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於到了魯迅。
如果把這組文章的寫作過程比作一次登山，那麼，無疑，現在我來到了最高那座峰的腳下。其實，在之前的旅程上，每當我思緒混亂時，便會仰頭，撥開繚繞的迷霧尋找著重巒疊嶂背後那想像中的一抹白色，於是就能感到一股溫暖的寒氣，不多時便可以冷靜下來——我認為，這個世界上，是沒有任何東西能掩住那座山峰的；而那峰頂，一定覆蓋著厚厚一層由岩漿凝成的皚皚白雪，即使海枯石爛，也不會消融絲毫。於是每完成一篇，便多一重欣喜，因為離這座大山又近了一步；更是很有信心地認為，自己一定能將這篇文章寫得特別出色，畢竟這是朝聖，而不是觀光。
然而開始攀登後才發覺自己的力量實在小得可憐，面對巍峨，竟然提不動了手中的筆。除了瞻仰，我根本無法對這座山進行任何全面的描述，即使只是一角山嶴，也足以使我用一生徜徉其中。於是便想放棄，但實在心有不甘，可每次提筆卻又頹然垂下。如此苦思多日，究竟想出個法子，既然我沒有能力俯瞰剖析這座大山，那何不轉換一下角度，看看山四周的景色，好好想想：這座山的出現，到底是偶然還是必然？或者，是誰的力量，使得這高山突兀地出現在我們面前，離我們這麼的近，近到令我無數次地假設，如果醫學能幫助先生度過1936年，也許會有一段時期，我能與先生在同一片藍天下呼吸，那可是需要幾世修來的幸運哪！
於是，我把目光投向了大山的邊緣，那山脈綿延而來的方向。
1929年，魯迅又一次打起了官司。與四年前那次因「女師大風波」被免職，從而起訴以章士釗為總長的教育部不同，這次的被告是他北大的學生李小峰。李還有一個身份，是魯迅合作多年的出版商。原因是李小峰的北新書局暗中剋扣了魯迅大筆版稅。8月12日早，他「寄李小峰信，告以停編《奔流》」，下午便約請律師；次日委以楊律師「向北新書局索取版稅之權」。當然，這場官司沒有疑義，理直氣壯的魯迅贏了。李小峰解釋道歉後，11個月內結清歷年所欠魯迅的版稅；雙方依據《著作權實施細則》重新簽訂合同，繼續合作。經過此次對簿公堂，魯迅追回了版稅八千二百多元。
且不提魯迅在世人心目中的神聖地位，即使只是普通文人，在一般人眼裡也是高潔的，而金錢不用說是庸俗骯髒的；任何把兩者扯在一起的行為都是對文人、對文化的褻瀆。當年鄭燮遊戲人間，掛出《板橋潤格》，說什麼「大幅六兩，中幅四兩，小幅二兩；書條、對聯一兩；扇子、斗方五錢」，對自己的書畫明碼標價就曾激起過軒然大波——怎麼能把偉大的作品像米面豬肉一般，堆在攤子上論斤兩賣呢？然而，這只是表面現象，古往今來，文人其實一直靠出賣為生。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做買賣又從來就被看成下賤的活計，世世代代文人最大的出息，就是把自己賣了，得個好價錢，痛快一番，方不枉來人世間走一遭。不是連孔聖人都大聲吆喝嗎：「沽之哉！沽之哉！吾待賈者也！」——賣了啊，賣了啊，我等著主顧啊！
與其他生意不同，文人看得上的主顧很少，或者應該說，真正能買下他們的主顧只有一個，這也正是文人自命清高的原因。「學成文武業，售予帝王家」，說好聽些，此番交易是為了「兼濟天下」，說白了，家天下的時代，不過是給皇上打工。科舉，不正是一條沿用千年的採購標準嗎？無怪爭得頭破血流，畢竟報酬豐厚，雖說不能人人高官厚祿，一旦售了，能養上幾個小妾的待遇總是少不了的。
可既是買賣，賣方便不能不多少看看買方眼色。傲岸如太白，可以由著性子戲弄看不順眼的大小官員，有機會甚至還作弄太監頭子高力士一把，讓他給自己脫臭靴子，可見了玄宗，饒是喝得再醉，還是得掙扎著規規矩矩地叩拜的。你可以不用摧眉折腰事權貴，千金散盡還復來，可那千金畢竟是皇上賜的，你能不彎上幾回腰嗎？真沒了千金，你李白種地去還是喝西北風去？總不能一輩子死皮賴臉地讓別人典當五花馬千金裘供你將進酒啊！
當然，實在窮極了，把投售的對象從金鑾殿上降下來，懷裡揣著一大卷稿子，向有能力購買的權貴豪商四處登門推銷，打打秋風，也是一條活路。不過這樣一來，跪拜的頻率愈發的高，可能從此就再站不起身了。如果這條路也走不通，那就只好做塾師做師爺去了，這已經完全是一種行業了，從頭到腳是個夥計，一切都得由東家說了算。
經濟能否自立對人格獨立的重要作用，魯迅看得很明白。1923年12月，魯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做了個著名的演講：《娜拉走後怎樣》。他說：「夢是好的；否則，錢是要緊的。錢這個字很難聽，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們所非笑，但我總覺得……錢，——高雅的說罷，就是經濟，是最要緊的了。自由固不是錢所能買到的，但能夠為錢所賣掉。人類有一個大缺點，就是常常要飢餓。為補救這缺點起見，為準備不做傀儡起見，在目下的社會裡，經濟權就見得最要緊了」。
正因為魯迅明白這個道理，所以他對自己的經濟狀況很重視，必要時甚至不惜鬧上公堂。一部《魯迅日記》，幾乎就是一本明細帳，他自己也說過：「我的日記……寫的是信札往來、銀錢收付……例如：二月二日晴，得A信；B來。三月三日雨，收C校薪水X元……」
可誰也不會說魯迅是個財迷；誰都清楚，魯迅掙錢，正如匠人收集鋼鐵，正如戰士吃飽肚子，都是為了能有充足的兵刃和力氣，去掙脫所有的束縛，在天地之間站起身來，直立著，戰鬥。
文人的買賣延續了幾千年，但能賣出好價錢的，卻往往不是所謂真正的文學。賣得最好的當然是能有管家的本事，幫忙打理天下，春種秋收，追租放債，彈壓刁民，能攬上這等活自是文人的終極目標。次一等賣的是「幫閑文學」，奉承湊趣，篾片的幹活，典型人物是陳後主手下江總之流宮廷「狎客」，歷代四平八穩歌功頌德的「承製」詩詞、「廟堂文學」，就是這類馬屁文章的範本，連李白的「雲想衣裳花想容」，也得歸入這個範圍。
而那些文人的真玩意，能世代流傳的佳作，卻因為真情流露，大多「不平則鳴」，有股濃濃的酸澀味，多為主上所不喜。孟浩然一句「不才明主棄」、柳永一句「自是白衣卿相」，皇上豈能看不出其中的牢騷？那好，朕就依你做明主棄了你，放你做白衣卿相去吧。一聲欽此，買賣不成，這輩子就算是潦倒了。即使真有人欣賞你的文才，至多也不過儘力周濟幾回。好像誰也沒想過靠出書發家。好文章問世，洛陽紙貴，喜的是賣紙的，不是寫文的；文人自己出集，雇刻工，選木料，更是貼錢的勾當。即使是明後，出版業大興，可作者還是撈不著多大油水，書商請來的編輯也只能是勉強糊口——《儒林外史》中馬二先生正是例子。更沒聽說過幾大名著中哪位作者發了財，相反還常遮遮掩掩的，如寫《金瓶梅》的，惟恐讓人知道自己寫這些不上檯面的玩意。曠世絕作《紅樓夢》，當時便已名聲大噪，連皇帝在深宮都聽說了，可憐雪芹還是窮得常常喝稀粥度日。
可以說，歷朝歷代，文人的作品都沒有真正投放市場，即便能達到有水井處便有人傳唱的受歡迎程度，可除了能為把自己賣給朝廷、權貴造些聲勢做點廣告外，一直沒能同經濟掛上鉤。這種現象久了，反倒使一般人，甚至文人自己，都以為文人應該是口不言阿堵，白衣飄飄，不食人間煙火的「藐姑射仙人」。卻忘了，自己的膝蓋早已不知不覺跪了下來。
但自古來真正的文人都是希望自己的腰板能夠直些的，如陶淵明那樣，不為下一頓飯操心，又不用俯仰別人的鼻息，是世代混跡在「人間臭腐場」的文人的美夢。無奈離開人家屋檐下便得餓肚子，只好一輩輩忍著。一旦時機成熟，自己的玩意兒居然能賣錢，那當然不能放過。鄭板橋名列「揚州八怪」，嬉笑怒罵嘯傲江湖，一個只做過七品芝麻官的醜八怪（鄭燮自稱「板橋貌寢」——寢，丑也），能活得如此瀟洒，支撐著他的，還不是潤格帶來的收益嗎？
從板橋的書畫買賣生意興隆也可以看出，文人的市場已經在悄悄拓展。社會按著自己的步伐前進，到了魯迅的時代，居然可以憑著賣文過活了，甚至，還可以活得不錯。據計算，魯迅後期賣文收入至少可以達每月500元，而當時1元的購買力約相當於今天人民幣30到40元。老舍說在二十年代，一份肉絲炒三個油撕火燒，一碗餛飩帶卧兩個雞子，只要一毛二三就可以開付；要是再花兩分錢，那就頗可以弄一壺白干兒喝喝了——區區一毛五便可美美吃上一頓。而三十年代物價再漲，也不過是「十六七年前的一百塊是可以當現在二百塊用的」。很多學者，陳明遠等人，早考證過了（本文有關魯迅經濟情況基本根據陳先生的考證），根據當時的物價，一個四五口之家，11元即可維持一個月的生活。
文人能掙這份錢，是李白他們不能想像的：正如他們不能想像世界上會出現報紙、雜誌這種玩意，滿大街吆喝著賣；正如他們不能想像，