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國在大舉東進消滅六國的戰爭中，列國竟沒有過一次聯合反抗的行動，也許這樣的念頭都不曾有過。多次合縱抗秦，都被秦國的「連橫」之策破解，然後又一次次地重組，一次次地煙消雲散，恐怕六國早就對這些沒有效驗與結果的「遊戲」產生了厭倦。然而，儘管他們各自衰弱疲憊，只要放棄成見，真正聯合，抱成一團，凝成一股繩，構成堅固的同盟，中國的歷史恐怕也得重寫。
沒有聯合，只能說明六國確實衰弱腐敗到了極點，不亡也就不太正常了。想那六國先輩，在他們的王國與土地上該是揮灑過多少英氣與偉烈啊，而輪到這些末代子孫手中，竟連一點迴光返照都不曾有過，這不能不說是整個六國的悲哀。
沒有聯合，也就只有等著一個個挨宰消滅的命運了。
滅掉六國，統一中國實乃勢所必然。我們在前面就曾說過，如果不是嬴政，換上另一位秦王，他也會完成這一千秋大業。因此，秦王對歷史的貢獻與改變則是在他統一六國以後所採取的一系列執政綱領與施政措施。
公元前221年，秦國終於用武力完成了統一中國的大業。
這一年，嬴政三十九歲，正值人生壯年，精力充沛得令人吃驚，他還有好多大事要做，也將做出一些改變中國歷史的巨大事情。
大秦帝國成立後所面臨的頭等大事就是帝號的議立與國體的定位。
嬴政對中國政治的認識可比他親生父親呂不韋強多了，他深深懂得「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的道理。這時的秦王，再也不是過去那拘於西北一隅的秦王，而是全中國民眾的秦王。這名號，不僅是對嬴政功業的肯定，不僅是對他至高無上地位的確定，也是一種權威的象徵，一個具有特殊社會意義的符號，一種或耳聞或目睹就會產生宗教效應的崇拜。因此，嬴政對其相當認真而慎重，並發出一條詔諭道：「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
其時已升為廷尉的李斯特地招來全國最有學問的七十多位博士，聚在一起反反覆復地一議再議，這才跪拜進獻於上：「臣等謹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為『泰皇』。」
沒想到嬴政並不滿足於所謂最貴的「泰皇」，對此，史馬遷在《史記》中寫道：「始皇自以為功過五帝，地廣三王，而羞與之侔。」一個「羞」，活脫脫地勾現了嬴政的躊躇心態。他認為他的功業是絕對地空前，要超過被先民們神化了的三皇五帝中的任何一位。
於是，他就取三皇的一半——「皇」字，又取五帝的一半——「帝」字，集三皇五帝之尊於一身，整體大於部分之和，組合成「皇帝」二字，既源於三皇五帝，又高出其上，這才稱心如意。
對這取名，嬴政也可謂挖空心思絞盡腦汁了，但也不能不說他是一個深刻了解中國土壤的封建大帝。嬴政自稱始皇帝，他的直系血脈雖然沒有像他所期望的那樣「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但他廣義的子孫們卻將這一名號長期沿用。兩千多年以來，該有多少人對這一名號趨之若鶩並被扭曲變態啊！直到本世紀初，國人在西方民主思想的啟蒙下推翻了帝制，中華大地上還先後上演過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日本扶立東北「滿州國」等鬧劇與醜劇。
名號既立，國家體制似乎已不成問題，它承續著秦國先君特別是商鞅變法以來的傳統，並在征服六國的統一戰爭中不斷發展、改進、完善，已基本上形成了一種較為穩定的模式——封建集權。
要想弄清嬴政對此所起的個人作用多大，對中國歷史的影響與改變多深，在此，我們有必要追溯、回顧一下中國政體的發展與演化。
中國的自然環境先天性地決定了中華民族的生活方式、精神文化及其政體性質。
華夏文明的誕生之地有著與其他文明不同的地理環境，四周的浩瀚大海與高山大漠形成了一個相當封閉的圈子拘束了人們的生存活動範圍。黃河長江的滋潤、豐沛的雨水、溫暖的氣候、質地疏鬆有著天然肥力的土地，這一切，決定了華夏先民文明之始，就是「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耕生活方式。受這一文明的影響，華夏先民腳踏實地，安分守己，講究禮義等級秩序，具有很強的道德倫理觀念。這些，構成了中華黃色文明的特徵。
華夏社會結構的進化，經歷了由群隊而部落而酋邦，最後過渡到國家的歷程。
群隊和部落是先民們在原始漁獵時代的社會結構形式，是相互間自願結盟的產物，內部成員關係平等，沒有正規的政治組織領導人。傳說中的神農嘗百草、伏羲氏教民結網漁獵就屬這一時期。
隨著農業文明的定型與成熟，各部落便擁有了相對固定的耕作地盤與生活圈子。為了發展與擴張，部落間的矛盾與衝突日趨激烈，最後不得不用戰爭的方式才能得到解決。而酋邦，就是部落間相互吞併的結果，這種建立在武力征服下的社會結構自然就具有了剝削與壓迫的性質。進入酋邦後，酋長擁有真正的實權，形成了一個金字塔式的權力結構，酋長位居頂端，下面是唯命是從的各級大小官員，後來又凝固為永久世襲的特權制度。這就是傳說中的黃帝、炎帝相爭及炎黃聯合大戰蚩尤時代，此後的堯舜禹時期，也屬酋邦性質。
水利是農業的命脈，是華夏先民的生存基礎。因此，他們不得不由單獨而微弱的個體聯合成一個力量強大的集體共同治理水源。於是，大禹在治水的過程中獲得了一種至高無上的個人權威，完成了從神到人的偶像崇拜。
禹之子啟繼位，王權世代相襲成為夏朝的一種特權制度，這便標誌著中國早期國家的形成。當酋邦向國家轉化後，就在政體上繼承了個人統治的遺產，從中發展出某個人對其他人實施無限而絕對的權力統治的政治結構，這，也是人類最早的專制主義模式。
華夏先民在早期的農業耕作方式下，必然固守於一塊不大不小的固定地盤，對外很少交往，血緣關係形成相互間聯繫的一條重要紐帶。慢慢地，就形成了一套凝固的宗法制度，周王朝的政體結構——分封制就是建立在宗法制家族組織之上的。宗法結構的核心內涵如王權的嫡長子世襲制、宗君合一、集政權與神權為一體、金字塔結構及政治組織系統的嚴密完整尊卑有序、帝王以孝治天下的家國同構模式等，在兩千多的封建社會裡一直發揮著它的強大作用，直到今天，仍在人們的生活觀念中起著潛在而深刻的影響。
也就是說，中國的自然環境與生存、生活方式決定了它的政體只能是建立在宗法制度之上的封建專制統治。這是華夏大地幾千年乃至上萬年發展的自然結果，並非某一個人能於一朝一夕可以「扭轉乾坤」加以改變的。就連風雲激蕩、巨濤狂卷的春秋戰國時代，在政治上也無法攪動傳統的宗法觀念，無法觸動封建集權的政治根基。王權與專制，似乎從來就沒有被任何一個先民產生過半點懷疑，哪怕中國古代最為賢哲的聖人，也不得不既誠惶誠恐、又心悅誠服地跪拜在它的腳下。在流傳至今的所有先秦時期的文字典籍中，無論怎樣搜尋，也找不到有關呼籲民主的片言隻語。
如果我們將目光稍稍移開，投向具有現代西方民主之源的古希臘做一短暫停留，許多一直纏繞著我們的困惑，也許能夠豁然而解。
與前秦處於同一時期並可相互比肩相互媲美的古希臘文明，其發展之源——自然地理環境與中華截然不同。希臘是全歐洲山陵最多、地面分割最為破碎的國家，山多地少，土地貧瘠，降雨主要集中在秋冬分布不均，這些自然條件註定了不能以糧食作物構成希臘的經濟之源，大都依靠海外採購。然而，希臘在整個地中海地區處於中心位置，海岸線曲折綿長，港口眾多，擁有無與倫比的海上優勢，他們是商人、旅客、海盜、掮客、冒險家，創造的是一種有別於黃色文明的藍色文明——殖民、綜合而開放。
希臘人從未束縛於一塊狹小的地盤，他們要向海外運進糧食，進行海外貿易，向海外殖民，大海，就是他們無拘無束活動著的廣闊舞台。為了生存與利益，人們間的聯合，不時的重組，很快就打破了氏族血緣關係。個人的才智得到最大限度的發揮，他們年輕，充滿活力與激情。相互間的聯合必然導致現代意義上的法律雛形——合同與契約的誕生。而建立在互惠互利、互相自願、平等自由等基礎之上的法律，就是民主制度的實質與象徵。
雅典是由部落聯盟之間的合併而過渡到國家的，即希臘史上著名的「統一運動」。部落聯盟時期，就有了貴族會議、人民大會、最高軍事統帥的三權制政治形式。統一運動的發生，主要是居民成分及居住方式發生了變化，是社會內部因素改變的結果。也就是說，雅典國家機構的建立，是和平的、立法的，而不是暴力征服的產物。
由部落聯盟和平轉變為國家的雅典，國家機構繼承了部落聯盟時期的三權制，其貴族會議演變為元老院，人民大會以公民大會的形式保留下來，最高軍事統帥的職能被三位最高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