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沒有陳橋兵變的黃袍加身，趙匡胤也就不可能登上皇帝寶座。而一旦位居九五至尊之位，趙匡胤似乎不勝重負，有時甚至反映出某種極度的內在自卑。皇位，是天下人凝聚的焦點，也是野心家覬覦的對象。那看似高高在上的皇帝只要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從萬里雲端跌入萬劫不復的深淵。因此，趙匡胤的目光不得不時時機警地打量四周，防備難以預料的反叛。說到底，人是一種相當奇怪的高等動物，沒有本錢時對那高不可攀、目不可及的皇帝寶座想想都會頭暈；一旦擁有某種資本與實力以後，慾望就禁不住膨脹開來，正所謂「溫飽思淫慾」，「這山望著那山高」，總是不斷地做出一些登基的美夢；而一旦做了皇帝，又要時刻盤算怎樣才能坐穩皇位。這，恐怕是中國封建專制集權統治下的一種普遍心態。
趙匡胤自然也不能例外，他在黃袍加身後所採取的一系列政治策略莫不與如何坐穩皇位有關。他的聰明才智似乎全都用在了維持、鞏固屁股下面的天子寶座及趙家江山上，根本就沒有把天下的安危及百姓的幸福作為當權的終極目標，他的子孫更是繼承了這一衣缽。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皇袍加身這一轉折事件不僅決定、改變了趙氏命運，也決定、改變了宋朝三百多年及中華民族的命運。
不唯趙匡胤，中國封建社會的所有統治者又有幾人將國家的富強與民族的興盛放在了首位？他們的所作所為，無非就是個人的利益及家族的命運。封建統治即家族統治，改朝換代也是換湯不換藥。在幾千年漫長的封建統治中，專制集權的性質從未有過改變，變化的只是某些家族的興衰。不以國家、民族大局為重，只計較於個人的權勢與家族的私利，這是所有封建專制統治的特性，並非哪朝哪代、某一個人的「專利」。逆來順受的老百姓似乎也能「理解」，只是對那些將這種特性推到極致的統治者才予以唾棄，比如石敬瑭之流。
宋太祖雖也考慮收復失地、一統天下，雖也想著怎樣才能使得大宋帝國繁榮富強，但他放在首要位置的，仍是個人的利益——如何坐穩江山。
剛一上台，他就翦滅公開的反對派，爾後又以懷柔的手段，通過「杯酒釋兵權」的方式，將潛在的對手與隱性的反抗毫不留情地加以剿滅。杯酒釋兵權之後，他的統治是穩固了，但地方勢力頓時薄弱，異族入侵無以抵抗，將所有問題一股腦地推給了中央政府。從鞏固統治地位來說，杯酒釋兵權似無不可，但在四面皆敵的情況下就向自己的軍事力量「開刀」，宋太祖進行得也太早了一點，頗有一點風聲鶴唳、神經兮兮的味道。待到中華一統、天下太平之時，再來解除將領的實權，那才稱得上真正的謀略。
為了削除方鎮之權，防微杜漸，宋太祖將政權、軍權、財權全部集中於皇帝一人之手。過去，方鎮猶如一個半獨立的王國，擁有官員的豁免權。宋太祖一改過去的橫向管理模式，各路（省）官員，不僅由中央垂直管理，還直接由中央選派。宋太祖通過加強中央集權的方式，將政權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為了達到集權目的，增加皇帝威嚴，他不僅廢除宰相君前坐議之禮，還削弱、限制相權。宰相的民權、軍權、財權分別被參政知事、樞密院、三司分割，三者互不隸屬，互相牽制，無法溝通消息配合行動。比如說國家財政已經困難，而樞密院還要增兵；人民已經窮苦不堪，三司還在索取財賦。這種軍政分立、措置乖異的弱點，一遇戰爭更是暴露無遺。
為防大臣專權自重，宋太祖總是將一些實權部門一分再分，添設了不少新的機構，致使官僚機構臃腫，人浮於事，相互內耗，辦事效率極為低下。不少大事小事，最後都推到了他這個皇帝面前，非他親自拍板不可。宋朝雖設諫官，其職責卻悄悄地消失改變，由諫議君王成為專察臣子百官的御史，歷來所謂的「丞相聽天子，天子聽言官」之局面不再重現。皇帝的權威至高無上到了極點，幾乎無人可議無人可諫，大臣唯有偶爾以祖宗成法來稍稍規束一下天子。至王安石提出「祖宗不可法」後，皇帝也就變為真正的「天子」，無人可以監督，沒有任何法規能夠束縛。
宋太祖在政權、軍權收歸皇帝一人的同時，也將財權全部集於中央。過去方鎮所收賦稅，基本自留，送到朝廷的極少。這固然為地方官員聚斂財富中飽私囊提供了方便，有著一定的弊端，但地方的自主權與靈活性也相應地得到了發揮。宋太祖進行財政改革，詔令天下諸州，除留取規定的正常經費而外，其餘的將全部送交中央，不準占留。這一政策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制約地方勢力的作用，但當時的交通運輸、財政管理都無法跟上，還得增設相應的政府官員，造成的損耗難以估量。宋朝的財政收入與唐朝相比，增加了七八倍。但是，卻要供養一大批由政府派到各地的政府官兵及數目龐大的禁軍，由唐時的三千人養一官兵，變為三十人養一官兵。表面看來，宋朝的財政收入大大增加了，而實質上則大大減少了。即以宋英宗時期而言，國家財政年收入高達六千多萬，而官兵的費用就花去了六分之五。剩下的六分之一，朝廷還能幹些什麼？發達的經濟就這樣不知不覺地消耗於無形之中，宋朝的積貧積弱就這樣無可避免地成為定勢難以扭轉。因此，每當邊釁一開，國家財政無力，而地方財政又歸於中央，缺少早就勢力薄弱無所建設，仗還沒打，勝負就已見出分曉。
除開財政，軍隊的建設、管理更是宋朝屢屢敗北的根源之所在。
宋太祖杯酒釋兵權之後，表面看來，軍權已集中於皇帝一人之手，但還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只要擁有軍隊，就會存在領兵作戰的將領；而將領一旦博得部下的信任，控制了屬下的兵士，就有可能憑藉手中的力量防不勝防地發動軍事政變。要想從根本上解決將領擁兵自重的弊端，只有改革軍制才能達到目的。經過一番深思熟慮，宋太祖採取了建立樞密院與三衙並存的軍事體制。樞密院主管全國軍政，一應軍機要務，諸如掌握兵籍、控制虎符、調動軍隊等，都在主管之列。為了制約武將，樞密院的最高長官樞密使卻由不懂軍事的文官擔任。三衙，指殿前都指揮使司、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司、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司，它們平時侍衛皇帝，負責儀仗，宿衛京師，或到外地更番戍守。三衙平列分立，全都擁有兵權，卻沒有調動軍隊的權力。也就是說，樞密院屬務虛的軍事機構，它擁有調兵大權，卻沒有可以指揮的士卒；而三衙有軍隊，卻無調兵大權。樞密院有權無兵，三衙有兵無權，它們相互制約，誰也別想擁兵造反。而真正的軍隊指揮大權，最後全都歸於皇帝一人。為了防止類似自己的「黃袍加身」事件出現，趙匡胤真是處心積慮到了極點。
不僅如此，趙匡胤還加強了禁軍的建設。宋初的軍種共有三類，一是鄉軍，二是廂軍，三為禁軍。鄉軍不屬職業軍隊，戰時為軍，平時務農，實質上就是民兵；廂軍即各州鎮的地方部隊，他們雖然龐大，但武器裝備、兵員素質較差，戰鬥力相當薄弱；禁軍過去基本上是皇帝的近衛軍，主要負責皇帝的個人安全，而趙匡胤卻在後周的基礎之上將禁軍整編為國家的正規部隊，變為一支力量強大的中央軍及核心力量，由三衙統領，擔負著守衛京師、保護皇帝、戍守邊疆、對外作戰的重要任務。因此，趙匡胤只要將禁軍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基本上就可以高枕無憂了。
禁軍數目，據《歷代名臣奏議》所載：「太祖即位初年，國家共有十二萬，」而到開寶後期，就發展到三十八萬了。這些禁軍，平時大都拱衛在無險可守的首都汴京。可以想見，這支只顧消費、沒有生產的職業化軍人集團將給京城造成多大的壓力，也就難怪宋太祖提出遷都之議了。
趙匡胤早年討厭讀書習文，專鶩練功習武。可當他執掌政權後，卻在全國上下，號召人們重文輕武：「我欲使武臣盡讀書，使知為治之道。」這固然與馬上得天下不可馬上治天下有關，但更重要的，還是擔心人們重武，會危及他的政權統治。宋太祖不僅以文臣主管州事，還用文官控制武將。對此，他曾說道：「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我現在選派能幹儒臣派往天下各州，即使這些人全部貪污腐化，也沒有一個武臣危險。」而問題的關鍵是北有虎視眈眈的契丹遼國，如果重文輕武成為一種風氣與時尚，誰還願意當兵打仗？軍隊哪來旺盛的鬥志與強大的力量？
在軍隊的具體管理上，宋太祖的一些措施也弊端多多。
過去，禁軍全部屯駐京師，自宋太祖將其改造為王朝的主力部隊後，不得不採取「內外相制」的辦法分地駐軍。主要威脅來自契丹，他就將禁軍約百分之六十六的兵力屯駐北方，百分之七駐紮南方，百分之二十七守衛京師。為了將軍權完全集於皇帝一人之手，趙匡胤還創立了「更戍法」：除守衛殿前的諸班外，所有其他禁軍都要按期輪換到某地戍守，將領自然也要不斷調換。常常是某位將領剛剛調到某軍，還沒有達到官兵相熟的程度，很快就被調往別處了，「兵無常帥，帥無常兵」。宋太祖的目的所在，就是防止將領動亂。要想叛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