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跳過被歷代封建統治者尊崇的聖人孔子，通過董仲舒來敘說儒教，是因為以我的一管之見，認為董仲舒在儒學發展的歷史過程中所起的作用要遠遠超過孔子。
此前我們已有所論，孔子並非原始儒學的創始人，他不過以增刪、編訂、整理經書為手段，將宗教性質的原創儒學改造為積極入世的世俗儒學。他奠定了我們今日所認識的儒學之根基，但也不過就是諸子百家中的一門學說而已。即使我們承認孔子為儒學的創始人，也不過如墨翟之於墨家，老子之於道家，韓非之於法家，惠施、公孫龍之於名家，鄒衍之於陰陽家而已。作為諸子百家中的代表性人物，儘管在本家學說中居有至高無上的地位，但在相互爭鳴的百家中卻沒有什麼了不得的突出與炫耀之處。如果不是將儒家定於一尊，儒學雖屬顯學，也比法、墨、道等家高明不到哪裡去。司馬談曾在《論六家要旨》中對重要的諸子學說之優劣做過一番相當客觀、頗有見地的分析比較：
從上可以看出，司馬談最為推崇的還是與時而化的道家。然而，最後卻是「博而寡要，勞而少功」的儒家佔據了中國古代文化的「巢穴」，凌駕於其他各家之上，此中功績當數董仲舒一人。如果不是他的明確建議，漢武帝就是推崇儒家，也不會如局中人那般一下子就置對手於死地——凡與儒家相左的皆以行政手段全部罷黜，一個個「斬盡殺絕」。這樣的主意，只有互相攻訐、拆台的對手才能想得出來。董仲舒說出了封建君主想說而無法形諸語言的內容，就那麼一眨眼的功夫，中國傳統文化兩千多年的命運就被一雙看不見的「上帝之手」決定了。要說儒家的有功之臣，除了「畢功於一役」的董仲舒外，還能找出第二個可以與之比肩的嗎？因此，王充說「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儒學的正宗、代表及落腳點就在董仲舒一人。
當然，封建帝王之所以在諸子百家中看重、選擇了儒家，也因儒家有利於他們的統治。對此，梁啟超在《中國古代學術思潮之演變》中寫道：「周末大家，是與孔並者，無逾老墨。然墨氏主平等，大不利於專制；老氏主放任，亦不利於干涉，與霸者所持之術，固已異矣；唯孔學則嚴等差，貴秩序……於帝王馭民最為適合，故霸者竊取利用之，以宰制天下。」
儒學在董仲舒之前還只能算是一門學問，而一旦定於一尊，就成了一種「教」。教者，唯有一套凝固的模式，而少有發展與創新，比如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它們的教義自誕生之日起就已明確，後人所能做的，就是誠惶誠恐地信奉。當然，為了適應時代，少量的改造也是有的，但萬變不離其宗，教旨的框架與規範是怎麼也突破不了的。人們之所以將儒家、儒學稱為儒教，也在於它具有這種「萬變不離其宗」的「功能」。
董仲舒對儒家的功勞似有兩件，一是向漢武帝提建議，另一件便是將一輩子的心血耗於春秋公羊學的研究之上，並用它對儒家的學說加以改造。孔子的第一次改造使得原始儒學成為世俗儒學，而董仲舒的第二次大的改造則更是使它由早期的形而上「淪落」為統治者的一門地地道道的「馭民」工具——政治儒教。
董仲舒改造後的政治儒教影響了漢代及以後的政治、倫理、文化、經濟等方方面面的內容，改變了我們腳下這塊賴以生存的土壤，在此不得不略加闡述：
一、天人感應。這是董仲舒以陰陽五行原理為基礎構建的一套宇宙模式論，他認為，天地之間充滿著陰陽和五行之氣，人生活在地面，與天隔著一層氣，氣是天和人的中介，人與天正是通過陰陽與五行之氣進行精神層面的交流，相互感應，息息相通。天有所變，人有所感，只要細心體會，就不難發現兩者之間的對應關係。由此看來，若說董仲舒改造後的儒家沒有形而上的思辨色彩，似乎多少有點冤枉了他。只是他的這種宇宙論模式完全是為政治服務的，比如他將天人感應、陰陽相剋用於求雨止雨，以《春秋》推導災異之變。發展到後來，經學中的神學因素與讖諱迷信相結合，成為兩漢之際的一股思想濁流。這種與宗教巫術類似的畸變思想，其實質就是一種拙劣的騙術，它造成了中國文化史上極大的迷誤。而始作俑者就是董仲舒，這種發展的結果恐怕是他本人也沒有想到的。
二、平均主義。這與董仲舒的中和之理、陰陽平衡密切相關，他認為社會的動亂之源就是貧富不均，兩極分化，因此，治亂之本就在於調整平均，縮小貧富差別。然而，他的這種平均只是經濟的平均，與社會文化無關，他一再強調人們的地位應有所區別，貴賤應有不同的等級，服裝應有區別的標誌，朝廷應有不同的座位，民間應有尊卑老幼的順序。如果形成規定，就有章可循，各就各位，不會競爭，更不會鬧出亂子。孔子曾說過「不患寡而患不均」，而董仲舒第一次將這種思想形成具體化的措施獻給帝王，成為實施的制度。於是，劫貧濟富、平均主義的思想與行為一直影響至今。
三、性三品論。董仲舒將人性分為上中下三等，即所謂的聖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他的三性說對後代產生了廣泛的影響，逐漸演變為「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在南宋朱熹手中又變成了「天理」與「人慾」的關係。宋明理學家的「存天理，滅人慾」，便可在董仲舒身上找到清晰的發展脈絡。
四、義重於利。董仲舒提出了一個他認為具有普遍意義的原理，那就是「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這一思想為歷代儒者所推崇，朱熹曾將這兩句寫入《白鹿洞書院學規》之中。重義輕利，在中國古代一直佔據主導地位。
五、三綱五常。董仲舒認為：「天為君而覆露之，地為臣而持載之；陽為夫而生之，陰為婦而助之；春為父而生之，夏為子而養之……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後世儒家據此概括為君為臣綱，夫為妻綱，父為子綱。除仁、義之外，董仲舒還強調了智的重要，加上禮、信，便是仁、義、禮、智、信這所謂的「五常之道」。三綱五常，是其後封建宗法統治的思想主線，廣大民眾特別是婦女深受其「吃人」之害。
六、以《春秋》為準繩。儒學以《周易》的無所不包為源，一到孔子手中去掉形而上的內涵，再到董仲舒手裡僅以《春秋》一經為標準來衡量世間一切物事：他以《春秋》中的「愛人」反對一切戰爭，以《春秋》之褒貶明華夷之辨，從《春秋》中體會仁義之法，以《春秋》為例裁定訴訟、判斷案情，以《春秋》的用詞謹慎表達是非觀念及好惡情感……一句話，《春秋》就是儒教的根本，他一輩子耗盡心血為之研究的就是春秋公羊學。董仲舒定儒家於一尊，其他諸子百家的身影便模糊了、消失了，天地也因此而局促了；他只重儒家六部經典中的一部《春秋》，使得探索的空間更為狹隘；最後又縮小到只選擇、研究《春秋》三傳中的其中一門公羊學，那進入的孔洞與探討的範圍實在是窄之又窄了。董仲舒框定的這一研究模式與發展軌道無形中限制、束縛了一代又一代後人的目光與手腳。
由原始的宗教儒學而孔子的世俗儒學，再到董仲舒設立的政治儒教，儒家的視野日漸縮小、道路越走越窄。當它在宋明時期變成理學之後，就完全淪為統治者的「殺人」工具了。不知有多少仁人志士在它的束縛下空有一腔報國熱情含恨而終，不知有多少婦女被那「存人理，滅人慾」的禁欲主義奪去了鮮活的青春，不知有多少生命被它奴化變成一具具沒有靈魂的行屍走肉……
誰也沒有想到，曾經具有健康活力，誕生於中華本土、有著合理內核的儒學，竟走向了它的反面：
一、儒教成為虛偽的象徵。它的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的片面觀念，實際上就是在告訴人們怎樣做假。一部二十五史，弄不清哪裡是真，哪兒為假，讓人莫名所以。儒教的一套滅絕人性的倫理道德，就連他們本人都難以做到。比如大儒朱熹曾白字黑字地寫有「革盡人慾，盡復天理」之語，可據他的同僚葉紹翁揭發，朱熹不僅引誘尼姑二人為妾，還使得一名寡婦懷孕。朱熹無法抵賴，只得向皇帝謝罪說：「臣乃草茅賤士，章句腐儒，唯知偽學之傳，豈識明時之用。」儒教只能空言，不能實行；只能教人，不能律己；只有幼輩道德、家庭道德與國民道德，沒有長輩道德、社會道德與政府道德。
二、表面文明，實則野蠻。儒教的「男女授受不親」，發展到後來連夫妻也不得隨便親近，特別是把婦女不當人看待，要求女性纏足，認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不知有多少青春男女在禮教的幌子下受到戕害。世界歷史表明，越文明的民族，就越為開放；儒教的特別注重禮教，隔離男女，其實仍是一種野蠻習性的殘留。
三、反民主、反自由、反科學。儒教提倡貴賤尊卑的等級制，要求臣民認君王為父親，不允許思想、行為有任何自由：「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為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儒教只重人倫，鄙視科學，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重政》中特彆強調「能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