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靈魂行走在愛情的荊棘路上，孤獨地行走著，舉步維艱，尋找一條不受傷的捷徑。我沒有找到，張愛玲也沒有找到；我沒有替張愛玲找到那捷徑；我的靈魂在哭泣。
張愛玲不哭。她選擇了自己要走的路，便已決定面對荊棘。她是坐在水晶球里看未來的預言者，並且早已在《紅玫瑰與白玫瑰》里為自己寫下了愛的預言：
「也許每一個男子全都有過這樣的兩個女人，至少兩個。娶了紅玫瑰，久而久之，紅的變了牆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還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飯粘子，紅的卻是心口上的一顆硃砂痣。」
她把人情世故看得這樣透，惟獨不能看穿她自己——或者，她把自己也看透了，卻不能左右。
他和她相遇。兩個世故而精刮的人。
他的世故在心裡，她的世故全寫在臉上了。然而她的心底無助而渴望激情，他的臉上則充溢著過分的熱烈，那刻意製造的返樸歸真恰恰是一種矯飾和偽裝。
他們都是這樣在意「活著」的人，但她的熱情是旁觀，他卻是充滿了興頭要參與。他曾說過：假如她是個男人，他也一定會來找她，所有能發生的關係都要發生。
他喜歡將她抱在膝上，輕輕撫摸她，嘆息：這樣好的人，可以讓我這樣親近。
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五日出版的《新東方》上，有一篇胡蘭成的評論文章《皂隸、清客與來者》，高度評價了張愛玲的《封鎖》，這是他與她的第一次公開「牽手」，在某種意義上亦可說是一種預言——
「張愛玲先生的《封鎖》，是非常洗鍊的作品。在被封鎖的停著的電車上，一個俗不可耐的中年的銀行職員，向一個教會派的平凡而拘謹的未嫁的女教員調情，在這驀生的短短一瞬間，男的原意不過是吃吃豆腐消遣時光的，到頭卻引起了一種他所不曾習慣的惆悵，雖然僅僅是輕微的惆悵，卻如此深入地刺傷他一向過著甲蟲一般生活的自信與樂天。女的呢，也戀愛著了，這種戀愛，是不成款式的，正如她之為人，缺乏著一種特色。但這仍然是戀愛，她也仍然是女人。她為男性所誘惑，為更潑辣的人生的真實所誘惑了。作者在這些地方，簡直是寫的一篇詩。
我喜歡這作品的精緻如同一串珠鏈，但也為它的太精緻而顧慮，以為，倘若寫更巨幅的作品，像時代的紀念碑式的工程那樣，或者還需要加上笨重的鋼骨與粗糙的水泥。」
《封鎖》是張愛玲與胡蘭成相識相見的「媒妁之言」，而胡蘭成在這篇文章里對《封鎖》的解讀，則太像是一篇比擬二人關係的寓言：一個過著甲蟲生活的男人在封鎖時期吃吃豆腐消遣時光，而一個沒有戀愛經驗的女人被這潑辣的人生的真實所誘惑了。然而一旦封鎖解除，電車照開，兩人分道揚鑣，這一段愛情插曲也便無疾而終。
冰雪聰明的張愛玲是水晶心肝玻璃人兒，她看了這篇文章，不會毫無所感的吧？
後人公推傅雷在《萬象》五月號上發表《論張愛玲的小說》是有關張愛玲評論文章的第一篇，並認為張愛玲《自己的文章》是對傅雷的回應，這主要是由於柯靈的《遙寄張愛玲》的誤導：
「《萬象》上發表過一篇《論張愛玲的小說》，作者『迅雨』，是傅雷的化名，現在已不成為秘密，這是老一輩作家關心張愛玲明白無誤的證據……張愛玲的反應，是寫了一篇隨筆，遠兜遠轉，借題發揮，實質是不很禮貌地回答說：『不！』很久以前，文壇上流行過一句玩笑話：『老婆人家的好，文章自己的好。』張愛玲這篇隨筆的題目，就叫做《自己的文章》。」
然而《皂隸、清客與來者》叫我們知道，胡蘭成評張愛玲，還在傅雷之前，早了兩個月。而張愛玲的《自己的文章》，與其說是回應「迅雨」的評論，勿寧說是對胡蘭成說「不」，且看：
「一般所說『時代的紀念碑』那樣的作品，我是寫不出來的，也不打算嘗試，因為現在似乎還沒有這樣集中的客觀題材。我甚至只是寫些男女間的小事情，我的作品裡沒有戰爭，也沒有革命。我以為人在戀愛的時候，是比在戰爭或革命的時候更素樸，也更放恣的。戰爭與革命，由於事件本身的性質，往往要求才智比要求感情的支持更迫切。而描寫戰爭與革命的作品也往往失敗在技術的成分大於藝術的成分。和戀愛的放恣相比，戰爭是被驅使的，而革命則有時候多少有點強迫自己。真的革命與革命的戰爭，在情調上我想應當和戀愛是近親，和戀愛一樣是放恣地滲透於人生的全面，而對於自己是和諧。」
這裡特地將「時代的紀念碑」標了雙引號，因為是明明白白地套用了胡蘭成的字眼並予以反駁，並非對準傅雷，也沒有「不很禮貌」的意思，更非「遠兜遠轉」，依我說倒是頗為「直截了當」、「理直氣壯」的。
而且這篇文章發表於《新東方》一九四四年五月，從時間和媒介上也更合乎情理——是看了三月《新東方》胡蘭成的《皂隸、清客與來者》做出的反應。如果是回覆傅雷，大可在《萬象》上予以回覆，總不成柯靈不給她說話的版面吧？
至於題目叫做《自己的文章》，也未必是因為柯靈所說的「老婆人家的好，文章自己的好」，倒有可能是同蘇青開的一個玩笑，因為蘇青早在一九四三年十月已於《風雨談》第六期發表過一篇《自己的文章》。所以張愛玲的這篇稿子，很有可能是照搬了蘇青的題目，遊戲筆墨的意味佔了很大比重，是夫妻朋友間的一個文字遊戲。與傅雷無干，更與柯靈無干，實在是旁人自做多情了。
蘇青是張愛玲與胡蘭成的介紹人，他們倆的交往瞞著全世界，卻不瞞蘇青與炎櫻。胡蘭成在雜誌上評論愛玲，她或許拿著那雜誌又笑又罵地同蘇青議論過，又借了蘇青的一個標題寫了篇回覆文章——這三個人之間常相往來，以文會友，戲謔無拘，把報刊當自家客廳鬥鬥嘴取取樂也是很可能的。若然不信，將胡蘭成的《談談蘇青》和張愛玲的《我看蘇青》比並著看就知道了。
蘇青曾在《天地》創刊號上寫了《論言語不通》，而胡蘭成接著在第二期里寫了《「言語不通」之故》；第六期里張愛玲和蘇青各寫了一篇《談女人》，彼此應和，這就像張愛玲和胡蘭成曾經各寫過一篇《中國人的宗教》一樣，是較技，也是唱和；十八期上登了張愛玲的《雙聲》，是她與炎櫻的談話記錄，但是彷彿怕對不起蘇青似的，同期又發了《我看蘇青》……
還有一個輔證，是《新東方》五月號在發表張愛玲《自己的文章》同時，還發了一篇胡蘭成的短文《瓜子殼》。在這篇文章里，他一改平時犀利理性縱論天下的文風，竭盡調侃之能事，寫了篇極輕巧精細的小文章：
「我是喜歡說話，不喜歡寫文章的。兩個人或者幾個人在一道，隨意說話，題目自然會出來，也不必限定字數，面對面的人或是摯友，或是仇敵，親密或者泛泛之交，彼此心中雪亮，而用語言來曲曲表達，也用語言來曲曲掩飾，有熱情，有倦怠，有謙遜，有不屑，總之有濃厚的空氣。倘是兩個十分要好的人在一道，於平靜中有喜悅，於親切中有一點生疏，說的話恰如一樹繁花，從對方的眼睛裡可以看出最深的理解和最高的和諧。又倘是夾在一些不相干的人群里，他知道自己是為誰而說話，知道有誰是在替他辯護，也有一種高貴的感覺……
然而寫文章，是把字寫在白紙上，沒有空氣沒有背景，所以往往變成自說自話。那麼把談過的記錄下來怎樣呢？記錄下來也不過是瓜子殼，雖然撒得一地，可是瓜子仁已經吃掉了。然而又非寫不可，好吧，就拿瓜子殼出來待客。」
胡蘭成在《今生今世》里一再說自己的作文受了張愛玲的影響，彷彿在吃張愛玲的唾沫水，從這篇「習作」中已可以看到端倪。
這是他剛認識張愛玲三個月寫的文章，是在努力地學習「張愛玲的風氣」，連立意也是張愛玲給的——因同月《萬象》上載的張愛玲長篇小說《連環套》里，剛好有一句：「照片這東西不過是生命的碎殼；紛紛的歲月已過去，瓜子仁一粒粒咽了下去，滋味各人自己知道，留給大家看的惟有那滿地狼藉的黑白的瓜子殼。」
胡蘭成大概很為這句雋秀的比喻喝彩，遂延展開來，寫了《瓜子殼》自娛，同時也是「曲曲表達」：他同她在一起，是「平靜中有喜悅，親切中有一點生疏，說的話恰如一樹繁花」，他們之間，有「最深的理解和最高的和諧」。文中且說：「一次和一位朋友說：你的那一篇關於中國人的宗教文章我讀了，不知怎的我的心只是往下沉，有一種淡淡的哀愁與深刻的不愉快。」——這「朋友」是誰，呼之欲出。
一面學習著張愛玲的技巧，另一面便對張愛玲的作品做出更深刻的評析——是對迅雨的回應，還是因「她的文章人人愛，好像看燈市，但我覺得他們總不起勁」，所以要聞雞起舞，讓眾人明曉她的好？
《雜誌》五、六月分期連載了胡蘭成長達萬言的評論文章《評張愛玲》，文中說：
「這故事（《傾城之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