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要是把德宗李適放在整個唐朝歷史上來看，說他是一個幸運的皇帝並不為過。儘管從他即位以來，國內的藩鎮之亂就沒有消停過，而窮凶極惡的吐蕃人也從未停止過對邊境的襲擾，整個國家內憂外患，時局不可謂不艱危，可事實上李適並不缺乏與歷史博弈的資本，進而言之，他所擁有的資本完全有可能使他成為李唐的一代中興之主。
他的資本事實上就是人才——武將如李晟、馬燧、渾瑊，文臣如李泌、陸贄。
尤其是像李泌、陸贄這樣的棟樑之材，把他們隨便放在歷史上哪一個明君身邊，他們都有可能成為名垂青史的一代賢相。
然而他們終究沒有。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恐怕是因為德宗皇帝的修行還遠遠夠不上一個明君的標準，甚至十不及一。德宗李適一生中唯一值得稱道的地方就是他登基之初的那一番雄心壯志，可如此心志之所以會橫遭挫折並且迅速地偃旗息鼓，除了歷史積習和制度缺失等客觀原因之外，主觀因素就是他的促狹、猜忌、所用非人而又執迷不悟。比如重用盧杞便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一次失敗，可直到一切都已塵埃落定的貞元四年（公元788年），曾經的用人得失和成敗利鈍都已相對明朗的時候，德宗李適在一次與李泌的談話中卻仍然在強調：「盧杞忠貞清廉、剛強耿介，人人都說他奸，朕卻不這麼認為。」
李泌的回答是：「人人都說盧杞奸，只有陛下不覺得他奸，這正是盧杞所以姦邪的證明。假如陛下早發現他奸，何至於有建中年間的諸藩之亂？盧杞傾泄私憤，誣殺楊炎，將顏真卿排擠到死地，最後又激怒李懷光，迫使他叛變，幸虧陛下把盧杞流放到遠方，否則大禍如何能止？」
李適不以為然地說：「當年的楊炎簡直把朕當成了小孩子，每次議論大事，朕准了他的奏議，他就高興；與他辯論，他就怒氣衝天，以辭職相要挾。看他的意思，就是朕不配與他談論！朕無法忍受，才把他除了，此事與盧杞無關。建中之亂，術士早有預言。說起來這也是天命，盧杞哪有那麼大的力量招致禍亂？」
李泌毫不客氣地說：「要是把一切都歸於天命，那教育、行政、司法，就全都沒用了。」
這場談話顯然並未扭轉李適對盧杞的看法。而更讓人感到遺憾的是，在李泌擔任宰相的一年十個月里，李適始終沒有從他身上學到半點識人用人的原則與方法，更談不上什麼治國興邦的智慧和韜略。
李泌這個人出道很早，是玄、肅、代、德四朝元老，可他一生崇尚出世無為的老莊之道，視功名富貴如敝屣，所以在肅、代兩朝數度堅辭宰相之位，並且最終遠離朝堂，長年隱居于衡山。不知道為什麼，在貞元三年六月他終於同意德宗的請求，出任宰相，可當時他已經是六十七歲高齡。即便他想把當年肅宗和代宗求之不得的智慧和心力全部貢獻給幸運的德宗皇帝，可上天卻沒有給他更多的時間。貞元五年三月，李泌便與世長辭。雖然執政的時間很短，可李泌在任期間卻做了許多意義重大的事，從而在相當程度上保證了貞元年間帝國總體形勢的和平與穩定。
李泌的重大舉措涉及經濟、軍事、外交、內政等多方面：貞元三年七月，命各道及州縣將正常的政府稅收之外所有的非法聚斂悉數革除，緩解民生困難；同月，下令邊防戍卒開荒屯田、自力更生，目的是解決軍費嚴重不足的問題；八月，向德宗勸諫，消除了他對太子李誦的猜忌，成功化解了一場廢立風波；九月，力諫德宗，聯合回紇與南詔共同對抗吐蕃，減輕了帝國邊境線上的軍事壓力；貞元四年十一月，設置徐泗濠節度使（治所在徐州），以保障帝國的生命線（江淮漕運）不受平盧（李納轄區）等藩鎮的威脅。
而在所有這些事情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李泌在拜相當月，成功消除了德宗皇帝與平叛功臣之間的互相猜忌，從而避免了一場新的叛亂。
貞元三年，也就是在諸藩之亂初定、大唐帝國的馬車剛剛擺脫傾覆的危險時，德宗李適就迫不及待地卸下了那兩個質地堅固的車軲轆，一個是李晟、一個是馬燧。這兩個人的功勞實在太大了，大得讓皇帝時刻感受著「尾大不掉」的危險。李適真怕他們一轉眼又變成李希烈和李懷光，所以在這一年三月和六月先後卸掉了他們的兵權，把他們召回朝廷享受天子的尊崇和禮遇。
可這樣的尊崇和禮遇在李晟和馬燧看來卻著實有些恐怖。
因為他們也時刻感受著「兔死狗烹」的危險。
又一個麻稈打狼兩頭怕的局面已經形成。
又一場似曾相識的叛亂在令人不安的氣氛中悄悄醞釀。
有一個例子可以充分表明天子與功臣之間的這種緊張關係。那是李晟被剝奪兵權回到長安之後，京城的很多士民忽然紛紛議論起李晟的府第，說他的大宅中有一座大安園，說大安園裡有一座大安亭，說大安亭的四周有一片茂密的竹林。這則流言說到這裡實在是一點內容都沒有，可當李晟接著往下聽的時候，他突然在盛夏的陽光下驚出了一身冷汗。
人們說——假如李晟在這片茂密的竹林里埋伏一支奇兵，一旦抓住機會，不是很容易造反嗎？
對於世人這種驚人的想像力，李晟沒有辦法讓自己一笑置之。
因為他實在不敢保證天子是否也有這種驚人的想像力。
所以李晟當天就命人把竹林砍得精光，連只老鼠都藏不住。
可問題是——世人的想像力總是無窮的。
既然李晟家的竹林可以埋伏一支軍隊，那麼李晟家的每一個房間為什麼就不能隱藏幾名士兵呢？
為了終止這種無窮想像，也為了長安不再無意義地流血，李泌在拜相當月立即陪同李晟和馬燧入宮面聖。李泌直言不諱地對德宗說：「陛下既然讓我當這個宰相，那我今天就跟陛下做個口頭約定，可不可以？」
德宗說當然可以。
李泌說：「希望陛下不要加害功臣！臣蒙受陛下厚恩，才敢放膽直言。李晟和馬燧為帝國立過大功，聽說有人不斷散布謠言，雖然陛下一定不會信，但我今天仍要當著他們的面提出來，為的是讓他們二人不再疑懼。假如陛下把二人誅殺，恐怕宿衛禁軍和四方邊鎮的將帥都會扼腕憤怒，而且恐懼難安，那麼朝野之亂勢必隨時會發生。而今，李晟和馬燧無論財產還是地位都已臻於極至，只要陛下坦誠相待，讓他們感到身家性命均無可憂，國家有難就挂帥出征，天下太平就入朝參奉，君臣之間便能和睦安寧。所以臣希望陛下不要因二位大臣功高業偉就有所猜忌，而二位大臣也不要因為自己地位太高而心懷疑慮，則天下自然太平無事！」
聽完這一席話，德宗皇帝誠懇地表示接受。李晟和馬燧也當場泣下，起身拜謝。
當初的李懷光之所以對國家和個人前途喪失了信心，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朝堂上有一個盧杞那樣的宰相。
而今天的李晟和馬燧之所以沒有成為李懷光第二，很大程度上也要歸功於李泌這樣的宰相。
至於長安坊間那些善於製造並傳播流言的士民們，實際上也應該感謝李泌。
因為這則流言原本極有可能引發一場禍及整個長安的血光之災，卻被李泌的一番斡旋而僥倖地避開了。
可見，歷史上總有那麼一些時候，也總會有那麼一兩個人，的確是當得起「以一身系天下之安危」這句話。
尤其是在皇帝當不起的時候。
李泌的離世是德宗皇帝的損失，也是帝國的莫大損失。
然而，之所以說德宗是幸運的，是因為上天除了李泌之外，還給他準備了一位賢相。
他就是陸贄。
早在建中四年涇原兵變、天子流亡奉天的那段時間，陸贄就以一個普通翰林學士的身份擔起了一個宰相的職責。戡亂時期帝國政府的大政方針和軍事戰略事實上大多出自陸贄的籌劃。那些日子德宗皇帝對他言聽計從，《罪己詔》的頒布即是其中典型的一例，所以當年的陸贄被時人譽為「內相」，可以說是實至名歸、當之無愧。
但是，叛亂平定後德宗皇帝卻有意無意地疏遠了陸贄，甚至是遺忘了陸贄。
因為陸贄常常條陳前宰相盧杞的罪狀，這就讓德宗很不爽；而且陸贄言事每每率直激切，這又讓德宗感到他那寶貴的自尊心受到了傷害；加上一幫嫉賢妒能的朝臣時常在德宗耳邊嚶嚶嗡嗡，所以，即便兼有宰相之能、宰相之德與宰相之望，可陸贄自始至終沒有宰相之位。
時間一晃就到了貞元八年（公元792年），李泌之後的幾個繼任宰相在樂此不疲的相互傾軋中被德宗皇帝一怒之下全部貶出了朝廷。看著那張突然空出來須臾不可無人的宰相位子，德宗李適終於想起了與他共過患難的陸贄。
這一年四月，被排擠了十年之久的陸贄終於收到了天子給他的這份遲來的禮物。埋藏在心中多年的政治理想和報國熱情終於有了付諸實踐的機會，陸贄自然是全力以赴。就在拜相次月，陸贄就奏請德宗改革中央政府的官員選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