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宗趙光義在消滅北漢——「十國」中的最後一國之後，五代十國的分裂局面就此結束，黃河、長江兩大流域重歸一統，有宋一代的版圖就基本上奠定下來了。然而，還有西南的大理、吐蕃，西北的高昌、党項，北方的契丹遼均在宋朝版圖之外，它不僅沒有漢唐的遼闊，就連秦、晉時期的規模也未能恢複。宋朝充其量只能算是一個中原統治集團，在趙光義收復北漢後其領土即達至頂點，此後便在周邊少數民族的不斷蠶食中日漸萎縮，南宋時更是淪落為一個地方性政府或割據政權。
國家的強盛與領土的遼闊常構成一種正比例關係，宋朝的積弱與版圖的不斷縮小息息相關。
縱觀中國古代歷史，還沒有哪個統一王朝像宋代那樣一開始就瀰漫著一股柔弱、僵化與衰亡的氣息。宋王朝似乎沒有過上一天安穩日子，總在外敵的逼迫下氣喘如牛，就更不用說出現漢朝的文景之治、盛唐的貞觀之治了。每當我們回望這一時時講和、處處挨打卻又延續了三百多的腐朽王朝時，就會不由自主地感到一股深深的屈辱、沉重、壓抑與悲憤。只要能夠，我總是匆匆跳過這段令人喪氣而難堪的歷史。
追本溯源，宋朝的禍根早在後唐就已種下。
公元936年，後唐節度使石敬瑭為了實現自己的野心，取得遼國的支持建立後唐政權，竟將河北、山西一帶的幽雲十六州拱手割讓給契丹貴族，恬不知恥地做起了兒皇帝。契丹遼王耶律德光在冊封石敬瑭的文表中說：「我對待你，就像對待兒子一樣；你對待我，就像對待父親一般……願我們永遠結為父子之邦。」兒子石敬瑭時年四十五歲，而父親耶律德光卻只有三十五歲，這樣的父子關係也可以稱得上是一個世界奇觀，進入「吉尼斯大全」了。為了表示孝意，石敬瑭每年必獻帛三十萬匹，還經常派遣使者奉送金銀珍寶及各種飲食。他的無恥就連閱讀史書的後人都感到無地自容，也不知他當時是一種怎樣的畸變心態。看來中國的「漢奸」可謂歷史悠久、源遠流長，且隊伍不斷茁大，發展至現代的抗日戰爭時期，漢奸總數高達二百多萬。這真是一個龐大且令人汗顏的黑色數字，我們腳下的這塊土壤為何如此「盛產」漢奸？這實在值得我們深思。
石敬瑭為求一時之歡不擇手段，卻將一顆艱澀難以消化的苦果留給了後人。石敬瑭將幽雲十六州共約十二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及其資源拱手送給異族契丹，在冷兵器時代能起阻擋之效的萬里長城頓時失去作用，遼軍可輕而易舉地進入中國本土。從新劃定的邊界到宋朝首都開封，五百公里的距離全是一馬平川，不僅沒有廣闊的天然屏障，就連一個險要的關隘也沒有。門戶完全洞開，遼軍鐵騎可隨心所欲、自由自在地縱橫馳騁，中原大地，真的成了一塊「逐鹿」之地。
幽雲十六州對每一個中原政權來說，都是一塊決定其生死存亡的黃金寶地。得之則政權穩固，失之則危如累卵。因此，從後周開始，就與遼朝圍繞這塊領土展開了激烈的爭奪。周世宗北伐契丹，在收回了其中的瀛、莫二州後不幸病故。宋太祖雖然統一了中原及江南，但歷史上長期由漢人聚居、與中原政權休戚相關的幽雲十六州卻一直控制在遼朝手中，京城汴都處於遼朝的直接軍事威脅之下。遼宋對立，實際上構成了中國古代第二次南北朝並存之勢。宋朝只有全力攻佔幽雲地區，將邊界推進到長城以北，恢複長城防線的屏障作用，才能從根本上擺被動局面。宋太祖時時想著恢複前朝版圖，然而，卻在征伐契丹南部分裂政權北漢時就暴死宮中。宋太宗趙光義繼位後，剛一收復北漢，緊接著就開始對遼用兵。雖也取得了一些勝利，但都是局部的、暫時的，總起來說，是敗多勝少。特別是高梁河之戰和雍熙北伐兩次慘敗，宋軍幾乎損失了所有精銳。以此為轉折，宋朝不得不變主動的進攻而為消極的防禦，國勢日蹙國力日弱，直至徹底衰亡為止，宋朝的外交史上也沒有出現過一次揚眉吐氣、像模像樣的美好日子。
如果周世宗柴榮不是突染重病英年早逝，在攻取兩州的情況下乘勝前進，幽雲十六州或許早就收歸中原政權了。然而，在後周政權成功地過渡為宋朝之後，趙匡胤卻未能立即施行周世宗北伐契丹、收復幽雲地區的戰爭方略。他雖然也在不斷地南征北討，然而，卻採取了先易後難、先弱後強的策略，這多少有點投機取巧的意味。在趙匡胤的骨子裡頭，似乎從來就缺少一種硬碰硬的鐵血氣概，總在玩弄著某種計謀與手腕，黃袍加身、杯酒釋兵權等莫不如此；在一些重大事情上，也顯得優柔寡斷，心中決定的事情卻無法果斷地進行，比如遷都之議就是如此。說得好聽一點是虛心開明、從善如流，而中國封建集權統治有時似乎需要某種說一不二的專橫獨斷才能解決實際問題。其實，在趙匡胤內心深處，並沒有把臣下視為平起平坐、平等對話的「夥伴」，而是嚴格意義上的君臣之別。「黃袍加身」後的趙匡胤由一名重臣一躍而為皇帝，昔日的戰友、同事眨眼間變為自己的臣子，他們真的心服口服了嗎？即使沒有，那三拜九叩的儀式，倒也很能讓他產生一種莫名的陶醉與滿足。然而，在那群俯首稱臣的黑壓壓的臣子中，卻有宰相一人與他同樣傲然地坐在椅中。如果往前再進一步，是否會取而代之登上龍椅呢？無論如何，這是趙匡胤不願想像、無法接受的。他最忌諱的事情可能就是皇位二字，絕不允許別人對他屁股下面的寶座產生任何非分之想。於是，他頒布了一項看似不大、卻影響國民心理人格的新的聖旨——廢除宰相在君前坐議之禮。也就是說，宰相晉見、議事不再賜坐，也得如普通臣子般匍匐於地、三拜九磕才行。而人的雙腿一屈，什麼人格、尊嚴也就全部消失殆盡了。如此一來，不僅普通百姓、政府大臣，就連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宰相也變得奴性十足、沒有人性了。在宋代封建專制集權統治之下，從上到下，也就徹底地「太監化」了——一種心理上的殘酷閹割。而那儼乎其然的皇帝，便是全國最高最大、最為變態的「太監」總頭目。
宋太祖趙匡胤的變態、柔弱與謀略不僅影響了當時的臣民，更深深地烙印在他所開創的帝國之中，作為一種「風格」瀰漫開來，成為有宋一代的「時尚」。
如果趙匡胤在篡奪後周政權後繼續推行北伐契丹的軍事方針，而不是調轉「槍口」首先向當時最為弱小的荊南小國開刀平定江南，那將會出現一種怎樣的局勢呢？兩強相碰，要麼一舉收復幽雲十六州，要麼倉皇敗北皇位岌岌可危。以趙匡胤的血性，自然不敢碰硬，沒有把握、風險太大的事情他似乎從來不做。表面看來，趙匡胤在平定南方的勝利中獲取了廣闊的領土，擴充了自己的力量，然而，長年累月的戰爭也使得原先的精銳有所喪失，內耗嚴重。而那些剛剛併入的分裂王國似乎並沒有壯大後來的北伐力量，也沒有成為有效的戰略後方。如果宋朝建國之初，就傾全力奪取曾被石敬瑭割讓出去的幽雲地區，然後一鼓作氣回身平南，先強後弱，所到之處要麼勢如破竹，要麼望風而降，統一天下將易如反掌。是先吃軟後拼硬，還是先攻強後對弱，兩種戰爭方略，孰優孰劣？在後人眼裡自然十分明了。
趙匡胤雖然對周邊弱小政權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但對迅疾如風的契丹鐵騎卻懷有一種深深的憂慮與恐懼，最使他擔憂的就是都城開封地勢平坦、無險可守。此時的開封，雖然後梁、後晉、後漢、後周都曾建都於此，後周時還對城郭宮殿進行過一番大規模的整修，但遼國一旦興兵，強大的鐵騎將如潮水般越過長城，無遮無攔地洶湧而至，一直涌到開封城下。一國之都，隨時面臨覆滅的危險，這不能說不是當權者的嚴重失誤。趙匡胤的黃袍加身乃從後周手中直接接管政權，定都開封的後周屬地方性割據政權，篡權之初的趙匡胤也只能承認這一現實。隨著地盤的擴大及形勢的發展，開封顯然不再適應作為宋朝國都。為了扭轉這一被動不利局面，趙匡胤開始考慮遷都，從而達到「據山河之勝，去冗兵」的目的。
宋太祖將新都的首選之地定為開封西部的洛陽。洛陽北有黃河，南有中嶽嵩山，西有秦嶺、澠池、函谷關等險要之處，東有咽喉要地成皋關（即虎牢關），周圍地勢平坦，水土豐美，交通極為便利。與開封相比，洛陽乃歷朝古都，文化根基深厚，經濟水平發達，軍事可攻可守。他從小生在洛陽長在洛陽，直到十二歲才離開，對那塊土地更是懷有一股特殊的親情。開封距洛陽也不太遠，遷移起來並不困難。一旦遷都洛陽，國都危險得以解除，各種壓力自然減輕，才有可能達到長治久安之效。
然而，太祖此議一出，卻遭到了大臣們的極力反對。這些勛臣貴戚在開封大都置有田產、莊園，遷都自然有損於他們的切身利益；不少人長期生活於此，住慣了，也不想動。在那些眾多的勸諫者中，鐵騎左右廂都指揮使李懷忠的理由似乎最為充分：「東京有汴渠漕運，才能運來江淮一帶每年數百萬斛漕米，供給守衛京都的幾十萬將士。陛下若遷都西京，糧運如何解決？況且府庫重兵全在大梁，根基不可動搖啊！」其實他的話根本不值一駁，洛陽不僅山河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