我急忙翻看，漸漸看出點苗頭來，專揀姓名音同字不同的，找來找去，有兩個姓壯的。」
另則，她在《憶胡適之》一文里也寫過：
「他（胡適）講他父親認識我的祖父，似乎是我祖父幫過他父親一個小忙。我連這段小故事都不記得，彷彿太荒唐。原因是我們家裡從來不提祖父。有時候聽我父親跟客人談『我們老太爺』，總是牽涉許多人名，不知道當時的政局就跟不上，聽不了兩句就聽不下去了。我看了《孽海花》才感到興趣起來，一問我父親，完全否認。後來又聽見他跟個親戚高談闊論，辯明不可能在籤押房撞見東翁的女兒，那首詩也不是她做的。我覺得那不過是細節。過天再問他關於祖父別的事，他悻悻然說：『都在爺爺的集子里，自己去看好了！』我到書房去請老師給我找了出來，搬到飯廳去一個人看。典故既多，人名無數，書信又都是些家常話。幾套線裝書看得頭昏腦脹，也看不出幕後事情。又不好意思去問老師，彷彿喜歡講家世似的。」
然而這兩篇文字都是離開中國以後寫的。張愛玲在上海發表的作品裡，並沒有關於自己血統的炫耀，倒是《古今》主編周黎庵曾經寫過一篇《〈孽海花〉人物世家》，載於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古今》第三十七期，其中提到了他與愛玲見面的情形，說明他是從平襟亞那裡聽說了張愛玲的文名，並得知其身世與《孽海花》頗有淵源。
「近頃有以女作家名海上者，有張愛玲女士，吾友《萬象》主者平君襟亞揄揚甚力，嘗見平君之文於文章，謂女士南海人，方返自香港，其先人為《孽海花》說部中人物云云……既而某小姐介張（愛玲）女士來謁，貺《古今》以數文（張愛玲的《洋人看京戲及其它》和《更衣記》就是發在《古今》上的），均清麗可誦，詢其家世，初頗茫然，僅謂先祖父母在《孽海花》中頗有一段ROMANCE（羅曼史）雲。余大疑……乃詢其籍貫，則河北也；詢其父之外家，則合肥也。遂告女士以豐潤之後，亦既恍然……」
這裡面可以看出，張愛玲從前對於自己的身世並不深知，只是恍惚知道與李鴻章以及《孽海花》有關。直到周黎庵明確地告訴她，這才有了確定的了解。
這段話也同樣叫我們知道，此前平襟亞本來是很欣賞張愛玲，並且很以結交貴族後裔為榮的，並且早在一九四三年已經親自撰文大書特書張愛玲的身世——這也就是張愛玲出版《傳奇》時曾與他商量，要以《孽海花》為自己做宣傳的緣故，還是受了平襟亞與周黎庵的啟發才有的念頭。
後來張愛玲對於自己的身世越來越清晰，是一點點考據得出的成績，「因為是我自己『尋根』，零零碎碎一鱗半爪挖掘出來的，所以格外珍惜。」（張愛玲《對照記》）
但是在此前，她大概與胡蘭成說起過這些事。而胡蘭成對張愛玲的貴族出身顯然很在意，還專程去南京大中橋襄府巷踏看過：
「張家在南京的老宅，我專為去踏看過，一邊是洋房，做過立法院，已遭兵燹，正宅則是舊式建築，完全成了瓦礫之場，廢池頹垣，惟剩月洞門與柱礎階砌，尚可想見當年花廳亭榭之跡。我告訴愛玲，愛玲卻沒有懷古之思。她給我看祖母的一隻鐲子，還有李鴻章出使西洋得來的小玩意金蟬金象，當年他給女兒的，這些東西，連同祖母為女兒時的照片，在愛玲這裡就都解脫了興亡滄桑。」
這座府邸，就是當年張佩綸續娶李菊耦時、李鴻章陪嫁給女兒的大宅，張廷重與張茂淵都是在那裡出生。這回「訪古」，張愛玲有沒有同去，不得而知。
不過第一次明確地披露了張愛玲天潢貴胄身世的人，的確是胡蘭成，但也只是在《評張愛玲》里一筆帶過：
「和她相處，總覺得她是貴族。其實她是清苦到自己上街買小菜。然而站在她跟前，就是最豪華的人也會感受威脅，看出自己的寒傖，不過是暴發戶。這決不是因為她有著傳統的貴族的血液，卻是她的放恣的才華與愛悅自己，作成她的這種貴族氣氛的。
貴族氣氛本來是排他的，然而她慈悲，愛悅自己本來是執著的，然而她有一種忘我的境界。」
原本是夫子自道，不想卻惹惱了善妒的潘柳黛。
嫉妒是女人的天性，而張愛玲也實在太招人妒恨了，居然處處都比她強——文章比她好，當然這個她並不承認；身世比她尊貴，這個卻是著實惹惱了她的；更關鍵的，是交往的男人也比她認識的那些阿貓阿狗們有名氣。
這可真是叫張愛玲說中了：「一個女人，再好些，得不著異性的愛，也就得不著同性的尊重，女人們就是這點賤。」
——潘柳黛就是這點賤。
在《退職夫人自傳》里，潘柳黛洋洋得意地宣稱：「這一個時期，我有很多的男友，我不明白他們為什麼常常來找我。在這些男朋友里，有詩人、有新聞記者、有畫家、有小說家、有理論家、有不上舞台的戲劇家、有沒有作品的作家……」——但是這些人里，顯然沒有一個比胡蘭成更有名。
她且自詡：「我在上海文化界的地位，彷彿隨著天氣，一天比一天有名了。我認識了許多有名的人，有當時的達官，新貴，和舞台上數一數二的紅女伶，銀幕上熠熠刺人的明星。我幾乎每天都要出席一個以上的宴會，在那些宴會裡我總是身份最高貴的，惟一的執筆桿的小女人。」——這些宴會，顯然張愛玲沒有參加，一則張愛玲懶於應酬，極少拋頭露面；二則凡有張愛玲出席的宴會，也就輪不到她潘柳黛出風頭——看看這年三月十六日下午《雜誌》舉辦的女作家聚談會實錄就知道了。
聚談會在新中國報社社宅舉行，一座洋式住宅的石階上，圓圓地放著十來張椅子，主持人是《雜誌》的魯風、吳江楓，參與者有張愛玲、蘇青、關露、潘柳黛、汪麗玲、吳嬰之、譚正璧、藍業珍，喝著茶，磕著瓜子，不拘形式，隨便地談著。
也就在這次會上，張愛玲說自己的第一次作品是發在一九三八年英文《大美晚報》上的個人歷險，而第一篇中文作品是《我的天才夢》。她以為「女人的活動範圍較受限制，幸而直接經驗並不是創作題材的惟一泉源。」「好的作品裡應當有男性美與女性美的調和。女性的作品大都取材於家庭與戀愛，筆調比較嫩弱綺靡，多愁善感，那和個人的環境教育性格有關，不能一概而論。」至於取材，則是「也有聽來的，也有臆造的，但大部分是張冠李戴，從這裡取得故事的輪廓，那裡取得臉型，另向別的地方取得對白。」
她說話不多，然而一句是一句，言之有物，擲地有聲。問到「最喜歡的女作家」這個問題時，明明白白地說「最喜歡蘇青」。「踏實地把握生活情趣的，蘇青是第一個。她的特點是『偉大的單純』。經過她那俊潔的表現方法，最普通的話成為最動人的，因為人類的共同性，她比誰都懂得。」
而蘇青也說：「女作家的作品我從來不大看，只看張愛玲的文章。」
潘柳黛坐在一旁，焉得不惱？如何不驚？
她記起與蘇青一起去張愛玲家做客的情形，當時她是怎麼樣地嘲笑譏諷張愛玲的裝腔作勢，她曾向蘇青饒舌，而蘇青亦是無可無不可地附和著的，於是她以為蘇青同自己是一路。卻原來不是！蘇青居然「只看張愛玲的文章」。那不消說，大抵自己背後詆毀張愛玲的話，蘇青也是不贊成的、甚至可能透露給張愛玲的了。
一個人恨另一個人，往往並不是因為對方做了對不起自己的事——可能恰恰相反，是因為自己先做了有負對方的事情，預料對方是會知道而且會被得罪，於是先就把對方當作假想敵，恨起他來。
潘柳黛便是這樣莫明其妙地同張愛玲結了梁子。
「女作家聚談會」完整的談話記錄刊登在一九四四年四月《雜誌》第十三卷第一期，滿城爭說的，卻只是「張愛玲」三個字；緊接著五月號《萬象》上迅雨的評論與《雜誌》上胡蘭成的文章同期登場，更是掀起一股「張愛玲熱」。
潘柳黛終於發彪了。
她痛恨張愛玲的引人注目，痛恨胡蘭成對張愛玲的青目，更痛恨張愛玲的高貴，這心理就好比賈環明知不如寶玉，卻又偏自取其辱地處處要同寶玉比，並且給自己找了個理由：「欺負我不是太太養的。」
一個妒忌的女人是不可理喻的，可以把對別人的尊重與友誼一起當炮彈射出去，哪怕陪葬了自尊也在所不惜。她不顧撕破麵皮，寫了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