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市青年路中心有一棵樹，一棵百歲高齡的桃樹。
2000年10月2日，一個少婦把一個4歲的小男孩從自行車后座上抱下來，她對小男孩說：「旺旺，你在這棵樹下等媽媽，媽媽去廁所，馬上回來。」
小男孩坐在樹下的石頭護欄上說：「好的。」
10分鐘後，少婦回來了，小男孩卻不見了。少婦臉色煞白，站在樹下詢問過路的人，半小時後，驚慌失措的家人紛紛趕到，他們報了警，拿著孩子的照片去附近的路口以及車站和碼頭詢問。警察在調查中得知小男孩被一個女人帶走了，少婦聽到這消息就癱軟在地上，圍觀的群眾把她扶起，有的好心人建議她去寫尋人啟事貼在街頭。過了一會兒，少婦在眾目睽睽之下脫掉襯衣，咬破手指，用自己的血在衣服上寫下一份尋人啟事，掛在了樹上。
圍觀的人越來越多，這個只戴著乳罩的女人，終於號啕大哭起來。她像瘋子一樣坐在地上攥著拳頭，發出聲嘶力竭的呼喊，一陣陣撕心裂肺的痛使她的聲音變調，她說出的話更加凄慘駭人，那段話足以讓每一個母親落淚：
「我的兒子丟了，哎呀，我該怎麼說呢，老天爺，沒了，是個女人拐走的，人家說看見了。我給人家磕頭，磕一百個、一千個、一萬個，求求你了呀。哎呀，刮大風啦，天冷了，我的兒子還只穿著一件小夾克。旺旺，你到底在哪兒啊，我能聽見你的聲音，你哭，你笑，喊我媽媽。我的兒子呀，被人販子抱走了。人販子，我吐唾沫，該千刀萬剮下地獄的人販子。一個女人，偷人家孩子，我剝你的皮，抽你的筋，喝你的血，剁你的手指頭，你真該死！該死！該死！那是我身上掉下的肉呀，他只有4歲。不不不，我說錯話了，你大慈大悲，把我的孩子還給我，好不好？沒有他，我活不下去。你也是個女人啊，抱人家小孩子，還有良心嗎？你要把孩子賣錢，我願意出十倍的錢，一百倍的錢，把我的孩子買回來。告訴我，我的旺旺在哪兒，我願意在地上爬，我要爬到孩子身邊。我願意賣房子，貸款，錢全部給你，只求你別傷害孩子，別要孩子身上的器官。求求你了，你這萬惡的女人，你會下地獄，下地獄……」
第二天，她又站在樹下，神情獃滯，彷彿一夜之間老了十歲。一連幾天，路過的人都看到一個女人對著樹自言自語，她像一個蒼白、獃滯、陰森的幽靈。有時，推著平板車賣核桃糕的人從她面前走過，她就會發出一連串惡毒的咒罵，但是因為嗓子嘶啞，誰也聽不清楚她在說什麼——她已經瘋了。
半個月以後，在華城火車站廣場，一個老乞丐用鐵鏈牽著一個小男孩乞討，小男孩卷著褲腳，腿上有三個觸目驚心的爛瘡，蒼蠅繞著他嗡嗡亂飛。
半個月前，這個小男孩還在幼兒園，他所有的本事就是唱幾首歌，背幾個數字，講一個簡單的故事。他和所有孩子一樣，有著像蘋果一樣的小臉和像小鳥一樣的嗓音，用小鏟子在地上挖一個坑，發現一隻蚯蚓就會高興地跑去告訴媽媽，喋喋不休，對著媽媽的耳朵興奮地說一些誰也聽不懂的話，然後他所做的就是抱著玩具熊在沙發上睡著。醒了，卻不想吃飯，儘管他只有4歲，但是他會抬著小臉很認真地說，媽媽，我都十幾年沒有吃過冰激凌了。他有他的小火車，有飛機和軍隊，他統治著天上所有的星星以及地上所有的花朵，也就是說，統治著幸福和快樂。
當一個孩子和一隻狗融為一體，同時在你面前活動，本應該戴著項鏈的脖子卻系著鐵鏈，眼窩深陷，他的目光已經由驚恐變成了獃滯，他不說話，不再笑，甚至不敢哭，他就那樣跪著乞討；當這個面黃肌瘦、骨瘦如柴、滿身塵土、衣服破爛、蓬頭垢面的孩子，就這樣猝不及防出現在你的視線里——即使是在陽光之下，這個孩子告訴我們的是：黑暗是存在的。
一個兒童跪在地上，陳述的是全人類的罪惡。
根據公安部報告，2004年，共破獲拐賣兒童案1975起，解救拐賣兒童3488人。這僅僅是破案的數據，是冰山一角，在海水之下還有更多不為人所知的內容。天下沒有什麼事情，比一個媽媽失去自己的孩子更加殘酷。人販子拐賣一個孩子，就等於毀滅了三四個家庭，多少失去孩子的父母從此精神失常，多少爺爺奶奶外公外婆從此一病不起？
我國對於拐賣婦女兒童罪處以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刑偵一號大案主犯白寶山因為盜竊幾件衣服就被判了四年徒刑；馬清秀犯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五年，馬清秀涉案金額達931萬元（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最高量刑是五年）。
我們不禁要提出疑問，現行法律的天平是否傾斜了呢？
天平的兩端，有時是否過輕有時是否過重呢？
不僅如此，我們還要對每一雙光著的腳提出疑問，為什麼沒有鞋子？只需要從衣衫襤褸的洞里深入細察一下，就會發現一個苦難的世界。
我們應該正視這些，因為這正是我們自己製造出來的。
那個人販子，那個女人就是古麗。
庫班鋃鐺入獄之後，古麗就帶著巴郎四處流浪。她想過工作，可是沒有找到工作，她想去監獄看看庫班，但是又打消了這個念頭，因為她也參與了販毒和盜竊銀行。在顛沛流離的日子裡，她懷念家鄉的葡萄架和棉花地，想念從前的平淡生活。最終她覺得自己走投無路了，這個心如蛇蠍的女人把自己的兒子賣給了山西的一戶農民。
當時，古麗拿著錢，走到村口的老槐樹下的時候，放了個屁，她咯咯地笑了，笑著笑著又哭了。
她返回那戶人家，老實巴交的買主——那個家徒四壁的農民——問她怎麼又回來了。她說：「捨不得孩子，我再和孩子說幾句話。」她把巴郎摟在懷裡，在他耳邊悄悄說：「十天之後，你從他家偷偷跑出來，我在村口的那大槐樹下等你，我再把你接走，記住了嗎？」
巴郎若有所悟地點點頭。
這種使人人財兩空的把戲她只玩過三次。第二次，她把巴郎賣到了貴州，幾天後她帶著巴郎逃跑的時候，一整個村子的人都打著火把在後面追她。第三次，她把巴郎賣給了華城的一個老漢，老漢叫阿帕爾，乞討為生。
這裡要簡單說明一下，在華城、深圳等發達城市，都有一大批職業乞丐，以深圳、上海賓館公共汽車站附近的乞丐為例，幾位來自河南的叫花子只要看到交通燈變成紅燈，就會喊一聲：「燈紅啦，快上！狠要，燈一綠就沒有啦！」他們向等候紅燈的車輛不停作揖討錢，他們每個人一天的收入在70元左右，一月2000元。這個數字對農民來說是很誘人的，所以不斷地有人加入這個群體，有的一家幾口人共同出來乞討，甚至有一整個村子的村民結隊乞討。
阿帕爾就是一個職業乞丐。
最初他拄著一根木棍，端著破茶缸，走街串巷，收入甚微。後來他從家鄉帶來一個殘疾兒童，一個嘴歪眼斜流口水的女嬰，每天就是坐在幼兒園門口。幼兒園門口確實是最佳乞討的所在，接送孩子的家長很容易將對自己孩子的愛轉化成對這「爺孫倆」的同情。
1999年，也就是菊花一元硬幣發行的那一年，阿帕爾每個月都要去銀行兌換兩箱子硬幣。一箱子一元的，嶄新鋥亮，每一枚硬幣上都有一朵菊花；一箱子五毛的，黃燦燦的，散發著金子似的光芒。
2000年4月，他的搖錢樹——病嬰死掉了。9月下旬，古麗將巴郎以4000元價格賣給了他，他對巴郎感到失望，因為巴郎太健康了，年齡也有點大，他向古麗表示願意出高價買一個4歲以下的孩子。10月6日，古麗將一個哭哭啼啼的孩子帶來了。
在阿帕爾的住所，華城天河區的一個出租屋裡，他和古麗有過這樣一段對話：
阿帕爾搖著頭說：「這孩子我不能收。」
古麗問：「為什麼？」
阿帕爾說：「他穿得太乾淨了，你看看，這衣服，這鞋子，這胳膊和手都太嫩了，你從哪兒偷來的？孩子父母還不找瘋了，他們會找上來的，會打死我。」
古麗兩手做一個掰東西的手勢：「你可以弄殘他。」
阿帕爾說：「喪天良的事，不能幹。」
古麗說：「你心眼不壞。」
阿帕爾說：「除非你賤賣。」
古麗說：「你說個價。」
阿帕爾說：「4000，看在老鄉的面子上。」
古麗說：「成交，給錢。」
阿帕爾說：「給啥錢啊，咱倆扯平，你把巴郎領走，這孩子留下。你的小巴郎，他不跟我上街討飯，嫌丟人，還拿把小刀子，捅我，一天到晚在外面玩，餓了就回來吃飯，你還是領走吧。」
古麗罵道：「阿囊死給（髒話），過幾天我把巴郎帶走。」
當天晚上，下起小雨，阿帕爾坐在小圓桌前喝酒，他教孩子喊爺爺，孩子不喊，他就用拐棍敲著地面說，「以後我就是你爺爺。」
巴郎哼著歌曲回來了，抓起桌上的煮羊蹄就啃，他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